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比較文學家和翻譯理論家、《中國比較文學》主編、上海外國語大學謝天振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4月22日9點55分，在上海華山醫院逝世，終年76歲。
謝先生是中國比較文學譯介學創始人，中國翻譯學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翻譯學學科建設最有力的倡導者和批評者之一。現重刊先生於我報發表過的文章，謹以文字寄託哀思。
原文 ：《紙質文本的深度閱讀改變人生》
作者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謝天振
圖片 |網絡
幾年前我曾問過一群翻譯專業的研究生，請他們舉出一本他們上大學以後、以及開始讀研這一期間讀過的印象最深的非專業圖書，結果全班二十來個研究生竟然沒有一個人能舉出一本。事後我從同事中瞭解到，這個現象並非個別。事實上，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滿足於網上閱讀，以至於越來越少有人能潛心閱讀一本紙質的人文圖書。這種現象讓我非常震驚，因為網上的快餐式淺度閱讀大多是解決一時之需的信息資料，而不大可能代替通過紙質文本或類紙質文本的電子文本的深度閱讀來培育、鑄造讀者的人文素養。長此以往，年輕一代的人文素養堪憂。我自己的閱讀體會是紙質文本的深度閱讀改變了我的人生，也鑄造了我的充實的人生。
閱讀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從小喜歡讀書。上世紀50年代初，我們國家出版過不少各個國家的民間故事選(或集)之類的書，什麼“朝鮮民間故事”呀，“立陶宛民間故事”呀，我一本接一本地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借得到的所有的民間故事以後，我又轉向了童話故事書，“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都找來看。進入小學高年級後，不滿足於讀那些短篇故事，於是我開始找長篇小說讀，“水滸”“三國”、“封神演義”、“說岳全傳”等，以及一些前蘇聯的翻譯小說，如《古麗婭的道路》、《短劍》、《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等，成為我當時最熱衷的讀物。
1956年我考上了光明中學。考進中學有一件事讓我最感興奮，那就是我有了學生證，這就意味著我可以進入上海圖書館看書了!當時上海圖書館有個規定：一是要憑證件才能進館看書，二是沒有證件的人要身高在147公分以上才可以進館。我那時個子矮小，大約才145公分，所以只好到我家附近的黃浦區圖書館去看書。但區圖書館書的品種少，我感興趣的書不多。所以我取得了學生證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我向往已久的上海圖書館看書。
那時上海圖書館在南京西路、黃陂路口，市中心人民公園的西北角，有一口大鐘的大樓內。當年讀者在此讀書的盛況現在回想起來簡直像天方夜譚：每逢星期天，進館看書的讀者特別多，入口處總會排起長長的等候入館的隊伍，通常有二三十人，多時則從二樓一直排到底樓，恐怕就有五六十人，甚至更多了。等候的時間倒也不算太長，一般等個刻把鍾，至多半小時，也就可以進去了。這是因為讀者中有一批人是工程技術人員，他們往往就是來查閱某些相關的技術資料，查完後也就離去了。大約有三分之二的讀者是像我一樣的“釘子讀者”，進館後一坐就是半天，有的甚至一直要坐到閉館才離去。通常到下午三四點鐘以後都還會有人在門口排隊等候進館看書。
我在上海圖書館的讀書歷史持續了整整6年，從初中一直讀到高中畢業。每個星期天我都是早早吃完午飯便步行去上圖了。每次打開上圖入口處的抽屜式書目卡片箱，翻閱著一張張印著中外圖書書名的卡片，我心裡就會湧起一陣狂喜，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為這麼多書都是我可以自由借閱的，可以盡情享受的。在上圖這6年的讀書經歷培養了我對文學的興趣和愛好，提高了我的作文寫作的能力，在高中畢業前夕奪得全校作文比賽的第一名，更是奠定了我走文學道路的志向，從而改變了原先報考醫學專業的志願，改為報考文科大學，進入了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系。
