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子"成為清華考題?"中國語文特性"之覺醒與展開

在三十年代初葉,當時學界出現了讓人眼前為之一亮的"1932年小潮流",具體說就是"中國語文特性"之覺醒與展開。1932年9月5日,陳寅恪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明確提出"中國語文特性"概念,從而成為"1932年小潮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與朱光潛的《詩論》,均成為"1932年小潮流"的重要著作。這是當時學界的一個不小的事件,但至今沒有得到研究者應有的關注。


"中國語文特性"之說出自陳寅恪。三十年代初,"對子"竟出現在清華大學的招考新生的國文試題,這讓不少人為之舌撟錯愕。

陳寅恪為什麼要為清華大學出"對子"試題?因為"對子"是非常具有"中國語文特性"之事物。在陳寅恪看來,考"對子",能夠考察出學生的四種能力:

其一,"對子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知分別虛實字及其應用";

其二,"對於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別平仄聲";

其三,"對於可以測驗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

其四,"對子可以測驗思想條理"。

對於陳寅恪來說,與其考那些為時尚所重的格義附會型題目,倒遠遠不如考"對子"來的實實在在。

與此同時,陳寅恪還把批判的目光對準《馬氏文通》。這是因為《馬氏文通》所研究的中國語法理論,不是從"中國語文特性"本身出發,而是以歐式語法為準則來衡量中國文法或語法,這讓陳寅恪大為不滿。"其他屬於某種語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視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按條逐句,一一施諸不同系之漢文,有不合者,卽指為不通。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這一責問,意味著"中國語文特性"立場不容有任何遊移與動搖。

那些典型的具有"中國語文特性"的事物還包括駢文、律詩等,陳寅恪都是備加珍視。

早在20年代初,周作人就已經趨向漢語言本體論。他在《國粹與歐化》中說,"我的主張則就單音的漢字的本性上盡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納'歐化',增加它表現的力量,卻也不強它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周作人在《國語改造的意見》一文中,明確反對他的朋友錢玄同以世界語取代漢語說,"但是到了近年再經思考,終於得到結論,覺得改變言語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要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終以自己的國語為最適宜的工具。……我現在仍然只能用那運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遺的言語;我們對於它可以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修改或擴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張"。

如果說周作人漢語言本體論體現了對於"中國語文特性"守護性質的話,那麼其在1932年所寫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體現了對於"中國語文特性"申張特點,以"古河"為喻,讓現代散文小品"生長"在明末小品文身上,這事在三十年代也只能發生在周作人身上,這也表明了周作人對"中國語文特性"的特別尊重與強調。

不僅如此,周作人在此書中還要求要在北大開八股文的必修課,這在當時人士聽來就像是個笑話,但說明的是周作人對於"中國語文特性"的堅持與申張。

《採訪周作人》是井上紅梅1934年9月採訪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在該文中說,"社會改革家們如果把過去的、傳統的東西徹底破壞,'中國'這種特色也就消失了"。不難看出,周作人內心對帶有"'中國'這種特色"的看重。


朱光潛在1932年寫成著作《詩論》,以表達對"中國語文特性"的維護與敬意,亦是要特別提及的。《詩論》又名《為詩的音律辯護》,朱光潛為什麼要寫此書呢?在三十年代,古典狀態極濃的律詩,差不多就是一個荒謬的存在。

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認為"律詩是條死路";《再論信心與反省》把"律詩"與"八股"甚至是與"小腳"、"太監"、"姨太太"相提並論,律詩基本上是被全盤否定的。這恐怕就是朱光潛寫作《詩論》的背景。

在對律詩的由來、形成、演化進行深入考察的基礎上,朱光潛主要從三個方面為律詩辯護:其一,律詩的存在有其當然的歷史合理性。律詩的興起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標誌著中國古典詩歌"由'自然藝術'轉變為'人為藝術';由不假雕琢到有意刻劃"。其二,律詩所取得的歷史成就不容抹殺。律詩在大詩人手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這是一個歷史事實。第三,主張要從客觀角度研究律詩,而不要像"老吏斷獄"式的主觀臆測它、輕率褒貶它。朱光潛寫道:"聲律這樣大的運動必定有一個進化的自然軌跡做基礎,決不能象婦人纏小腳,是由少數人的幻想和癖嗜所推廣成的風氣……科學的第一要務在接收事實,其次在說明因果,演繹原理。"

不僅如此,朱光潛還主動出擊,對於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存在的"六大問題",發出了"三大驚訝"。這些方面都表現了朱光潛對"中國語文特性"的珍視與敬意。

陳寅恪所提出的"中國語文特性",影響所及有兩大收穫。


一個是浦江清所持的文言為中國文學的正統說。據1932 年l0月3日《朱自清日記》載,任教於清華中文系的浦江清來訪,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中國語言文字之特點,中國語乃孤立語,與暹羅、西藏同系,異於印歐之屈折語及日本、土耳其之粘著語,以位置定效用。又為分析的,非綜合的,乃語言之最進化者。"並認為"故中國文開始即與語離。中國文學當以文言為正宗"。

當時胡適所表達的觀點是"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文學革命運動》)。胡適的此一觀點,代表的是那個時代的主流觀點。能夠"逆流"而上,浦江清能夠發出自己的獨特聲音,還是相當難能可貴的,朱自清在日記中亦是讚賞不已。

