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枯萎有两种典型方式：一种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描绘的独裁统治，自由、民主都将失去意义；另一种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认为失去自由是因为人类渐渐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也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电视上的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波兹曼的结论是，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尤其在21世纪，新的科学技术使得信息源源不断增加的同时，信息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并带给人们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在瞬间传递、不断更新的信息浪潮中，每个信息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被割裂开来，受众所接受的只是“碎片化”的语境，甚至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信息所存在的语境。这些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常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了解了很多文化，实际却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离文化内涵也越来越背道而驰。
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无可否认，波兹曼的书名就像是一种诅咒，人们在娱乐至上的环境中失去了思考的本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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