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世界各國的政體中，有這麼有一種政體較為特殊：政教合一。這指的是政治領袖同時兼為宗教領袖，或者宗教領袖同時兼為政治領袖的政體。這種政體比較古典，事實上政教分離是現代政治學的一項基本原則，這道理也很簡單，因為以客觀的態度對待客觀事物、科技與宗教分開、政治不受特定宗教勢力擺佈，這是形成現代社會的基本土壤，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所以，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諸國，通常都是先擺脫了宗教禁錮，漸漸世俗化之後才能強大的，不過，在近代列強之中，有一個國家除外，其傳統宗教勢力不僅沒有消退，反而還大大加強了，於是形成了人類文明史中一個相當極端也相當另類的政權——舊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的本土及殖民地
雖然絕大多數人印象中的政教合一國家都是些中世紀的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國家，把“政教合一”這個詞套在日本身上，很多人會感覺有些突兀，因為按照東亞地區的人文特質，這一帶的本土宗教，或者是已經本土化的宗教（佛教），通常都是多神教，而且一般都服從世俗政權，且儒學思想一般佔據絕對主流，宗教影響從來就很有限，這種文化土壤很難形成政教合一體系。
但，愣就是出了日本這麼一個特例，日本帝國應該是全世界最後一個奉行政教合一政權的世界級強國，它奉行的是“國家神道”，雖然當時日本政府將神道視為一種“信仰”而非宗教，但實際上等同於政教合一。所以，後來日本帝國的一系列極端行為，某種程度也能理解為極端宗教主義所帶來的極端狂熱。
中國歷史上最知名的政教合一政權是太平天國政權，然而其崇尚的是拜上帝教（一神教）
這種情況是怎麼發生的呢？說到這裡，大家先要簡單瞭解一下神道教。
神道教是日本的原生傳統宗教，奠基於日本自古以來的民間信仰與自然崇拜，特色是將世間萬物中令人敬畏及崇拜的均視為神，從山、海之類的自然界物體或現象、祖靈、傳統神話中的神祇與英雄、乃至各種幽靈等皆是，由於神靈極多，所以有種誇張說法是“八百萬神”，大家應該能看出來，這是一種“泛靈多神信仰”。
從宗教學的意義上來說，“泛靈多神信仰”並不是一種很嚴密的意識形態，只是從原始社會的自然崇拜而衍生出的一種民俗信仰，這一點以中國本土宗教類比吧，中國的本土宗教是道教，道教的特點和神道教有一定相似之處，現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實際上沒有什麼特定的宗教信仰，但事實上，中國絕大多數人都還是保留了一些道教民俗的，比如：祭拜祖先、拜灶王爺、葬禮的儀式等，都能理解為一種道教儀式。
不過，一般也就到此為止，日常生活方面還是該幹嘛幹嘛，現代的日本人對待神道教的態度，其實絕大多數和中國人對待道教一樣了，但就是100多年前，日本人愣就是把這種泛靈信仰變成了一種極端化的宗教。
電影《南京！南京！》片末的祭祀招魂舞(和太鼓音樂)，這便是神道教的一種宗教儀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隊實際可以理解為被極端宗教思想洗腦的亡命之徒。
日本人把神道教當成國教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的，1870年（明治三年），明治天皇發佈《大教宣佈》詔書，神道的地位得到確立：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継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於上，風俗美於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汙隆，道有顕晦，治教之不洽也久矣。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佈教天下。汝群臣眾庶，其體斯旨。”——明治3年1月3日（1870年2月3日），明治天皇作大教宣佈詔書
這之後，日本明治政府開始對神道教進行正規化，比如廢除神職的世襲制，神職改為選任制、對全國範圍內的神社和神職進行了序列化等。
不過，東方民族通常都很受漢傳佛教影響，日本也不例外，所以日本隨後就進行了“廢佛毀釋運動”，大量佛寺、佛像受到極端分子摧毀，不過，“廢佛毀釋”事實上並不是新政府本意，新政府的本意是“神佛分離”，希望是將佛教和神道教徹底分離開（類似中國古代“三教合一”，日本古代實際上也出現了將神道教和佛教融合的“神佛習合”現象）。
日本著名動畫《浪客劍心》中有關“廢佛毀釋”的情節，這一極端國策給日本佛教界以及無辜民眾帶來巨大災難。
那麼，日本人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很有意思，先要知道，如果硬要從法律上來說，日本明治憲法明記日本國民享有信仰自由，但在實際執行上，信仰自由被限定在不與國家神道牴觸的範圍內。日本政府並不承認自己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日本政府提出“神道非宗教論”，即國家神道並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道德傳統和愛國實踐，國民有信仰神道教的義務。
