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沈慧瑛著
古吳軒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十月份我在滄州參加了2020年公私藏書與經典閱讀論壇，見到了蘇州市檔案館館長沈慧瑛女史。此前兩個月，我剛與她取得聯繫，沒想到很快就見面了，並且在會議方舉辦的沙龍上，我們各抒己見談到自己的觀點，會後還得到沈館長的此書之贈。
在我的固有印象中，檔案館的人大多難打交道，做事刻板，沒想到沈館頗具親和力，她的觀點也受到了聽眾的歡迎。在返程高鐵上我就拜讀了她所贈之書，僅看書名，以為是一本抒情散文集，讀完之後，覺得更像是她近些年關於文化的實錄。
本書分為四輯，分別以一個字命名：念、遊、情、思。不知什麼緣故，目錄中的這四個字用了極小的字號，可能是為了考驗讀者的耐心，正文的字號還算正常，大概是五號字，每輯均有我喜歡的篇章。第一輯是她對一些蘇州籍文化人物的採訪，其中有幾篇寫的是藍英年先生。藍先生住在北京，沈館幾次來京採訪他，她談到初次與藍先生見面時，只知道對方是俄語專家，翻譯過《日瓦格醫生》《回憶果戈裡》等，還寫過《冷月葬詩魂》等佳作，沈館見到藍先生的另一個任務，就是接受藍先生捐贈給蘇州市檔案館的《冷月葬詩魂》等六份手稿。
對於當代著名學者和作家的手稿徵集，我很早就知道國圖成立了相關部門，一直在徵集名家手稿，聽聞到不少名家的代表作原稿都歸了國圖，原來蘇州檔案館也在進行這樣的徵集。沈館為徵集手稿之事到處奔跑，從文中瞭解到，通過藍先生組織的飯局，她結識了資中筠、邵燕祥、陳四益、黃永厚、王學泰、王春瑜等先生，後來藍先生還特意前往蘇州，在沈館的陪同下去探看了他父輩的故居。之後沈館又來北京，為藍先生做了錄音採訪。
藍先生談到了寫作的時候要本持曾彥修先生的名言：“深入淺出是功夫，淺入淺出是庸俗，深入深出猶為可，淺入深出最可惡。”這幾句話值得細細咀嚼。藍先生又強調，寫文章要有情，有情的文章才能引起心靈共鳴，同時標題也很重要，這些經驗都給我以警醒。
2010年元宵節前後，沈館來京拜訪了105歲的老人周有光先生，三年過後，她跟同事再訪108歲的周老，給周老帶去了《館藏蘇州名人相冊》，周老很有興趣地翻閱著，還問到了建自貿區的問題，可見老人足不出戶，依然關心天下事。沈館在文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周老是個樂觀派，認為我們的國家雖然還不是很發達，但總會好起來的。他堅信人類歷史只有一個軌道，有的已上軌道，有的還不在軌道上，但總有一天都會上軌道的。他特別佩服韓國，稱讚他們的經濟搞得好，人的道德素養也相當不錯，我們應該向韓國學習。我想只有樂觀的人，才會有好心情，才能長壽吧。
2018年前五個月，沈館三次來京拜訪蘇州籍名人，其中拜訪了顧誦芬院士。顧誦芬乃上海圖書館老館長顧廷龍先生之子，此前我多次聽到沈津先生談到顧誦芬，但始終沒有見過誦芬先生。有意思的是，近些年來我每次前往工作室，都經過他家的大院。那條路時常堵車，有時堵在大門口，我就會向那個院裡張望幾眼。沈館比我幸運，她直接登堂入室，在顧誦芬的工作室進行採訪。她在文中寫到了顧老從小喜歡飛機模型，到大學時選擇航空專業，憑著對航空事業的熱愛以及專長，從1969年開始，他參與設計殲8飛機。
我看到網上有人稱顧誦芬為“殲8之父”。我小時候的居住地就在軍用機場旁邊，每次看到殲8飛機起飛時，都會聽到那巨大的轟鳴聲，那時並不知道顧誦芬就是這個大傢伙的主要設計者。好在沈館能夠採訪這麼多名人，留下來這些第一手史料，才讓我們知道一些相關細節。
