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慷慨就義,行刑前遞上一張字條,日軍看完之後立即下令開槍

1936年的8月2日對普通人來說或許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但是對於趙一曼來說,卻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年僅31歲的她為了革命事業被日本人非人般的折磨了9個月之久。而最後留下了一封遺書,但是這封寫給他兒子的遺書,卻在18年後才她的兒子陳掖賢看到。

趙一曼投身革命

趙一曼是化名,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她出生於四川宜賓的一個地主家庭裡,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家庭,才讓趙一曼8歲的時候能夠進入私塾學習,這也為她將來加入革命事業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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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一曼21歲的時候,他的大姐夫鄭佑之介紹他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此後趙一曼考入了宜賓女子中學,繼續深入的學習共產主義,順理成章的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趙一曼先後參加了抵制洋貨的運動,並且按照組織的指示在學生中宣傳。隨後她又到了莫斯科去繼續深造,1928年的冬天按照組織的要求回國從事秘密工作,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在宜昌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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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便爆發了九一八事件,而趙一曼則被派到東北,在瀋陽工廠中領導工人們作鬥爭。而後便留在了東北,對抗偽滿洲國和日本侵略者。建立了農民游擊隊,聯合了抗日作戰,活躍在敵人的後方,經常給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對日本人來說,趙一曼就是眼中釘,肉中刺。

趙一曼為了掩護同伴不幸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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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趙一曼為了掩護戰友撤退腿部負了傷被俘。日軍不知道是為了套取情報還是洩憤,給她的腿部做了簡單治療後就開始了審訊。或許我們想象中的審訊就是用皮鞭,用烙鐵嚴刑逼供。但是歷史上真正的審訊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摺磨。日本人用電刑、窒息、不讓趙一曼睡覺等方式摧殘她的精神防線。但是在長達9個月的審訊過程中,趙一曼非但沒有妥協,反而堅定了意志,就算幾次昏死過去,也沒有說出一字有關於抗日聯合的情報。

在隨後逃跑失敗後,被日軍再次抓住的她被押往珠河迎來自己生命的終點。殘暴的日軍甚至將她綁在車上游街示眾,縱使面對敵人的殘酷折磨,趙一曼仍舊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上刑場前趙一曼留下一封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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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前往刑場的車上,趙一曼留下了對兒子的一封遺書。僅僅150字中,除了對兒子的愧疚,剩下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要愛國。日本軍官看完後身為憤怒,他將手擺了擺,下令讓手下開槍。就這樣,在日本軍的迫害下趙一曼為了革命結束了她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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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的兒子陳掖賢卻一直不知道母親的下落,因為趙一曼長期使用化名,而且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很早,孩子也是交由其他人撫養長大。但是經過趙一曼的二姐李坤傑的不懈努力,終於找到了趙一曼的戰友。而這個時候,陳掖賢才見到了母親的遺書。

這封遺書保存在東北烈士紀念館中,陳掖賢手抄下來珍藏,並且將這些話牢牢地刻在了心裡,他自己用鋼針和藍色墨水在手臂上刺下了“趙一曼”三個字。雖然身為烈士之後,但是陳掖賢時時刻刻都教導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不要以烈士的子女自居。有問題自己解決,不要麻煩組織。否則就是對不起自己的趙一曼這一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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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趙一曼的兒子,那個她取名為寧兒的人也遵循母親的教導成為了一名合格的共產主義建設者。學習成績優異的陳掖賢先是進入了人民大學外交系學習,受到周總理額外關心的他本能順理成章成為一名外交家,但是因為當時他覺得祖國更需要工業建設,就又去北京工業學校深造,為國出力。

雖然陳掖賢在母親的懷抱裡的時光極其短暫,甚至都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但是陳掖賢始終以母親為榜樣,黨和政府要給陳掖賢發烈士撫卹金也統統被他拒絕。他說:“媽媽的鮮血錢,我是用它來吃還是來穿?”最後他連烈士家屬證也沒有辦,任何的待遇都沒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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