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是“十四五”規劃即將啟動的關鍵之年。但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國經濟面臨著嚴峻挑戰。在經濟恢復過程中，數字經濟成為重要力量，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共識。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為北京舉辦的“服貿會”致辭時強調，要積極促進數字經濟蓬勃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國內國外形勢複雜多變，不變的是發展數字經濟是各國共識。那麼，我國採取了哪些措施來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各地區在積極發展數字經濟的時候應注意哪些問題？“十四五”規劃中數字經濟的發展重點該放在哪些方面？工信部賽迪集團總經理兼賽迪顧問總裁秦海林接受了《中國信息界》的採訪。
Q1
《中國信息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並提出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您怎樣理解國家把“兩新一重”作為工作抓手？“兩新一重”建設對於發展數字經濟將起到什麼作用？
秦海林 ：“兩新一重”是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世界經貿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
“兩新一重”與數字經濟的關係，可以從數字經濟的構成來分析。
數字經濟主要包括四大板塊，即：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和數字治理。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指滿足未來產業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包含5G、工業互聯網等，這些都與數字經濟密切相關。
產業數字化主要指的是推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的一種路徑，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工業企業的提質增效。數字產業化則是使數字不只停留在工具層面，而是實現數字的商業化。無論是產業數字化還是數字產業化，都需要鋪設基本的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中包含光纜光電、通信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
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我們很關注的是數字經濟裡面的一個重要的要素——數據。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把數據作為一種新興的生產要素來參與分配，而搞好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才能使數據這一新興生產要素的價值充分發揮出來。
新型城鎮化建設與數字經濟中的數字治理密切相關。過去我們講的是智慧城市，現在更多提的是數字城市。可以說，一個城市的發展與數字密切相關，需要把各個領域的數據在城市的一個平臺上實現，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城市大腦，它能夠快速的把一些信息彙總起來，並且為重大決策提供參考。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也要納入數字經濟中，要與數字經濟的內容相融合。我們要提高交通、水利的便利性，在治理、管理上脫離不開數字化技術、手段。
所以說，“兩重一新”的提出是為數字經濟發展明確了一個基本的方向，將會對數字經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Q2
《中國信息界》
數字經濟，不僅要發展新經濟、新業態，而且要推動傳統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您認為，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情況如何？有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著重做好哪些工作？
秦海林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都是數字經濟中的重要技術，將數字技術、數字業態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就是將數字產業化。之前我國強調推進兩化融合，即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現在更加明確、更加具體地提出數字化與實體經濟相融合，用數字化的手段推動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當前數字產業化還處於一個探索階段。很多數字化企業，比如人工智能企業、大數據企業和互聯網企業，都在積極尋找在製造業等實體經濟領域的應用場景。
這些數字化企業正在建立一套自己的解決方案。比如，百度作為一家互聯網企業，卻在嘗試向無人駕駛這樣的汽車產業延伸，這就有可能創新出新的業態、新的產品。
此外，製造業等領域的傳統企業也在推動數字化轉型，在轉型的過程中又衍生出一些新業態，使得傳統企業也具備了向外輸出數字化解決方案的能力。比如，三一重工、海爾等企業都在建立本行業的工業互聯網平臺，通過這種方式在縱向上打通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正是這樣的頭部企業帶動了產業鏈的上下游互動與信息交互，這是在本行業內實現的一種數字化轉型。同時，有的企業還為其他行業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比如，三一重工的解決方案跨領域為其他行業服務，這必然會引發一些新的業態變化。當然這種業態的變化仍在探索之中，現在還沒有特別好的成功模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要看到，向其他行業傳輸解決方案時，難以避免會遇到一些行業壁壘。比如，三一重工作為一家工程機械領域的企業，如果去向一家紡織企業提供其工業互聯網解決方案的話，肯定會面臨不瞭解紡織行業的問題。所以跨行業的進入門檻比較高，需要對涉及的行業有深入的瞭解，才能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