我原本以為，該書的書名本自晏殊“似曾相識”句，猜測沈館的用意乃是點出前半句，因為封面上還畫了兩隻燕子，事實卻是我猜錯了。當我讀到書內的同題篇名時，方得知書名本自電影《歸來》，恰好我某次在飛機上看過這部電影，那種辛酸感令人揮之不去。
讀完《真實的虛無》這一篇，讓我知道沈館也有藏書之好，並且她以前愛好豐富：“年少時喜歡的東西太多，喜歡集郵、集幣、集火花，越集越多，佔用了不少時間與空間。年歲漸長，精力不濟，慢慢地停止了這些愛好，因為要處理它們得花不少腦細胞。眾多愛好中，沒有放棄的就是讀書一項了。”
這樣的經歷我頗熟悉，因為我的藏書也是由博返約的過程。她的文章談到了當下盛行的電子書，她沒有評價電子書的好與壞，只是說自己偏愛傳統的紙質圖書，因為這個愛好使得其家滿坑滿谷皆為書。在我看來，愛書之人總有說不出的一種親切，也許這就是沈館身為檔案人，卻有著親和力的原因所在吧。
《民間珍藏古籍精品賞鑑》，宋兆凱、王雪霞主編
河北美術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第三屆公私藏書與經典閱讀論壇古籍展珍本圖錄，以書影加提要的方式展現了十三位藏書家的參展之物。排在前面的是翁連溪先生東壁書屋的藏品，主要是版畫類，例如《十竹齋畫譜》，提要中未標明參展之物的版本，根據描述文字可知此書為蝴蝶裝八冊，圖版近200，存原書大半：“以嘉慶芥子園本比對，細審字體，芥子園本題文書法明顯受康乾二帝所推崇之趙字董字影響，風格媚俗。而此書刷印雖偶見漫漶處，但字體挺拔，尤其數篇明人序跋，與芥子園本風格迥異，卻極近於國圖藏本的秀勁。另此書內不避清諱，紙墨色澤亦屬明早期手筆，最晚應為康熙年間印本。”
《御製耕織圖》乃是清代內府版畫中的名品，本次展覽有三部，一是康熙三十五年內府本，此書御製序所鈐御璽均為朱鈐，另有一部西方以銅版畫方式翻刻的《耕織圖》，此書頗為罕見。右文齋乃是劉洪金先生的堂號，其參展之書有四部，其中《芥子園畫譜》為開化紙印本。徐徐堂主人陳琦以藏中醫活字本著稱，本次參展之物主要是清代稿本，例如有《衛公兵法輯本》，此書乃光緒年間汪宗沂輯本，另外有《戊申禁菸函稿》，是研究禁菸史的絕佳材料。
思綏草堂主人勵雙傑專藏族譜，本次參展之物仍然是其專藏中的罕覯之物，比如明代天順二年刻本《清華胡氏族譜》，提要中稱：“此譜保存相當完整，無論紙墨刻印都堪稱精良，且開本厚大，在存世明版家譜中屬於開本較大者。從現存公私藏本中，以年代最早計，此譜可進前十。”另外，江西南豐《伍氏族譜》為南明永曆二年刻本，亦屬難得之物。易福平先生的宋影書屋主要參展之物是印譜，其中日本鈐印本《磊齋鉥印選存》在國內不多見，同時他還參展了一部朝鮮辛丑年活字印本《艮菴遺稿》。
擁雪齋主人王樹田先生多年未見，此次他拿出了五部書參展，其中有一冊清稿本《詩牌偶錄》頗為難得。徐州市古籍文獻研究會會長王飛先生的參展物中，有清代吳燾稿本《陶廬詩存》，該書未見著錄。逸吟齋主人孟建華先生專藏滄州文獻，本次他的參展品中有清乾隆刊本《虎口餘生記》，該書為任丘邊大綬著，對於作者情況以及本書的特殊性，提要中有如下介紹：
邊大綬，崇禎十二年中舉人，曾任陝西米脂縣知縣。在崇禎十五年正月初八，邊大綬受陝西總督汪喬年令掘李自成祖父李海和父親李守忠的墳墓，“盡數伐掘”，將骨骸“聚火燒化”。不久因為害怕李自成報復，遂辭官。之後汪喬年被李自成所捕就戮，邊大綬也被擒，但逃脫（一說被釋，李自成曾有大赦，邊也在特赦之列，但其不知，在押解途中逃脫）。順治元年，邊大綬任清政府河南修武縣知縣。順治八年，任太原知府，曾為傅山陳情。順治十三年，以病辭歸。邊大綬由名不見經傳的縣令小吏，因掘李自成的祖墳而一舉成為明末清初的名人。邊大綬曾根據自己從農民軍中逃脫的經歷，撰成《虎口餘生記》，在清初一度流傳甚廣。
