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文明交往對話日益頻繁的今天，人類社會進入了“第二軸心時代”，愈發需要全球民眾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以增進每一個人和社會的福祉。善於向他人學習的能力已經成為任何社會在全球化時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作為全球化的塑造者和產品之一的高等教育，是傳承和創造文化的重要領地，大學在培養具有全球意識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後輩人才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而全球聯通使得人類歷史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出現能夠承載多元價值傳統的知識體系的可能性。因此，高等教育應該培養中西知識體系之間的擺渡人。他們能夠將東方智慧與西方知識有機糅合，在不同文明之間自如地耕讀與行走，從而將民族復興落到實處，併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獨到的貢獻。
1、第二軸心時代的特點和要求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的概念，認為在公元前8世紀到前2世紀之間人類社會發展出了主要的文明傳統及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中華文明出現了孔子，印度文明出現了釋迦牟尼，古希臘文明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直至今日，這些偉大的思想和傳統仍然在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不過，在軸心時代及其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這些文化傳統只有很少相互交流和認識彼此的機會。直到大航海時代到來，世界逐漸開始成為一個互相聯繫的整體，人類社會才第一次進入不同文明之間需要相互溝通了解的全球化時代。20世紀末，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思想家針對新的世界格局提出了“第二軸心時代”的概念。例如，杜維明在1999年發表了關於“新軸心時代”的演講，並在此後多次對這個概念作出解釋。他指出“新軸心時代”的“全球化”展現了與“現代化”的“趨同”特徵有所不同的面向，是一個複雜化、差異化的過程；對此，我們要看到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的多元文明，看到主要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看到全球化之下的地區化。湯一介先生在1999年費孝通先生主持的會議上也提到了“新軸心時代”，並在之後的著作中強調“我們必須既要反對文化上的霸權主義，又要反對文化上的部落主義”，在新軸心時代建立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世界新格局。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警惕並反對西方文明主導下的文化霸權主義。西方文明常常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和外傾性的特點，數世紀的強勢地位導致包括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內的西方人普遍自視甚高，對其他文化缺乏足夠的寬容和尊重。這種文化心理連同西方知識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於當代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諸多領域中都有深刻體現。在文化霸權的裹挾之下，各個文明之間的交往不可能是平等的。例如，中華文明就曾經在接納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丟失了不少寶貴的傳統。如今我們不應只是從表面上看到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侵入，更要深刻體認到西方文化早已滲透在我們社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我們要堅持反對文化部落主義，簡單地排拒西方知識，不但在實踐中行不通，而且會形成誤導。全球化時代不是一個個部落的集合，而應是不同文明之間求同存異共同發展之後的融合。
進一步而言，新軸心時代的新特點和新要求，促使我們重視和省思傳統，因為一切創新都是以傳統為出發點，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同時，我們也要提高將西學化為可以吸收的營養成分的能力。自鴉片戰爭始，我們刻苦學習西方以自強，風雨兼程，今天，西方知識已經成為我國現代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進一步推動我國的發展，我們應當在深入瞭解西方社會和文化的優長與弊端的基礎上，繼續秉持開放的態度，避免自說自話、閉門造車，以免因對他人的無知造成失誤和不足。
在這樣的中西關係中，高等教育在新軸心時代的獨特作用非常值得重視。從世界角度而言，作為全球化的塑造者和產品，高等教育與世界新格局的形成關聯緊密。從民族層面來看，高等教育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涉及我們如何培養具有全球意識以及應對能力的後輩人才。就個體發展而言，高等教育要求我們的年輕人快速成長為能夠自由往來於中西知識體系之間的擺渡者。
2、中西高等教育知識體系的差異和融通
眾所周知，中西文化在認識論方面存在極大的差異，從而發展出了差別很大的知識體系。中國文化往往強調知識的實用性及其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主張知識是從人的生活中生長出來的；西方文化則秉承了自古希臘以來對知識本身的追求，認為知識是客觀的、外在於人的存在。基於這樣的認識論差異，中西方知識體系在內容偏重、學術研究方法和表達方式等方面都表現出很大的不同。
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與富國強民的目標下，我國一度幾乎全盤接受西方的知識體系架構來重新歸置自己的知識體系，傳統知識在此過程中被嚴重邊緣化，西方知識大量湧入，併成為創造新知識的基礎。清末以降，我國在學習西方經驗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了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學科專業和課程設置的依據都是現代西方大學制度，留給傳統知識體系和價值系統的活動空間極為有限。課程設置和教材編寫都有其理論基礎，而這些理論也多源自西方，因此，教學中缺乏傳統和本土知識。在社會科學教科書中，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家的名字遠多於國人，得到系統介紹的學術思想多為西方理論，對傳統思想的闡釋通常也是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的。在研究方面，由於國際科研的主流仍以主要西方國家為代表，我國高等院校一直力圖對標西方趕超。可以說，同其他非西方社會一樣，西方知識體系在我國現代高等教育中已經廣泛地存在，人才培養從內容到形式大量借鑑現代西方學術模式。