工業互聯網要發展，必然面臨跨行業的標準統一問題。如果建立一個通行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打通不同行業，那麼工業就不再是工業了，甚至不存在行業之間的界限。
其實我們現在還不太清楚這些變化會是怎樣的，隨著科技發展，產業會不會也要重構。比如，競爭對手不再是來自於同行業，而是來自跨行業。舉個簡單的例子，膠片不是被膠片行業的企業消滅了，而是被數碼相機替代了；數碼相機，也不是被相機領域的競爭對手打敗了，而是被手機廠商逐漸替代了。所以說，現在還處在探索的階段。
Q3
《中國信息界》
當前，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各級地方政府紛紛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您認為，數字經濟將如何賦能地區經濟發展？
秦海林 ：要發展地區數字經濟，一定要結合當地的產業發展特點。
比如，杭州市發展數字經濟走的是數字產業化的發展路徑，主要是圍繞阿里巴巴，培育更多的數字化企業，把數字變成一種產業，把數字這種工具商業化、市場化，形成新的商業模式。
又比如，貴州省在發展數字經濟中從大數據著手，主要是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貴州省天氣清涼溫和、有大片的森林、電價便宜，適合建設數據中心。
還有內蒙古自治區也提出來要發展大數據，同樣是利自身的資源稟賦，但又與貴州省有所不同。一方面，內蒙古自治區土地廣闊，電價也便宜，天氣溫和，這些與貴州省相似；另一方面，內蒙古自治區利用自身獨特的地理位置，發展數字貿易。呼和浩特市建立了一個新區——斯林格爾，為蒙古、俄羅斯以及我國北方的邊遠地區提供數字貿易服務。
可見，無論是哪個地區，要發展數字經濟，只有充分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及資源優勢，打造自己的數字經濟特點，才有可能成功。
Q4
《中國信息界》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十四五”規劃即將啟動。當前，逆全球化思潮興起，一些國家單邊主義盛行，我國的5G等高科技企業在海外受到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西方國家的阻撓，芯片等關鍵技術、設備又面臨被外國“卡脖子”的困境。在這樣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您對於我國“十四五”期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有哪些建議？您認為發展重點應放在哪些方面？
秦海林 ：“十四五”規劃，需要與我國的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等相適應。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時，深刻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列舉了一系列不利局面，如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如何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一新的發展戰略，我認為，這就是說，我們要有自己的底線思維。以前我們是到國際市場上“買買買”，現在我們要意識到，以後更需要的是以自主創新為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干擾將長期存在，我們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不要再抱有什麼幻想。當然，我們並不是要放棄與其他國家的開放合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我國提出“一帶一路”這樣的戰略倡議，就是要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
因此，在制定“十四五”規劃的時候，一定要抓住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主線，去佈局、去實施。
就數字經濟而言，我認為，“十四五”期間，我國要加大數字貿易的發展，推動服務貿易的對外輸出，增加我國服務貿易的輸出比例。
以往中美之間的貿易，我國對美國雖然有順差，但主要是在貨物貿易上順差，而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對我國是順差，所以我們現在非常重視服務貿易的輸出。9月，北京舉辦了“服貿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致辭中提出，要順應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趨勢，助推服務貿易數字化進程，加快數字領域國際合作，積極促進數字經濟蓬勃發展。
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數字貿易的發展非常重要。現在我們要打開國內國際雙循環，而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世界前列，有的技術已處於領先地位，這為我們更多地輸出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同時，貨物貿易現在面臨著很大的成本、供應鏈問題，加之受海外疫情影響，國際的進出口貨物貿易面臨重大的調整和挑戰，而我們現在可以通過數字貿易、服務貿易來突破這種物理空間的限制。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十四五”規劃制定，專門為此召開座談會，由此可見，我國的數字經濟能不能快速發展，並且形成規模，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關鍵在於“十四五”規劃的這5年。
此外，在“十四五”期間，在數字經濟領域，對於核心技術，被外國“卡脖子”的技術，我們要加強攻克。同時，我們還應進一步增強風險意識。隨著逆全球化思維的蔓延，我們意識到以前的風險意識還不夠，過度依賴於全球化。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有風險意識，要有機遇意識。現在，數字經濟的機遇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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