稗海堂主人趙無雙先生專藏古代小說，本次參展之物有康熙刻本《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摩訶精舍主人鄭順通並無交往，從介紹中得知他是河北饒陽人，家藏漢簡一枚，為其藏書最早者，另外他還有唐人寫本、吐蕃寫本及西夏文寫本等，可見他主要關注早期之物，本次參展之物中，最為難得者是西夏文的《大白傘蓋陀羅尼經》。
古籍草堂主人張旭專藏越南古籍，本次參展的幾部書均為越南刻本，比如有嗣德八年刻本《保胎神效全書解音》，這類書籍在中國流傳稀少。木鐸堂主人賈江溶主要收藏教育類文獻，本次參展之物主要是幾種考試硃卷以及《欽定科場條例》等。九麓山房主人龍桂笙乃是湖南省古籍書店創始人，從事古籍經營、收藏有二十年之久，本次的展品中有清末民國間湖南女書。
除以上展品外，本書還有古籍基礎知識作為附錄，可以讓更多的人懂得古書的概念，以及如何保護古籍。
《江蘇活字印書》，江澄波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江澄波老先生所贈，他在落款中寫入了“九五老人”字樣，老先生如此康健，真乃古書界的福氣。其實本書在二十餘年前就已出版，此次為增訂版，書前附有幾十種古活字書影，這是初版本所沒有的。
書前有江老所寫概述，首先談到了為什麼有活字本的出現：
我國雕版印書技術，創自李唐，盛於兩宋。但那時必須經過寫樣刻版、塗墨印刷等多道工序。若印薄薄小冊，還顯不出它的缺點。如印一部大書，就要雕刻好幾年。刻好以後的書版，數量之多，可稱是汗牛充棟。假使要出其他著作，又得一塊塊重新雕起。當人們意識到雕版印書太不經濟時，便開始想到用活字印書。
江老認為，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印書是中國印刷書籍史上的一大進步，而後他談到了元朝人王禎發明的木活字，對於王禎的印刷方式，江老概括說：“他的方法是先用紙寫好大小字樣，糊於木板之上進行刻字，然後用細鋸把 刻有字的木板鋸開，再用小刀修成一樣大小，再一行行排字，用竹片隔開來，排滿一版框，用小竹片墊平，木楔紮緊，使字牢固不動，然後塗墨覆紙，用棕刷刷印。”而明清時期木活字印書的基本方法與此相同。
接下來，江老談到了銅活字的沿革史，他認為金屬活字的出現乃是因為木活字使用壽命有限，這是很特別的視角。江老還講到了無錫華氏會通館銅活字，因為該館在明人銅活字中印書最早、印書最多，而後談到了桂坡館主人安國，對於安國銅活字印本的質量，江老引用了錢謙益在《春秋繁露跋》中的所言：“金陵本訛舛。得錫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數百字……”江老還談到安國印書有一個特點，就是同一種書既有銅活字排印本，又有木刻本，並且舉出了《顏魯公文集》的例子。恰好芷蘭齋藏有該書的銅活字本和木刻版，但為什麼對同一部書用兩種方式來出版呢？我至今未找出答案。
江老談到了明萬曆二年銅活字印本《太平御覽》，講到了該書曲折成書的過程：
在明代隆慶三年至五年（1569-1571）時，有福建人饒世仁、遊廷桂等在無錫制銅活字排印《太平御覽》。因經費短絀，印成十分之二時，難以為繼，一度中輟，被常熟人周光宙購去活字之半。另一半為錫人顧、秦二家所得。後來周光宙父子和顧、秦二家商量，仍請饒世仁、遊廷桂等繼續排印《太平御覽》。至萬曆二年（1574）共印成一百餘部。
而該書版心印有“宋版校正饒氏（或作遊氏）仝版活字印一百餘部”，對此江老明確地說：“仝版即銅版之簡寫”。
