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记忆史呢？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史学界掀起的新一轮转向，阿斯曼指出，“以回忆概念为核心，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科学范例，受其影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领域呈现出不同于之前的格局。”在我看来，记忆史带来了两个方面的转向。
第一，是研究对象的扩大化，由于记忆史的重点在于考察大众对某一对象的记忆变迁，因此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从史书中的大事件扩展到生活中的一切象征物，三色旗、马赛曲、贞德、7月14日，都成为诺拉《记忆之场》的书写对象；第二，是研究思路的变化，传统史学关注的是历史事实本身，因此偏离于历史真相的内容就会被视为“伪作”，但是记忆史关注的是“我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当我工具性的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事实的观点时，我的目的是什么？反映出了怎样的政治背景？比如李泽厚在80年代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就是一种历史记忆，它所反映的不只是五四本身，还有李泽厚所处的政治环境，因此“救亡压倒启蒙”的五四叙事就成为透视80年代的重要途径，《后浪》，同样如是。但是我们今天不想重复“救亡压倒启蒙”的旧故事，我们不能说他完全错误，但是至少不够全面，因为它本身就只是“五四记忆”的一种，对于“五四”的记忆，几乎从五四刚结束便开始了。在五四运动刚刚结束时，他本身就带有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色彩，一方面，他是因民族危机而兴起的学生爱国运动，另一方面他是此前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成果，具有反传统的文化色彩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德珩认为五四运动“ 转变了人们对于政治 的态度和学术研究的风气”，使“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无独有偶，顾颉刚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反抗强权是一回事，文化建设是另一回事”，而五四运动的意义就在于使反抗强权和文化建设结合了起来，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叙事也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五四的文化意义被政治意义压制，瞿秋白在《请脱移五四的衣褴》中认为：“中国的文化运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知识分子……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聚集在反帝的大旗之下。”蒋介石则将五四的意义限缩到学生的爱国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全国青年外受帝国主义侵略胁迫, 内遭军阀政府的压制榨残 , 外交丧权辱国 , 内政紊乱腐败 , 民不聊生思潮激变的环境产生出的民族自决解放运动。”而在败退台湾之后，他认为需要在民主、科学之外增加一条“救国”，甚至认为五四的经验是“爱家庭，爱家族……爱亲属和自我修养。”这种强调伦理的观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党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的政治含义从单纯的爱国运动发展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由此除了文化与政治外，五四记忆被开发出了第三种视角：阶级。毛泽东在赞扬五四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也认为五四运动是不完善的，因为它“缺乏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并以六三运动为结尾结束了讲话，以此将关注点从北大知识分子转移到全国性大罢工，在这种叙事下，一定程度将五四的阶级主体从学生转移到了工人。
这种阶级视角的五四记忆在建国后被进一步放大，在1949年的“五四”三十周年纪念上，当年的五四参与者陈伯达表示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思想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才能打破过去革命的限制性和狭隘性。”但是这种阶级叙事则在1962年遭到了另一位五四参与者朱务善的批判：“五四运动爆发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领导五四运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有些人谈到五四运动，不惜歪曲事实，臆造事实以便将五四运动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框内。”
讽刺的是，长期以来被政治、阶级压制的五四记忆的文化视角，恰恰是在那十年中被重新挖掘出来，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启蒙，而是更纯粹的反传统，而当年的走上街头的五四青年们，如今走向了被批判的哪一方。只有当五四的60周年纪念到来，那些幸存下来的五四老将才能说出：“不必害怕五四，五四的历史是我们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环境与信息科技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变化开始出现，那就是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的分离，这当然不是说此前不存在对五四的民间记忆，而是说在此前的政治环境下，民间记忆往往会被官方叙事掩盖，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成为独立的个体。官方叙事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进一步从救亡简化为爱国主义，1989年的70年纪念中，人民日报发文称：“爱国主义精神在70年前表现为救亡图存,打碎一个旧世界 , 拯救中国而斗争 , 在今天则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为实现四化 ,振兴中华,建设一个新中国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之中。”
与之相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民间记忆也开始出现 ，而他的关注点显然与此前所有的官方视角不同，此前的官方视角均注重五四运动的政治、阶级含义，而忽视了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文化意义，这种观点最早来自于败退台湾的罗家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五四运动代表了新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极为相似”，而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则可视为大陆对这一观点的回应，所代表的是八十年代民间的自由化思潮，即重启因救亡而被搁置的启蒙。
今日我们看“救亡压倒启蒙”的叙事，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第一，作为一种民间视角，这种叙事恰恰忽视了五四青年作为民间力量的努力，救亡压倒启蒙的叙事或许可以在官方层面上成立，但是对于那些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很难认为他们就此忘却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用舒衡哲的表述，毋宁于说对他们而言，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是一种并行的“紧张关系”，只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第二，这种叙事并不全面，他仅能解读三四十年代的情形，而忽视了建国后的阶级视角，其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在78年的退场后，阶级记忆已经不再是启蒙叙事的敌人，他真正的假想敌是彼时官方视角的爱国主义叙事，自然也就没必要将笔墨浪费在前朝遗老身上。
第三，五四运动是否真的具有“启蒙”的含义是值得讨论的，诚然五四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文化色彩，但是这种反封建色彩是否可以类比于启蒙运动是需要反思的，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形成了一系列共识，包括自由、平等、财产、祖国、团结、宪法，这些内容很难被德先生和赛先生涵盖，在五四运动刚刚结束的十年间，也很少有参与者使用“启蒙”一词给五四运动定性，在我看来，就像“救亡”是用来类比80年代的“爱国主义”叙事一样，“启蒙”同样是比附的产物，真正要求启蒙的，不是五四青年，而是80年代的自由派精英。而到了今天，如果你去看他老人家在纪念“五四”一百周年的讲话的话，你会发现官方叙事与三十年前并无不同，但是民间记忆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意味着民间记忆的产生，那么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到现在的今天，我们甚至很难看到一个统一的民间话语，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多元的，甚至是撕裂的。今日互联网世界的绝大多数批评都在于《后浪》忽视了底层的青年，过于布尔乔亚，但是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圈中也有人在何冰说出那句“我是多么羡慕现在的你们”时，回应一句“我是多么羡慕31年前的你们”，在他看来，《后浪》所传递的价值观反而太过保守。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后浪》呢，我想记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从记忆史的角度而言，《后浪》不是一种观点，而只是一种记忆。它代表着在21世纪以来五四记忆的去政治化，人们不再关心那些与启蒙、救亡有关的宏大叙事，而更关注经济发展后的社会生活，但他也仅仅是一种记忆，就像瞿秋白、罗家伦、陈伯达的记忆一样，仅仅是众多记忆的一种。我所写的这些内容不是为了表达“五四记忆被工具化的利用或歪曲了”，而是希望通过后人对五四的不同解读，来展示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的不同理解，和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对于记忆史而言，五四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理解五四，让五四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一部分的，不只是五四本身，还有我们对五四的记忆。
就像很多批评所说的那样，“《后浪》不是我的生活”，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今天这样多元甚至撕裂的社会，我们真的能够展示出所有人的群像么？为什么要让他在三分钟的时间里，展示出所有人的面孔呢？别忘了，他也只是一种记忆。而
只有当我们所有的记忆的拼接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够真正展现出全面的我们。最后，《后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吗？
愿我们的社会对每一个奋斗的个人心怀尊重，也能包容每一个单纯的布尔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