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六安和陝西眉縣出土過龍紋圓形、馬紋方形、龜紋橢圓形的金屬物，有些古錢幣專家認為就是漢代的“白金三品”。如果六安和眉縣出土的金屬物確實是“白金三品”，那麼它既可以證實史書的記載，又彌補了中國古代錢幣史的遺缺，雖然是小小的錢幣，也算得上是國家珍寶！一個讓人猜測兩千多年的“白金三品”似乎就此可以找到答案了。當然，有更多的錢幣學家認為，現在下這樣的結論為時尚早。
漢武帝實行貨幣改制，用金、白金、赤金三種金屬鑄造錢幣，金為上，白金次之，赤金為下，就是黃金、銀錫合金、銅。另外還使用白鹿皮製作的“皮幣”和玉璧。一尺見方的白鹿皮的邊緣畫（或繡）以紫色的圖案，值40萬枚銅錢。宗室王侯在朝覲天子時，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可見皮幣和玉璧是漢武帝時最上乘的貨幣。黃金五銖錢主要用於對有功將帥和大臣的賞賜，賞賜的錢幣應該用於流通。銅錢就是最常見的五銖錢。而白金鑄造的錢幣最令人迷惑不解。
《史記·平準書》曰：“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漢書·食貨志》作了相同的記載。司馬遷和班固是西漢和東漢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應該親眼見到白金三品的實物。而且西漢鑄造的白金貨幣數量甚富，再加上私鑄和盜鑄，為數更多。可是從西漢後的二千餘年間，除南朝顧烜的《錢譜》描述過白金三品外，再也未見其他著錄，更遑談有收藏家收藏的實物傳世，使得近現代錢幣學家百思不得其解，以至於懷疑史書記載的真實性。
1986年6月，安徽省六安縣有一個農民在翻地時挖出了一個陶罐，內有一些類似於錢幣的金屬物。經專家研究後，報道說，陶罐內有龍紋圓形餅狀金屬物二枚，馬紋方形金屬物一枚，龜紋橢圓形金屬物二枚，及五銖錢二枚。龍紋圓形物直徑54釐米，厚0.4～0.6釐米，重109克，造型類似於漢代的金餅，一面為凸起的龍紋，另一面微凹，邊緣鑄一圈外文字母，內部鈐印兩個陰文印；馬紋方形物上邊長3釐米，下邊長2釐米，寬32釐米，殘重18克，一面為隆起的馬紋，一面凹凸不平，有鎏金殘存；龜紋橢圓物長4釐米，寬2釐米，厚0.2釐米，殘重l1克，一面為穿山甲背，鱗紋片片，上部有一個0.5釐米見方的印記，另一面也鈐有兩個0.5釐米見方的印記。這三種金屬物上所鈐的印記似乎是大篆文字，可是都已經模糊不清，給研究者造成了困難。
事有湊巧,1990年10月，陝西眉縣常山鎮也出土了一枚龍紋圓形、三枚馬紋方形和一枚橢圓形金屬物。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批四銖半兩錢。有幾位敏捷的錢幣學家將公佈的材料作了對比研究，認為它們都是西漢的遺物，而且造型、尺寸、重量和印記都基本相同，尤其是對眉山縣出土的這些金屬物作了取樣化學分析，結果表明是銀、鉛、錫、銅的合金。他們馬上將兩地出土的金屬物聯想到漢武帝時所鑄的“白金三品”，於是立即興奮起來，開始引經據典，撰文發表各自的見解，從“白金三品”鑄造的材質、形制、重量的差小、與“白金三品”一起通行的銅錢等方面進行論述，認為安徽六安縣和陝西眉縣兩地出土的三種形狀的金屬物就是《史記》和《漢書》記載的“白金三品”實物！
如果六安縣和眉縣出土的金屬物確實是“白金三品”實物，它們既可以證實史書的記載，又彌補了中國古代錢幣史的遺缺，還可以用來證實其他不甚明瞭的文物，雖然是小小的錢幣，那可也算得上是國家的珍寶！
有的學者確實將它們同20世紀20年代在陝西、甘肅一帶出土的“鉛餅”作了對比研究。從那個時候起，兩省陸陸續續發現了三百餘枚鑄有外文的鉛餅，其尺寸、重量、造型和印記同兩地的“白金三品”相類似。中外學者也曾對那些鉛餅作了不同程度的考證和研究，有以下的結果：一、正面的紋飾為龍紋或蟠螭紋；二、背面邊緣的外文有可能是希臘文、拉丁文、安息文或其他文字；三、印記的篆書應為羌，或爪，或是一種符號；四、鉛餅的用途可能是勳章，可能是某種器物的蓋子，也可能是某種信用物，還可能是錢幣；五、雖然多數學者認為是錢幣，但是它們究竟是哪國的古錢幣呢？於是有大秦國說、安息國說、天竺國說、龜茲國說、于闐說、漢柿子金餅說、白金三品說，五花八門，凡是可合理地想到的見解都已經提出來了。及學者們從六安縣和眉縣出土的“白金三品”聯想到那些“鉛餅”時，於是認為：早先被誤認的“鉛餅”就是“白金三品”中的“白選”！這樣，一個存在二千餘年的“白金三品”之謎似乎就此找到了答案。
可是目前錢幣學界、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大多數學者還是十分冷靜。認為把六安縣和眉縣出土的金屬物當作“白金三品”為時尚早，因為存在以下兩個大問題而使它們不成立：一、從出土的西漢的黃金五銖錢看，其鑄造的質量相當精良，就連上林三官鑄造的銅錢也很精良，而那些所謂“白金三品”太粗劣；二、既然是漢朝鑄造的錢幣為什麼用外文？於理不通，不符合漢武帝好大喜功、宣漢朝國威的精神。漢武帝時鑄造“白金三品”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