關於仝版究竟為何物，至今學界依然有著爭論。該書流傳至今者基本是殘本，整部出現在拍場者僅一部，亦屬稀見難得。同樣，康熙二十五年吹藜閣銅活字印本《文苑英華律賦選》也屬有爭議之物，因為該書封面印有“吹藜閣同版”。何為“同版”，至今有不同說法，但此書為金屬活字印本則無疑。江老在書中寫道：“不過他沒有說明銅活字版是自己的，還是借用別人的。它的出版時間要比清皇朝內府印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早四十年。因而可以說是現在所知清代最早的銅活字印書。”
關於清代的木活字，江老講到了最具名氣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因為《紅樓夢》名氣太響，故這兩部活字印本也廣受人們重視，但無論程甲本還是程乙本，傳世均很罕見，對於其中原因，江老認為是：“由於其內容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翻閱頻繁，易於損壞，至今已絕少流傳。”
江老也談到了以木活字排印家譜的大盛，而江蘇活字印家譜以常州、無錫、鎮江一帶最盛，同時引用了包世臣的所言：“常州活版字體差大而工最整潔，始惟以供修譜，間及士人詩文小集，近且排《武備志》成巨觀。而講求字劃，編排行格無為精密。”對於其具體的印刷方式，包世臣又說：“底刻而面寫，檢校為易。其法以細土鋪平，版背拆歸皆便。”江老同時提到了安徽人把省立官書局——曲水書局設在了常州龍城書院的先賢祠內，就是因為當地印工技術高明。引外，江老又講到了當時的譜匠在秋收之後，挑著字擔到各鄉去做譜的過程。
對於木活字的歇絕，江老認為是因為外商在上海設立了不少印刷機構，隨著石印、鉛印技術的傳入，中國傳統的木活字排印本逐漸被淘汰，但也有人繼續用木活字印書，他舉出了自家文學山房用木活字排印的《江氏聚珍版叢書》四集二十九種。該套叢書因為是陸續排印，故很難找到全套印本，二十年前我從江老那裡陸續買到了二十餘種，至今還差兩種未能配全，這也說明木活字本收集之不易。
江老的這部書乃是按照金屬活字和木活字予以分類，而後按照地區進行論述，雖然書中無法備載各時期所有的活字印書，但是本書的出版卻能讓更多的愛書者關注活字印本，而我將活字本作為專題予以收藏，也是受到了江老的影響。
《徐乃昌日記》，徐乃昌著，南江濤整理
鳳凰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該書為整理者南江濤先生所贈，32開平裝，一套四冊，文字數量近150萬字。從南先生所寫前言中瞭解到，他是在2008年第一次看到《徐乃昌日記》，當時他跟同事前往重慶圖書館參加中國圖書館年會，會後在西南大學圖書館的書庫內看到這30多冊日記，當時南先生希望能將日記影印出版，但所藏圖書館未能同意，後來經殷夢霞老師聯繫，終於使得該日記影印出版。
南江濤說，他在讀大學時就看到過徐乃昌刻本，驚歎於版刻之美，後來到國圖工作時，在國家珍貴古籍展上又看到了不少徐氏舊藏，於是他格外注意徐乃昌，當這部日記影印出版後，他向責編要到了全部紙樣，而後揹回家進行點校整理。南先生談到了徐乃昌既是藏書大家，又是刻書大家，同時講到了徐乃昌日記的遞藏過程，他注意到這些日記最大的優點就是記錄買書和印書的內容最多，而這恰恰也是我喜歡的內容，故得到這四大本點校整理的日記後，匆匆瀏覽一過，就讀到很多信息，解了我不少的疑惑。
徐乃昌的舊藏時常出現在拍場中，其所刻橫條氏的楷體藏書章最為顯眼。十餘年前我得以結識徐乃昌的外孫陶崝先生，從他那裡瞭解到徐乃昌的身後事，聽來令人不勝唏噓。而今讀到徐乃昌的日記，由此更為真切的瞭解到他的方方面面，他的形象在我面前更為立體。