然而上外俄語系一年級教材中那些淺顯的課文，加上單調枯燥的語音語調訓練，滿足不了我對文學的愛好，我一度萌生了退學的念頭。這時又是閱讀改變了我的命運：升入二年級後，我的主課教師倪波教授見我對文學有興趣，便每週抽出一個晚上輔導我直接讀俄語原版的屠格涅夫小說《貴族之家》。一個學期下來，我完全被優美、偉大的俄羅斯文學所深深吸引，不僅打消了原先的退學念頭，而且還開始特別投入、特別勤奮地學習俄語，成為全系三名學習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文革”期間難忘的閱讀經歷
我最難忘的閱讀經歷發生在“文革”期間。“文革”是讀書人最遭罪的時期，整個中國大陸都無書可讀。圖書館都被封了，書店裡最暢銷的書是《赤腳醫生手冊》，因為比起當時那些充滿了假話、大話、空話的圖書，這本書裡多少還有些實用醫學知識。儘管如此，讀書人還是通過各種渠道搞到了一些被禁的中外文學名著，在好友之間私下傳閱。能獲得一本好書，那是“文革”期間讀書人最大的享受了。有一次一位朋友借給我一本《基度山恩仇記》(上冊)，但給我看的時間非常有限，只有一個晚上，因為還有許多人等著看這本書，我只好熬了一個通宵把書看完。但因為是上冊，書中的許多懸念都未作交代，看得我心中奇癢難熬，於是我決心開始自學法文，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通過法文看該書的下半部(當時可預見不到“文革”何時能結束)。
“文革”期間的另一個讀書渠道是讀內部發行的圖書。這些書分兩大類：一類是文學作品，多為美國、蘇聯、日本的當代文學作品；還有一類是政治性質的作品，包括政治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傳記或自傳，以及一些像考茨基、伯恩斯坦這樣一些國際共運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言論彙編。翻譯出版這些書的初衷是為了供批判用，從反面來證明當時“四人幫”所奉行的那一套極左路線的正確，不過其實際接受效果恰恰相反。好幾年前，我有一次與陳思和、王安憶、趙麗宏、陳丹燕一起吃飯時談到“文革”期間的讀書經歷，他們也都不約而同地說這些內部發行的圖書給他們“最初的文學滋養”。我當時讀到所謂的修正主義領袖伯恩斯坦的一句話“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標是微乎其微的”，就深受啟發，從而進一步看透了“文革”的性質。當時讀過的一本法國總統德斯坦的傳記，其中提到德斯坦信奉“積極宿命論”，意思是儘管命運不可把握，但自己要作好準備，這樣一旦機會出現時就能夠把握住，對我的人生態度影響也非常深。1968年我畢業離開上外到本市虹口區一所中學任教，那是一所條件非常差的中學，但11年中學教書期間，我一直沒有停止讀書。當時有一位同事看我如此投入地讀書，頗為好心地對我說，“我們當初剛來時也是這樣的”。言下之意，後來他就不這樣了。不過，我這個“當初”一直堅持到了最後。“文革”結束、研究生制度恢復後，我以第一名成績重新考回上外，想必跟這段時間堅持讀書有很大關係。
只是這些內部發行的圖書很不容易覓得，據說當時一套四冊的《第三帝國興衰史》在黑市市場上可以換到一輛新的自行車，而當時一輛自行車的價格可是差不多相當於我們三個月的工資啊!更何況當時的自行車還不是輕易可以買到的，得憑票。由此可見這些內部發行圖書的珍貴。
“文革”結束以後，許多當年內部發行的圖書都公開發行了。有一次逛書店，我一眼瞥見當年那套曾經無比珍貴的《第三帝國興衰史》也放列在書櫃上，只是它已經風光不再，讀者一個個從它身邊走過，卻無人問津。我不禁感慨系之：是啊，如今每年出版的圖書可謂汗牛充棟、琳琅滿目，再加上網上查閱，任何一本書“嘀嗒”之間即可輕鬆看到，還有哪一本(套)書值得人們為之魂牽夢依呢？只是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隨著人們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的改變，會不會有朝一日我們的後代會寫出一部《人類閱讀興衰史》呢？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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