昭和時代的日元紙幣。票面上印刷的靖國神社是國家神道的象徵之一
也就是說，神道教事實上統治工具的色彩更重。日本帝國政府對其進行了改造，比如傳統的神道並不強調對天皇的崇拜，但“國家神道”宣揚對天皇的崇拜，根據國家神道的教義，天皇是“現人神”，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神道教愈發極端化，在此之前，神社的神官普遍儘量避免涉及政治問題，而是專注於進行宗教儀式，很少主動向他人宣講國家神道中對天皇的崇拜等涉及意識形態的內容。
日本形成這種情況，宏觀上看有外部的地緣特性和內部地理特點兩個因素，首先日本列島總體上的地緣環境很封閉，雖然仍然屬於漢字文化圈，但確是漢字文化圈中最疏離的一個，所以相對於朝鮮和越南幾乎全套照搬中華體系，日本的文明最為獨特，這體現在意識形態上，就是儒學的影響程度相對較低，而本土思想影響力極多。日本歷史上的文明進步有明顯的“躍升”特性，即短時間通過大量吸收外來先進文明，使得自身文明程度飛速進步（主要是渡來飛躍、遣唐使、明治維新幾個），但這種文明提升往往同時會極大帶有舊文明的殘留，比如原始泛靈信仰，就在日本殘留地很嚴重。同時，孤立環境也會形成一種獨特的文明認同，比如弘安之役（蒙古侵略日本失敗）後，日本統治階級就有一種“神國”思想，認為日本是獨一無二的天神後裔建立的國家，這就給後來極端化的神道思想留下基礎。
然後從內部來看，日本國內的地理環境也相當複雜，雖然日本列島總體面積不大，但是卻被山川劃分地支離破碎，所以日本古代極難形成大一統政權，而是地方豪強實力強大，中國人有印象的可能就是武士集團、戰國豪傑和江戶諸藩了，即便是最成熟的江戶時代，江戶幕府也只是通過一定的方式實行了很有限的集權而已。但是，日本列島並不是太遼闊，通過數千年交流，也形成一種共同體，於是古代日本同樣也存在名義上能統治全國的機構——以天皇為首的朝廷，儘管很長一段時間，它們沒有任何實際政治權利。明治維新之後的明治政府，因為有了近代科技加成，能把各地聯繫到一起，所以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個能名義上控制全國的政府，但這種大一統的政權仍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習慣的，於是就有了一系列的士族叛亂（最大的就是西南戰爭）。
經典電影《最後的武士》，某種程度就體現出接受西方文明後，日本本土部分人士產生強烈的“不適感”，顯然，神道教對這種不適能起到極大的安撫
那麼，要想團結起來，自然要有一個全日本人都能認同的東西，實際由西南藩閥把控的新明治政府那肯定是不行，所以，只能把主意打在天皇頭上，這當然行得通，但是，日本天皇和中國皇室可不一樣，歷史上近千年的時間裡，日本那是“天下布武”，皇室在民眾中的存在感是相當低的，即使是明治維新，出力的也不是皇室，而是西南豪強們，這些豪強們只能搞極端化的狂熱認同，於是構建一套“祭政一致”的天皇制神國政體。
這就出現了一個極罕見的怪異狀況：事實上並不怎麼管理政事的皇室在統治機器中的地位飛速提高，大家天天嚷嚷著為天皇效忠，但事實上天皇卻是一個神秘感極強的人物；也出現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政體：一個沒有宗教典籍，僅靠創世神話與國家歷史被人為編排在一起，串聯了神話傳說和真實歷史，推衍出神與人的血緣關係，塑造出的一個獨特的神國政體。
當然，這種思潮實際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極端環境中所催化的，所以雖然狂熱時令人發怵，但當整體環境被摧毀的時候，也會煙消雲散，二戰戰敗後，日本從國家實力和國民心理上都受到沉重打擊，1945年10月，駐日盟軍總司令頒佈《神道指令》，要求日本進行政教分離，國家神道從此廢止。
1946年，昭和天皇在《人間宣言》中宣佈自己是普通凡人，而非“現人神”，否定了國家神道中天皇的神格，從此，神道教也漸漸迴歸到了正常面貌，根據日本文化廳在2016年的統計，神道在日本國內約有8千9百萬信徒。但是，日本人的這種信和中國人對神佛的態度差不多，實際上真正虔誠的神道信徒數量並不多，絕大多數日本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有宗教信仰。
不過，由於曾經成為舊日本帝國法西斯主義的國教，有些地方仍然極為敏感，這裡最典型的就是靖國神社，靖國神社地位特殊，為國家神道產物之一，它原本是供奉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的，自明治天皇開始，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天皇唯一鞠躬的對象，也是政教合一時唯一由內務省與軍方共同管理的神社。但是戰後這一神社，並沒有按照政教分離的原則以及清除法西斯思想的原則進行處理。
作者：雲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