從日記中瞭解到徐乃昌主要有兩大收入，一是地租，二是實業投資，他的花費大約也是兩大項，一是做慈善事業，二是買書刻書。他所交往之人也基本屬於實業界和藏書界名人，對於後者，其交往較多的藏書家有傅增湘、劉承幹、蔣汝藻、張元濟、繆荃孫等。徐乃昌會把他買到的每部書一一標明價格，從書價上來看，買書錢僅佔他收入的小部分，這也說明了他經營實業之成功。
徐乃昌刻書大多找名家操刀，從日記中瞭解到，他所刻的幾部重要之書大多是出自陶子麟。而他所刻之書中，最受後世稱道者乃是影刻本的《玉臺新詠》，此刻本與其底本——小宛堂本惟妙惟肖，因小宛堂本極為難得，故書商大多是拿徐乃昌本來冒充小宛堂本，只有仔細比勘，方能辨別二者。對於此書的刊刻方式，徐乃昌在1921年7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陶子麟交瑞陽丸帶來明刻《玉臺新詠》二本，雲是書約五萬四千字左右，翻刻連板約二百十元，若影寫付刻，酌給寫價，能以原本翻刻，較寫刻為佳，可以不走樣也。”
徐乃昌印書的另一個特點是講求紙張，比如他影刻的《徐文公集》，其中藍印本主要用來送重要的朋友，而用宣紙所印的藍印本計有20部，他分別送給了張元濟、劉士珩、蔣汝藻、傅增湘、張石銘等，用連四紙印的藍印本也是20部，分別送給了劉承幹、康有為、葉德輝等人，墨印的宣紙本同樣是20部，分別送給了古書流通處的陳立炎以及羅振玉、王國維、丁福保等人，墨印的連四紙初印本同樣是20部，送給了鄭孝胥、狄平子、朱祖謀等人。他還墨印羅紋紙本三部，分別贈給了李宣龔、孫毓修，還有一部自存。另外，他用夾宣紙墨印一部，亦自存。由此可以看到，舊時藏書家通過印本的區別，來區分友人在自己心目中的份量，同時也可看出，藏書家本人最看重哪種印本。
徐乃昌的日記雖然像是一部書賬，但偶爾也會記錄一些有情趣之事。比如他在1922年11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繆氏藝風堂藏《泰山二十九字》為孫伯淵贈嚴鐵橋之本，孫要嚴每字一揖以謝之，可見先輩風趣。藝風老人宴集酒酣，每出示座客，引為談助。”
藏書家最重目錄，徐乃昌也不例外，他在看到吳引孫的藏書目錄時說：“《測海樓藏書目錄》十二卷，凡八千零二十種，計廿四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卷，雖乏宋元舊槧精鈔，亦云富矣。惟編次失當，未經簿錄家排比耳。”看來當時徐乃昌不知道這本目錄實際是一部出售目錄，但由此也說明了徐乃昌對於目錄的關注，可惜他的書目我未曾看到過，無法瞭解到他藏書的總體情況，只能通過本日記了解一二。
《蘇東坡新傳》，李一冰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兩個月前有位叫石敏的人跟我聯繫，他說自己是後浪出版社的編輯：“之前出版《日本書紀》時和您聯繫過。看到您分享過很多次蘇東坡的內容。我們最近出版了新書《蘇東坡新傳》。這套書以詩詞為主線，講解了蘇東坡的一生，感覺您可能感興趣，所以冒昧推薦給您。一：這套書為全新增訂，附四色彩插，採用了典雅與現代並行的裝幀風格，封面選用紋理極強的手揉紙，手工粘貼紋理溫厚的環保幼棉並燙金印鑑，十分具有收藏價值。二：舊版讀者評價高達9.6分。本書為李一冰先生的心血力作，以詩詞為主線，參考百餘種書目，還原了真實、立體的蘇東坡形象。”
說來慚愧，石先生贈送給我的《日本書紀》是我未曾瞭解的內容，通過那本書讓我瞭解了日本早期歷史，然而我卻得魚忘筌，忘記了贈書人石敏先生（我自動把他設定為先生，也許不對）。而今他又有好書相贈，於是我鄭重感謝了他。
