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徵收過程中，村委會常以外嫁女已出嫁為由，不認可其村民身份。外嫁女因此而不能獲得安置補償利益，那麼外嫁女在什麼情況下能獲得安置補償呢？
基本案情：
張某花、張某萍是本村村民，其戶口未遷出本村。2017年4月，某縣城中村棚改指揮部發布《西城區搬遷補償方案》，載明：“……根據我縣城市規劃，西城區不再安置宅基地，也不建設安置房，而是實行貨幣補償，由村民自行購置商品住房。貨幣補償及獎勵標準如下：（一）房屋安置補償費：對於宅基地房屋，按照每人（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安置面積47平方米的標準給予貨幣安置補償……”2017年11月15日，某縣許某村民委員會及第一村民小組出具證明，載明：“張某花、張某萍原屬我村第一小組成員，出嫁後一直不在我村生活居住，2016年小組調地時其原有的責任田已有村民小組村民一致表決同意，另行承包給本小組其他成員。張某花、張某萍也不再承擔小組成員應承擔的義務，現在已不屬於我村民小組成員。”2017年11月28日，某縣城中村棚改指揮部與張（系張某花、張某萍的父親）簽訂棚戶區改造項目按人口安置貨幣補償協議。該協議在明被安置人人口為6人，未包括張某花、張某萍在內。但在簽署協議之後，兩人未獲得安置補償，遂提起訴訟。經過兩審，法院認為張某花、張某萍兩人應享有安置補償利益。
本案的重點為：
一、關於“外嫁女”能否享受與其他村民同等獲得安置補償待遇問題的考量標準。
“外嫁女”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法律用語，而是農村根據婚俗慣例而來的習慣性稱謂。目前，我國法律對於所謂“外嫁女”能否享受與普通村民同等獲得安置補償待遇的問題，並未作出不同於普通村民的特殊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本院審理的相關類似案件的裁判情況，對這一直接涉及“外嫁女”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一般應從以下幾方面予以綜合考量：一是“外嫁女”的戶籍在徵地補償方案確定時是否仍然在原集體經濟組織；二是徵地補償方案確定時，“外嫁女”是否仍然在集體經濟組織實際生產和生活；三是“外嫁女”是否仍然以原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為基本生活保障；四是“外嫁女”所在集體經濟組織的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的意見；五是“外嫁女”在集體經濟組織所應履行的村民義務；六是“外嫁女”是否在其他集體經濟組織享受了村民待遇。
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牴觸，尤其是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故此，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牴觸，以侵犯婦女權益為代價所作出的村民會議決定，不能作為否認“外嫁女”能否享受與其他村民同等獲得安置補償待遇的依據。
二、關於處理“外嫁女”安置補償待遇問題所應遵循的原則
住房作為家庭的一項重大財產，是維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基本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戶擁有一處宅基地的地區，縣級人民政府在充分尊重農村村民意願的基礎上，可以採取措施，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保障農村村民實現戶有所居。”《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國發〔1998〕23號）中明確，“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由此不難看出，保障戶有所居是行政機關補償安置所應遵循的原則，避免被徵收人流離失所也是其應予考慮的因素。就“外嫁女”而言，她們通常表現為出嫁後戶籍仍然留在孃家，抑或離婚後戶籍重遷回孃家，具體包括“外嫁女”嫁農村男、“外嫁女”嫁城市男以及離婚等情形。無論何種情形，其家庭或者離婚後本人享有的“在農村或者城鎮只能享受一次分配宅基地建房或者福利性購房”這一基本居住權益均應得到保障。行政機關在實施徵收拆遷活動中，對“外嫁女”的居住權勢必產生直接影響，行政機關有責任也有義務保障其基本居住權益不受侵害。因此，行政機關在處理“外嫁女”的安置補償問題時，不能單純以婚姻或者戶籍情況作為是否給予安置補償的條件，而是應在綜合前述考量因素的同時，以其基本居住權益是否得到保障作為衡量和判斷的原則。
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實行男女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明確規定，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行政機關只有調查清楚“外嫁女”在婆家（孃家）村或其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城鎮中的宅基地分配使用、安置補償、福利性購房情況，才能使“外嫁女”的基本居住權得到有效保障，同時也避免出現重複獲得補償安置的情況。總之，“外嫁女”所享有的合法權益與其他村民相比，不應有所減損或增加，其應當受到公平公正、合法合理的對待，這既符合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精神，也符合戶有所居的民生保障要求。
本案中，張某花、張某萍婚前系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婚後戶籍並未遷出，至2017年4月拆遷時其戶籍仍然在該村。雖然其父代表家庭簽訂了《安置補償協議》，但該家庭成員中並不包括兩人在內，故該事實不能證明已經得到了安置或者不應享有安置補償權利。因此，須在確定兩人婆家取得安置補償的情況下，才不能不予安置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