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爆火，為活躍經濟，全國各大城市陸續出臺政策，支持地攤、夜市、小店等經濟形態。
說起“擺地攤”，很容易讓人想起宋朝畫家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
這幅刻畫了東京汴梁及汴河兩岸繁華熱鬧街景的傳世名畫，畫面中人頭攢動，除了店鋪作坊、茶房酒肆，最多的就是販夫走卒、行商攤販。
五花八門的路邊攤、走街串巷的貨擔郎，雨具、刀剪、雜貨、首飾、藤籃……各色器物應有盡有。
在重農主義的封建王朝中，有如此繁榮的商業現象，一方面得益於隋唐以來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另一方面，也跟宋王朝採取的財政稅收政策有關。
為壯大經濟，宋王朝用過減稅減租等政策
宋代文學家蘇軾曾講：“平生當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每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聽訟為人真得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饑民,三樂也。"
三樂當中，第一樂，講的就是遇災減稅。
元祐四年（1089年）夏天，蘇軾到杭州上任不久，杭州遭遇大旱，接踵而至的是饑荒和瘟疫。
蘇軾多次上奏災情，請求救濟。不久，宋哲宗就下令用兩浙路上供米20萬石用於救災，並免去了當年度兩浙路上供米數的三分之一。
根據宋朝規定，凡遇戰爭、饑荒，或土地遭河流改道、洪水衝擊等破壞，短時間內無法從事生產的，不但要減免當年的土地稅收，還要根據情況減免若干年內的稅賦。
如果遭受的災害是臨時性的，則根據嚴重程度加以區分，受災十分之七以上的，停徵稅賦；受災十分之七以內的，則要根據窮富情況，酌情處置。
除了直接免稅外，宋朝還採取了推遲徵收（展限）和暫停徵收（倚閣）兩種方式，減輕災年繳稅的痛苦。
另外，針對城市居民，有時還會採取免租等政策，減輕生活負擔。
南北宋期間，城市中多數人都是租房居住。北宋初年，甚至連宰相也是租房住。仁宗朝宰相韓琦：“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待到南宋時期，大量移民移居江南，造成了江南幾大城市房租高漲。
宋高宗時期，為了安撫居民，曾發佈詔令減免江浙兩地城市居民的房租。如租住的是公房，可以免交三個月的租金；如果租住的民房，可以只交原來房租的一半。
此後，宋孝宗、光宗、寧宗和理宗在位時，也都頻繁發佈減免房租的通知。南宋人周密《武林舊事》記述：“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環（一文）。”也就是一年可能都不收一分錢。
鼓勵商貿，外貿撐起三分之一財政收入
從財政角度來說，宋在軍事上採取締結盟約的策略，決定了其勢必要付出更多的財力去維持邊境的穩定。
財政的擴展，推動著北宋政府必須去擴展稅源。宋繼承了唐以來兩稅法，顯然基於農業的傳統稅源無法提供足夠的財力，於是宋朝對商貿的態度異常開明。
首先，宋朝的買賣打破了唐朝坊市制度的界限。
漢唐時的都市，實行封閉式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內，商店集中在市內，坊與市四周築有圍牆，交易4102也有時限。
但從北宋開始，城內城外都可開設商店，小商小販也十分普遍。此外，宵禁制度也被徹底取消，於是，有了夜市，有了酒樓，有了《清明上河圖》中汴京的繁華。
其次，鼓勵海外貿易。
漢唐時期已有絲綢之路，但到宋朝，被北部西夏、吐蕃等軍事力量阻截，宋另闢蹊徑，開創了海上貿易的繁榮。
宋滅南漢後，接管了廣州，成立了最早的市舶司——廣州舶司。
特別是到了南宋，因北方戰事頻繁，稅源減少，經濟壓力不小，不得不想方設法開闢新的財政來源，因而更加重視海外貿易。
《宋會要輯稿》中曾記錄，宋高宗說，“市舶之用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
宋朝進一步完善了建於唐代的市舶機構，而且疏浚海港，增闢口岸，鼓勵外商來華貿易，還對市舶官員招徠蕃商的成績予以獎懲。如宋高宗有詔令保護蕃商，“有虧蕃商者，皆重置其罪”
北宋中期，市舶為宋貢獻了40萬貫左右。到南宋初年，市舶的貢獻已達150餘萬貫，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再到南宋中期，市舶司提供的財政收入，一度佔南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
范仲淹的宴遊興造
在現代社會，政府通常會通過擴大投資與鼓勵消費來拉動經濟。
而沈括的《夢溪筆談》記有類似的例子：
皇佑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範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
發生災害後，范仲淹除了給饑民“發粟”之外，還“縱民競渡”，鼓勵民間多辦些賽龍舟活動，鼓勵居民出遊觀看比賽。自己則每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又叫來杭州的“諸佛寺主首”，告訴他們：“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
范仲淹的做法，引起了監司的彈劾，告發范仲淹愛好遊樂、浪費金錢、勞民傷財。
結果事後范仲淹辯解，“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僱傭貧窮百姓可以讓他們不至於失業，有了收入能自己買衣食，又可以活躍市場。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不就是擴大投資與鼓勵消費來拉動經濟的理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