我對蘇東坡的關注有了不短的年頭，因為我的藏書中專有一類都是與東坡有關者。從前些年開始，我到處尋訪東坡遺蹟，為此買過不少相關參考文獻，但李一冰的《蘇東坡新傳》卻未曾買得。聽說該書的初版本在網上炒到了1000元，我不清楚是什麼原因。未買該書倒並不是為了吝嗇這點銀兩，而是因為在網上購書有如隔山買牛，有時僅憑書名買來的書，到手後看一眼，十秒鐘後就扔到了一邊，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書。但也正因為自己有著這樣先入為主的概念，使得我錯過了這部《蘇東坡新傳》。而今有石敏先生所贈，得書之後當然要仔細拜讀一番。
雖然我從中沒有讀出什麼新材料，但由此讓我瞭解了李一冰。
本書前有張輝誠所寫《尋訪李一冰》一文，似是本書的代序。張輝誠起首即言，李一冰的《新傳》意外的勝過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而最初張先生也不知道李一冰是誰。但是他讀過林語堂的《蘇東坡傳》，而後其評價說：“此書整體而言，趣味有餘，深度、嚴謹俱不足，加上原為英文之作，宋碧雲女士譯成中文後，出現不少問題。”
其實從個人口味而言，我讀到林《傳》還是能夠感受到林語堂澎湃的抒情，但是他的書中大多的化用，使我難以瞭解到其史料的出處，而今讀到李《傳》，雖然裡面也有一些化用，但其主要是引用歷史材料的原文，這種引用方式最合我的胃口。這讓我不禁有些疑惑，難道大多數讀者也喜歡多用原文的歷史傳記？這讓我有些竊喜。
張輝誠在文中談到：“如果讀者喜歡餘秋雨《山居筆記》裡的《蘇東坡突圍》，就會發現該文曾摘錄李一冰先生原文，如果讀者再有興趣多一點考據精神，就會發現余文主要材料其實都建立在李一冰《蘇東坡新傳》的考證與整理文字之上。”
這倒是我未曾留意之事。但經過這樣評價一番，張輝誠還是沒有回答李一冰是誰，他這種寫法吊足了讀者的胃口。他談到在大學時就讀到李《傳》，為此愛不釋手，但始終搜不到與李一冰有關的介紹材料，然而張輝誠鍥而不捨，他通過該書的編輯，終於得到了李一冰在美國的聯繫方式。沒想到他得到的回信乃是李一冰的幼子李雍所寫，李雍告訴他父親已於1991年謝世了。之後張輝誠跟李雍電郵往復，他將這些全部轉錄文中，其中李雍提到了父親為什麼要寫蘇傳的問題：
吾兄有所不知，是書寫於國民黨的冤獄之中，吾家隱忍不發者，四十年。先父者，異代之太史公也；《蘇傳》者，先父之《史記》也。
2013年11月，李雍自美返臺，而後前往張輝誠家，給其送去了一大紙箱資料，同時做了兩次訪談，從訪談中瞭解到李一冰入獄的原因：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冰叔李辛陽的法國巴黎大學同學魏道明，接替因“二二八”事變處理不當而下臺的陳儀，擔任第一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邀請李辛陽來臺相助，李辛陽安插侄子李一冰到隸屬經濟部的物資調節委員會，擔任科員。1951年，“國營”臺灣造船公司購買一批廢鐵，發生“露標”（洩漏底標）事件，有官員周某從中牟利，遭到彈劾，最後找了兩個代罪羔羊，李一冰捲入其中。
但是李一冰當時並未入獄，只是失去了工作。16年過後，某人授意兒子給李一冰寫信 ，要求借錢，李一冰未借給對方，於是就被入監服刑，這是1967年的事，當時李一冰56歲。他在獄中被關了四年，之後假釋出獄。李一冰晚年時常對子女說：“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相信這個時代還有公道！”
李一冰入獄後，李雍前去看父親，一冰先生讓他去買蘇東坡詩集，於是李雍買到了《古香齋施注蘇詩》。此書乃是很小的巾箱本，不知道李雍送去的是翻刻本還是內府本。寒齋藏有內府本，字號很小，看來56歲的李一冰眼睛不花。李一冰在獄中四年，將2000多首蘇詩背得滾瓜爛熟：