然而，如果我們的知識體系只是簡單臨摹西方的，建基於西方社會生活的基礎之上時，我們的高等教育培養出的學人，不論是學生，還是學者，都很難同時掌握中西兩種知識體系的差異進而將其融通，即使有人做此嘗試，由於受到已有知識和訓練的限制，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傅斯年在1919年已經指出，“如果你要研究中國文學，卻不瞭解外國文學，或者如果你要記錄中國文學的歷史，卻從未讀過任何外國文學史，你永遠不會掌握真相”。今日的學術研究更是如此，在研究我國的任何一個對象時，西方是我們無法避開的參照對象，我們必須熟悉西方的研究傳統、相關理論與實踐。相比之下，西方大學的教學與科研卻不是如此，一個在歐美大學研究西方文學的人不是必須瞭解中國文學或者任何西方之外的文學。
所以，融通中西知識體系是我國學人必須面對的。事實上，我國現代知識體系已經呈現出中西融合的特徵，這首先是歷史造成的，儘管它曾經帶給我們巨大的傷痛；但一旦完成融合，新的知識體系將成為我們民族復興的堅強支撐。隨著西方文明中諸如過度理性化、缺乏節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極端個人主義等問題在當下這個時代越來越凸顯，非西方文明傳統逐漸受到重視並被用以反省西方文明，從而為增進人類福祉作出越來越多的貢獻。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我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精華在當代仍極具價值，我們可以按現實需要從自己的傳統中汲取養分。對高等教育而言，中西方知識體系的差異背後是兩種文化傳統的差異。因此，即使理順中西兩種文明的傳統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也必須要直面差異並設法協調、糅合，從而掌握善於處理兩種傳統的方法和能力。
3、只有瞭解我們守護什麼，才能知道如何應對變革
由上可知，全球化時代的中西關係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我們必須警惕中西文明二元對立模式，將融合中西知識體系視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追求。今天的中國是世界歷史進程的重要參與者，我們更需要運用更自主和更多元的思維範式去思考自身和續寫世界歷史。在此情形之下，我國高等教育當下的要務之一就是培養能在中西知識體系之間自如穿梭的擺渡者。
全球化時代是動盪不安的，人們總是在關注“變”，卻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守”。殊不知，只有當我們瞭解需要守護什麼的時候，才能知道如何應對變革。只有知道哪些是不能或不應變的，哪些是需要守護和堅持的，才能知道該怎麼變，才有資格和底氣來談變。現在我們經常以西方為參照討論自身該如何“變”以跟上潮流，但是很少有人能指出什麼是不變的，或是需要部分改變卻應該保留主體的，或是需要改變內容而應保持精神的，以及更為重要的——如何對於傳統加以現代轉化等。高等教育要培養出的擺渡者就是這樣對中西文化傳統及其相應知識體系有深入瞭解的人，能夠在不同文明之間自如地耕讀與行走，從而思考在這個西方文明表現強勢的世界裡中華文明如何重新立足，個人如何安身立命。
自從西學東漸開始以來，不少國人在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晚清民國知識分子處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獨特時代，其成就值得今人重視。例如，王國維自小廣泛學習傳統經典，青年時期大量涉獵西方人文知識，對西方哲學、文學、美學、歷史學、心理學乃至教育學都有深入的研究與獨到的見解，並把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與中國傳統學問相結合，中年時又專攻甲骨學、簡牘學等學問，對中國學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一個可以在中西知識體系中自由往來的頂級擺渡者。然而，他在“擺渡”時常常感到極度痛苦，曾言“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因為他骨子裡作為中國人，對西方文化中異己的元素是非常敏感的，喜愛一部分西方文化的同時也感受到了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至今還是很難化解。在個體層面上，我們仍然在中西知識體系的碰撞中，糾結於如何讓自己心有所安。在理論層面上，我們還沒有徹底釐清如何去協調兩種體系，並將之體現於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之中。就教學和科研的實踐而言，我們也缺乏系統而有效的方法。
然而，當下我國高等教育必須直面中西知識體系融會貫通時的種種問題和張力。我國大學的國際化總體上依然面臨許多挑戰，教學、科研和管理尚未達到在把握中西知識體系各自特點的基礎上運行，容易造成既沒有學到西方的精髓，又丟失自己優良傳統的弊病。因此，在理論層面，我國高等教育必須處理好如何將我國傳統轉化為現代可使用、可發揮的資源，這樣才能使國人從容地與國際展開對話。在院校層面，各類專業的情況有所不同，應該在國家統一的精神和原則之下，根據自身發展情況和需求來實現中西知識體系的融通。例如，理工類的學者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協調中西方的知識體系，將自己的成果妥當地展現在國際舞臺，並獲得相應的認可；對於人文社科類學者來講，做到這些是非常艱難的，不少學人無法和西方進行真正的學術交流並彼此認可，那麼人文社科類學者更要有融通中西知識體系的意識，並在具體實踐中採取和理工科學者不同的處理方式。在個體層面，高等教育工作者不僅自己應成為中西知識體系之間的擺渡人，還有責任教會我們的年青一代如何盡善儘快地做到這一點。雖然我們不能期望每位學子都能像錢鍾書先生一樣從東海西海中獲取資源，但在專業領域內自由遊走於中西知識體系之間已然是時代對個人的要求。
總而言之，鑑於第二軸心時代的所有非西方傳統均需對西方做出策略性反應，我國豐富的歷史智慧和生動的當代實踐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如何用好這一資源是我們應該加緊用力之處，它既是出發點也是歸宿——要求我們尤其是年輕一代具備會通中西的能力，既能全面而精準地把握我們自己的傳統，又能真正進入西方知識體系的核心。我們的學者和學生要關注國際科學研究，參與國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同時，對於立足我國國情開展的研究，也應站在面向世界的角度，做好中國觀點、中國理論的闡釋。正如費孝通先生指出的，“若我們還想驕傲自己的歷史地位，只有在這當前人類共同的課題上表現出自己的貢獻來，中國的社會變遷，是世界的文化問題”。也如成中英先生所言，我們應“發揮中國思想的融合力量以轉化西方並與之建立互補”，西方文化需要中國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礎上，達到美美與共。
作者：楊銳（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副院長）沈裕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