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時間1月20日，美國新一屆總統拜登即將上任。可以預見，美國對外關係將面臨多項調整，中美關係亦將面臨“機會之窗”。
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有必要理性看待未來中美關係走勢。
2018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俞建拖、盧邁在《比較》雜誌發文，判斷美國對華戰略已經完成了由接觸向遏制的轉型。
近日，基金會副秘書長俞建拖作了約翰·加迪斯教授《遏制戰略》的讀書分享。
分享從遏制這一“大戰略”的概念出發，回顧遏制戰略誕生的歷史背景，理論框架和演變，梳理美國對蘇聯在五個時期的遏制戰略，並對中國應對提出建議。
我們將演講分為上、下兩期，分兩天發出。
基金會始終堅信，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與分歧將長時間共存，中方應以“兩手”對“兩手”的方式應對未來中美關係——對美戰略圍堵和擠壓採取反制措施，同時尋求合作，促進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比摩擦好，對話比對抗好。
美國對蘇遏制戰略可以分為凱南版本和非凱南版本，兩者時間上先後承續。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為對蘇遏制戰略構建了一個總體框架和基本精神，此後美國對蘇遏制大體是在該框架下圍繞戰略目標、意圖、能力、條件進行修正。
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對華戰略也轉向了遏制，試圖復刻對蘇遏制的成功。
但世易時移，中國不是蘇聯，當下的美國也不再是冷戰時期的美國。美國自詡是新羅馬，如果繼續刻舟求劍，將會面臨羅馬同樣的命運。
理解遏制戰略
作為戰略概念，遏制（Containment）意指將對手的行為和影響限制在一定的邊界內，以鞏固和維護自身的戰略利益。但遏制並非一遏了事，並非簡單地固守邊界，實際上是一種軟性的進攻，其最終目的是儘可能用戰爭之外的方法消除對手的威脅（但不排除戰爭選項）。
遏制戰略或遏制政策，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大戰略（Grand Strategy）。
在美國的戰略學界，大戰略不是隨隨便便的規模上大或者口氣上大的戰略。人們經常在不同層次上用戰略這個詞，但大戰略特有所指：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安全和發展總體目標所作出的系統的戰略安排，涵蓋內政與外交，需要綜合考慮和權衡目的與手段、意圖與能力、目標與資源等要素。
大戰略研究不同於國際關係研究，後者更多關注國家之間互動的方式和機制，前者需要考慮國際關係，但是前者側重從特定國家主體出發的戰略設計、部署、實施和成效，具有高度的目的性和導向性。
約翰·加迪斯
耶魯大學講座教授，冷戰史學家和大戰略研究家
《遏制戰略》的作者約翰·加迪斯教授是著名的冷戰史學家，也是一位大戰略研究者。他在耶魯大學和同事合作教學大戰略幾十年，近兩年還出版了《論大戰略》。
《遏制戰略》這本書首次出版於1982年，2005年做了修訂，是加迪斯教授的大戰略分析框架在冷戰時期美國對蘇政策的運用和理論檢驗。因此，《遏制戰略》不應該僅僅被看作一個歷史回顧，還包含了一整套戰略分析。
以歷史學方法做大戰略研究是加迪斯教授選擇的研究進路，他內心拒斥和貶低所謂的“科學”方法在大戰略研究中大行其道，讚賞凱南通過歷史和文化精準感知和總體把握形成的戰略洞見，在這一點上，兩人可謂是惺惺相惜，這也是凱南為什麼選擇了加迪斯教授作為他的傳記作者。
二、喬治·凱南與遏制戰略
在歷史中理解戰略，是極具挑戰的。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既有變動不居的規律和法則，又充塞著紛繁複雜的細節。
遏制戰略最初的輪廓，是凱南描繪的，充滿了凱南的風格，並對後續的美國對蘇戰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在介紹遏制戰略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凱南這個人。
凱南其人
喬治·凱南1904年出生於一個相對貧寒的家庭。父親當過律師和工程師，母親早逝，這可能使他性格變得異常敏感。
凱南早慧，從小成績優異，又使他對自己的才智頗為自得甚至有些自傲。所以，他性格里有敏感、脆弱、充滿保護性的一面，也有孤傲的一面。凱南家族中有位同名的叔祖父，曾經去過俄羅斯旅行和做生意。凱南自己在日記中也提到，或許潛意識裡因為叔祖父留下對俄羅斯的最初印記。
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期間，凱南感受到智識的樂趣，這也對他未來的道路選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促使他離開政府後回到普大任教。