1971年，一冰先生出獄，工作難覓，只能繼續鬻文維生。他下定決心撰寫《蘇東坡新傳》，開始到圖書館抄寫各種原始資料，同時整理《東坡事類》《蘇軾年譜》等重要書籍，加之獄中熟背東坡詩，相輔相成，下足死工夫。
但李一冰的寫法與前人不同：
一冰先生撰寫《蘇傳》，並非從東坡出生寫到老死，而是從中途寫起，先寫東坡四十四歲時貶謫黃州，彼時東坡甫經烏臺詩案，遭小人陷害，入獄瀕死，最後否極泰來，雨過天青之輕鬆與從容，恰恰是一冰先生當時出獄之心境。
因此，張輝誠認為，林語堂的《蘇傳》中看到的東坡是天才橫溢，而李一冰看到的東坡是在獄中狼狽至極，所以“李一冰先生寫東坡，實則在寫自己。”也許，李《傳》廣受讀者歡迎，正是因為作者把個人的感情融入其中之故吧。
其實我也一直好奇，東坡那麼有才氣，為什麼有些朝官竭力想整他，除了嫉妒之外，難道沒有其他原因嗎？對此李一冰在文中先講述了宋代的諫官制度：
宋朝的諫官制度，與唐代不同。唐代的諫官，隸於門下省，轄屬宰相，所以常為宰相執言，諫諍的對象是皇帝。宋初，為防大臣專擅，產生侵主的權臣，所以定製諫官皆由皇帝親自選所擢，不得由宰相薦舉，於是臺諫的地位，就超然獨立，越出執政之外，同時畀以重權，不但有權糾繩大臣，並且可以隨時彈劾執政。
顯然，這樣的制度能夠基本保持其執法的獨立性。但是，任何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臺諫官的人選，就非常重要，必須個個都是公忠體國之士，否則，如輕付小人以凌駕執政的地位和權力，他如濫用權力，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正是這種背景下，蘇東坡被逮捕入獄。但是，也不斷有人站出來，不顧風險地替東坡說話，包括神宗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我之前寫過關於章惇之文，歷史上的愛東坡之人，幾乎是一面倒地罵章惇，因為是他把東坡一貶再貶，一直貶到了海南。但是看過一些史料後，發覺他也曾經努力救過東坡，李一冰在《傳》中也寫到了這件事，比如當時的王珪跟神宗皇帝說：“蘇軾於陛下確有不臣之意。”神宗為之變色，問何出此言，於是王珪舉出了蘇軾：“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惟有蟄龍知。”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在地下求蟄龍，言外之意就是咒皇帝死。
神宗還是位開明皇帝，認為詩作不應當這樣來解，而章惇在旁邊接口疏解道：“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龍也。”於是神宗接口講到了孔明號臥龍等等。退朝之後，章惇詰問王珪是否想興大獄，王珪只好說這是舒亶告訴他的。章惇氣憤地說到：舒亶的口水你也要吃？後來蘇軾出獄後特別感激章，在黃州時還特意給章寫信，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
但是，為什麼章惇到後來又那樣攻擊東坡呢？人的多面性確實不能用情感來替代。
如此說來，李一冰所寫《蘇傳》可謂飽含深情，這本書受到讀者喜愛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恰好在讀此書前，我讀到了沈慧瑛的《歸來》，書中寫到藍英年說過，有情的文章才能引起人心靈的共鳴，《蘇東坡新傳》於此語庶幾近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