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辛亥元老，排过满，做过段祺瑞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当过蒋介石的参政员，任过新中国的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他资助过毛泽东，和鲁迅打过官司骂过战，当过杜月笙的门客，李大钊被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陈独秀受审，他出庭辩护，其"辩论状"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鲁迅把章士钊同杨度、白坚武划为一个"圈子"，说他们总是在"猛人"之间周旋不已，似乎不无道理。
章士钊的一生说得上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了，但有一条，除了早期加入过华兴会以外，似乎后来没有加入过什么政党组织，同革命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1905年夏秋，中兴会、华兴会与光复会合并，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但作为兴中会的一员，章士钊却拒不加盟。孙中山对他极为渴慕，认为"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章太炎、孙少侯甚至将章士钊闭于室中，强要入会。据说这次"动之以情，更劫之以势"的要挟坚持了两昼夜。太炎先生"逼人入盟"不成，居然动用了"美人计"，因知章士钊那时对吴弱男甚为倾慕，转请吴弱男劝说章士钊加入同盟会，结果，章士钊收了吴弱男，两人结成连理，但却依旧不入会，此事被戏称为同盟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吴弱男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公子，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的女学生之一，据吴弱男回忆："我和何香凝、秋瑾以及我的妹妹吴亚男，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四个女会员。"由于吴保初是中兴名臣吴长庆的公子，家中有的是钱，所以章士钊得到岳丈的资助，得以去英国学法政和逻辑。
在欧洲的几年时间里，章士钊专心研究，逐步形成了他的"调和立国论"，提倡尚异与包容，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王党犯了很多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好同恶异，把自己的利益、思想、情感强加于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之上，要求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与自己的保持高度一致并完全服从自己，这实际上消灭了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也就是说消灭了自己的异体，由此也就失去了异体的有效制约或有益补充，必然会窒息自己的生命力或活力，为毁灭自己创造条件。章士钊认为"专制者，死体也"，其必然归宿是死亡，不管是打着民主专制的旗号也好，还是赤裸裸的君主专制也好，都逃不脱这一下场。因为行绝对，走极端，搞专制，讲偏激，打破了矛盾双方的平衡，不利于事物最佳状态的形成或向良性方向发展，与达成稳健南辕北辙，所以，"绝对之义之不可倡"。
尽管章士钊不革命了，但跟革命党的关系，依旧密切。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
当年革命党人，多数只懂得排满，对于民主宪政懂的多一点的，要数宋教仁，而宋教仁的那点知识，基本都来自于章士钊。在英伦五年，章士钊不断给国内的报章写文章，这些文章，都被宋教仁剪下来，装订成册。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设计共和制度，宋教仁是总设计师，很多东西，都是从章士钊那里贩来的。后来章士钊回国，在南京拜会宋教仁，宋捧出剪报册，二人相对抚掌大笑。
章士钊一生主张"调和论"，其行为亦多取调和方式，力图在激进与渐进、正动与逆动势力间消除矛盾，化解纷争，穿梭往来于不断更迭的军阀政要、党魁、豪雄等"猛人"之间，条陈谏言，屡挫屡起。文革期间，章士钊还给毛泽东写信，调和毛、刘二的矛盾，结果可想而知。章士钊晚年，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功未竟而身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