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作為儒家典籍“六經 ”之一，是一部蘊涵著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以言簡意深、微言大義著稱，如果不加以註釋，後人很難理解其義。註釋春秋的書，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鄒氏傳》、《夾氏傳》五部，因後兩部已經失傳，所以《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又被稱為春秋三傳。
仲尼厄而作春秋
公羊春秋
西漢初期，統治者開始信奉黃老之學，不再打壓儒學，儒學獲得了比較寬鬆的生存環境，逐漸活躍起來。儒家學者們開始整理和恢復先秦時期的儒家典籍，使得先前流失的各種名著得以重見天日。
到了漢景帝時，公羊壽和弟子胡毋生將祖輩世代口耳相傳的《春秋》註解整理歸納，定稿“著於竹帛”，是為《春秋公羊傳》，也叫《公羊春秋》、《公羊傳》。其中記錄的內容上起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公羊春秋》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併，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
公羊壽的祖先公羊高是戰國時期齊人，受學於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以一說《公羊春秋》的作者為公羊高，或籠統的稱為公羊子。
《公羊春秋》成書以後，受到了儒家學者的追捧，人們爭相研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潛心鑽研《公羊春秋》，到了目不窺園的程度。他充分發揮《公羊傳》的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創建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新的思想體系。
春秋公羊傳
武帝尊《公羊傳》
《穀梁春秋》和《公羊春秋》本是一脈相承。相傳《穀梁春秋》的作者穀梁俶也是子夏的弟子。漢武帝時期，公羊學派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和穀梁學派的代表人物江公同為漢武帝講解《春秋》。《漢書·儒林傳》中記載：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公羊學說裡宣揚的"大一統"思想迎合了漢武帝的治國方針。《公羊傳》認為孔子在《春秋》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是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漢武帝將公羊學說尊為正統，在董仲舒的建議下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更化運動，開創了空前的豐功偉績。《公羊春秋》的地位在漢武帝時期也達到了頂峰。
西漢後期走下坡路
中興之主漢宣帝即位後，聽說祖父在世時喜歡《穀梁春秋》，就把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和侍中樂陵侯史高找過來，詢問他們。穀梁子本是魯學，公羊氏是齊學，因這三個人都是魯人，遂向宣帝進言說，應當興學《穀梁》。
石渠閣會議
甘露三年（前51年），漢宣帝在皇家圖書館石渠閣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學術會議。蕭望之等五經諸儒二十三人共同探討學術，政治，社會等諸多問題。其中有一項是“
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由漢宣帝親自審定。結果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贊同《穀梁》學說，。同《公羊春秋》相比較，《穀梁春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主張仁德之治，而這恰恰適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求。漢武帝之後，隨著戰爭機制的解體和人民要求安居樂業的呼聲與日高漲，與《公羊春秋》有密切關係的刑名法術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對和斥責。從此《穀梁》學大為興盛，政治地位高於《公羊春秋》。
東漢光武帝
東漢建國後，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極力推崇君權神授的現點，廢除了《左氏》《穀梁》兩家的博士，恢復了公羊學獨尊的地位。
漢朝以後，封建社會結構趨於穩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學取代了以公羊為代表的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學說從此消沉一千餘年，到了清朝鴉片戰爭前後才被重新提起。
《公羊春秋》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哲學。它的產生和盛行迎合了封建統治的需要，也是研究秦漢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