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是辛亥元老，排過滿，做過段祺瑞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當過蔣介石的參政員，任過新中國的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他資助過毛澤東，和魯迅打過官司罵過戰，當過杜月笙的門客，李大釗被逮捕，他四處奔走營救，陳獨秀受審，他出庭辯護，其"辯論狀"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魯迅把章士釗同楊度、白堅武劃為一個"圈子"，說他們總是在"猛人"之間周旋不已，似乎不無道理。
章士釗的一生說得上波瀾壯闊、有聲有色了，但有一條，除了早期加入過華興會以外，似乎後來沒有加入過什麼政黨組織，同革命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1905年夏秋，中興會、華興會與光復會合併，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但作為興中會的一員，章士釗卻拒不加盟。孫中山對他極為渴慕，認為"革命得此人，萬山皆響"。章太炎、孫少侯甚至將章士釗閉於室中，強要入會。據說這次"動之以情，更劫之以勢"的要挾堅持了兩晝夜。太炎先生"逼人入盟"不成，居然動用了"美人計"，因知章士釗那時對吳弱男甚為傾慕，轉請吳弱男勸說章士釗加入同盟會，結果，章士釗收了吳弱男，兩人結成連理，但卻依舊不入會，此事被戲稱為同盟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吳弱男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吳保初的女公子，是中國最早留學日本的女學生之一，據吳弱男回憶："我和何香凝、秋瑾以及我的妹妹吳亞男，是最早加入同盟會的四個女會員。"由於吳保初是中興名臣吳長慶的公子，家中有的是錢，所以章士釗得到岳丈的資助，得以去英國學法政和邏輯。
在歐洲的幾年時間裡，章士釗專心研究，逐步形成了他的"調和立國論"，提倡尚異與包容，認為法國大革命中王黨犯了很多錯誤，最大的錯誤就是好同惡異，把自己的利益、思想、情感強加於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之上，要求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與自己的保持高度一致並完全服從自己，這實際上消滅了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也就是說消滅了自己的異體，由此也就失去了異體的有效制約或有益補充，必然會窒息自己的生命力或活力，為毀滅自己創造條件。章士釗認為"專制者，死體也"，其必然歸宿是死亡，不管是打著民主專制的旗號也好，還是赤裸裸的君主專制也好，都逃不脫這一下場。因為行絕對，走極端，搞專制，講偏激，打破了矛盾雙方的平衡，不利於事物最佳狀態的形成或向良性方向發展，與達成穩健南轅北轍，所以，"絕對之義之不可倡"。
儘管章士釗不革命了，但跟革命黨的關係，依舊密切。他常為國內報刊撰稿，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1912年7月，章在《民主報》上發表了《政黨組織案》，主張將當時國內新有政黨（包括同盟會）一律解散，在一段時間內各抒已見，然後根據不同政見分為兩黨，出而競選，得多數擁護者，管理國家，這就是著名的"毀黨造學說"。此論遭各方攻擊，同盟會內部大譁，章士釗乃脫離《民主報》，於同年9月與王無生別創《獨立週報》，繼續議論時政，提出了民國政制究取法國制還是美國製等引起國人注意的問題。1914年5月，章在東京與陳獨秀、谷鍾秀等人創辦《甲寅》月刊，重申兩黨制的主張，提出執政黨應借反對黨之刺激而維持其進步。
當年革命黨人，多數只懂得排滿，對於民主憲政懂的多一點的，要數宋教仁，而宋教仁的那點知識，基本都來自於章士釗。在英倫五年，章士釗不斷給國內的報章寫文章，這些文章，都被宋教仁剪下來，裝訂成冊。辛亥革命之後，革命黨人設計共和制度，宋教仁是總設計師，很多東西，都是從章士釗那裡販來的。後來章士釗回國，在南京拜會宋教仁，宋捧出剪報冊，二人相對撫掌大笑。
章士釗一生主張"調和論"，其行為亦多取調和方式，力圖在激進與漸進、正動與逆動勢力間消除矛盾，化解紛爭，穿梭往來於不斷更迭的軍閥政要、黨魁、豪雄等"猛人"之間，條陳諫言，屢挫屢起。文革期間，章士釗還給毛澤東寫信，調和毛、劉二的矛盾，結果可想而知。章士釗晚年，不顧92歲高齡隻身前往香港為恢復同臺灣的聯繫而奔忙，最終在香港病故，功未竟而身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