浦江清不贊成當時廢"文言習作"之說。

"假如一定要廢文言習作,我贊成先廢英文作文,因為多數人讀外國文不過是以能看書為目的,而本國文中間的文言一體是在政法界、新聞界、商界以及不論那一個機關的辦公室裡,都要應用的"。

在浦江清看來,古白話文的好處就在於是原生態、無"汙染","古白話文的好處是乾脆爽利,因為沒有參雜歐化句調,這種文章可以讀來作寫現代白話文的'底子'"。從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浦江清對"中國語文特性"的守護。

再一個就是朱自清提出的"中國間架"說。有一段時間,在學術上朱自清是密切追蹤陳寅恪,只要其發表的文章,都要找來認真閱讀。


朱自清還時常與陳寅恪的助手浦江清對一些學術問題進行深入交談,浦江清若表達出精彩觀點,朱自清便會傾心讚歎,這些在朱自清日記中都有記載。

什麼是"中國間架"呢?在朱自清看來,分析中國事物,一定要著眼於中國立場,不能使用"外國模型"與"西方間架","不然則古人苦心俱抹殺矣","中國間架"從認識姿態上即是"同情的理解"也。

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惟如講中國文學史,必須用中國間架,不然則古人苦心俱抹殺矣。即如比興一端,無論合乎真實與否,其影響被實大,許多詩人之作,皆著眼政治,此以西方間架論之,即當抹殺矣"。

朱自清還立足於"中國間架"說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辯護。1934年11月20日《朱自清日記》載清江清批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認為其"低估了我們的哲學"。大約在一年後的《朱自清日記》這樣說,"讀完馮芝生的《中國哲學史》,是本好書。作者運用現代釋義法,但在思想表達上並無外國之模式"。

"中國間架"說曾在一段時間溫暖著朱自清的心靈,成為一段時期其評價學術事物的獨特視角,亦表達了其對中國文化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遺憾的是,朱自清的"中國間架"說等學術見解,沒有在其學術研究領域進一步發揚光大,並且也沒有進一步影響到朱自清的散文創作。

浦江清曾有一"慷慨激烈"的動作,就是想辦《逆流》雜誌。"時東三省已淪亡",華北又岌岌可危,浦江清在《清華園日記》中寫道:"我提議辦一雜誌,以打倒高等華人,建設民族文化為目的,名曰《逆流》,逆流者,逆歐化之潮流也。覺民、以中、賓四皆贊同,不知何日能發動耳。我近日對於摩登主義惡感日深"。所謂"逆流",是"逆歐化之潮流",建設與弘揚民族文化之意也。這應該也是"中國語文特性"發生影響之一端也。


到了八十年代,已處於晚年狀態的徐梵澄與郭紹虞,都有對於"中國語文特性"方面的反思與反省。"古文盛極,轉而駢文漸興;駢文盛興數百年而散文復起","駢文一絕大的勝處在能以擬喻而表出難於直指之情,處處投出使人聯想的故實,即所謂'用典',其詞藻之工麗與聲調之和諧,易於諷誦,便於記憶,猶其餘事。其弱點在於倘用典過僻則難懂,使事不切則難工,而宇宙間沒有兩個恰合相同的事實。以言散文之所能,駢文無不能之"。徐梵澄把駢文放在與散文同等的地位上,考察其優長與不足。

郭紹虞的《再論文言白話問題》一文發表在《復旦學報》1982年第四期。郭紹虞更進一步,不僅闡發了漢語的簡易性,還從語法之外文法的角度,論證了"駢文"出現與存在的合理性。"漢語本身有簡易的一面, 所以古人並不必急於在這方面建立什麼文法學或語法學, 所以同一論點, 今人看作是文法或語法上的字詞之分, 而古人說的卻是邏輯哲學及政治哲學上的問題","說明了漢語這一種特徵, 那就自然會明白駢文自有它的文法"。

不僅如此,郭紹虞還接著陳寅恪的問題進一步往下講,他在"對子"的基礎上,闡述了漢語由三音節詞所形成的獨特的"鼎足對",並且認為"《馬氏文通》摒棄駢文不講是不對的"。


陳寅恪在二十年代中後期追悼與懷念王國維的一組詩文中,曾出現一組最為核心的詞,為"神州"(《〈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赤縣神州"(《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文化神州"(《王國維先生輓詩》)。在此基礎上,因有"中國語文特性"這一概念。

"中國語文特性"和20世紀飽受劫難的"神州"命運是相依存、共死生的。王闓運《圓明園詞》有"誰信神話尚有神"詩句,是為悲憤語;陳寅恪後亦有"誰問神州尚有神"之詩句,可說是沉痛語。陳寅恪在五十年代初寫有論文《論韓愈》,其中出現了一個關鍵詞為"華夏之特性",此與"中國語文特性"說為同一思想路線。

"中國語文特性"說是對20世紀現代性進程中的一次重要提醒。現代性價值觀念的倡導沒有問題,但若把現代性完全等同於西化與歐化,那就很有問題了。對於那些無視或蔑視"中國語文特性"者,陳寅恪痛貶其為"認賊作父"的"殖民地心態"。


參考文獻: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人

《詩律》朱光潛

《朱自清日記》

《浦江清文史雜文集》

《徐梵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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