喬治·凱南
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
大學畢業後，凱南進入外交部門工作，他預感到未來美國和蘇聯關係的重要性，選擇了對蘇關係領域，成為俄羅斯和蘇聯研究的專家。
1929年到1931年期間，凱南被派到柏林大學學習俄羅斯文化，並先後在日內瓦、漢堡、柏林、波羅的海沿岸等國家和地區工作。
在對俄羅斯文化的學習中，他對俄羅斯文化和文學產生了由衷的喜愛，尤其喜歡契訶夫的小說。按他自己日記裡的說法，他對蘇聯底層民眾的困難生活充滿同情，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蘇聯政黨和政府拒斥和敵視的原因。
1944年到1946年，凱南任駐莫斯科代辦。在此期間，他發出了那封著名的八千字電報。
在二次大戰時期，因為戰爭的需要，美蘇關係都相對較為緩和。在羅斯福的認知裡，把蘇聯排斥在戰後國際體系之外不具備任何現實可能，美蘇之間一旦形成對抗性關係代價巨大。
事實上，當時美國社會的左翼思想也相當流行。這使得羅斯福傾向於對蘇聯採取一種包容與限制並行的思路。美國政府在應對大蕭條以及戰爭期間也採取了擴大政府幹預、擴大社會福利制度等方面的舉措。當時政府主流對於美蘇合作抱有較為積極的姿態。
然而在凱南看來，蘇聯絕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伙伴。
因此，當財政部向莫斯科發電報談及蘇聯為什麼不願加入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凱南當即回覆了一封洋洋灑灑極具個人風格又充滿洞察的長電文。
凱南發送長達八千餘字的長電報
這封電報在美國對外決策的圈子內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對美國決策層判斷二戰以後的形勢、認定蘇聯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和形成對蘇聯的遏制作用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47年， 凱南以X先生為名將這份報告在《Foreign Affairs》上正式發表。他自己也意識到，由此獲得了外交決策的巨大話語權。
1947年1月，喬治·馬歇爾將軍出任美國國務卿。出於對美國全球戰略需要的深刻理解，及對凱南的戰略視野、平衡性和綜合性的賞識，馬歇爾新設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任命凱南擔任首任主任。
馬歇爾本人也是極其優秀的戰略家，這使得兩人獲得了超越層級的共鳴和信任。
兩人的辦公室更是緊密相鄰，凱南可以隨時向國務卿溝通規劃室的想法。凱南及其戰略規劃室的成員所做出的判斷不需要經過國務院其他部門的審核而直接進入馬歇爾的視野，在馬歇爾-凱南的構想裡，這是適宜規劃室的特殊制度安排，由此可以擺脫官僚體制的掣肘。
但是對凱南來說，規劃室的這種特殊地位，還和他個人在智識上的驕傲相匹配，對國務院官僚機構的很多部門和人，他心裡壓根就瞧不上，因此也不願意自己和規劃室團隊的工作被這些部門和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對他來說像是一種羞辱。
喬治·馬歇爾
二戰後出任美國國務卿和美國國防部長，以出臺馬歇爾計劃聞名
在外交上，凱南無疑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但是他個人的道德偏好和才具，又使他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 這種現實和理想的對立衝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在官僚體系內的成就。
作為一名學者和知識分子，凱南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很多理想化的成分，其中包含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給理解帶來了更多困難，使得政策的價值很難得到充分發揮。
此外，內心高傲的凱南無法接受與官僚機構之間的扯皮或妥協。政策設計與實際應用中必然的偏移，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凱南在1949年底離任。
儘管如此，此後數十年，美國政府在包括對華政策、東南亞政策、越戰等對外關係的重大問題上，仍然會徵詢他的意見。
在凱南的人際關係譜中，有幾個人值得一提。
馬歇爾對凱南有知遇之恩，在馬歇爾麾下工作是凱南政府生涯中最有榮譽感和成就感的階段。在亞洲政策和對蘇聯政策方面，凱南對曾任駐華公使的馬慕瑞，以及曾在中國工作生活過的戴維斯，在思想上比較認同，他關於東亞洲的政策設計的很多思想和認知來自於他們倆。
1949年馬歇爾辭去國務卿職務後，艾奇遜接任了他的位置。
凱南和艾奇遜的關係比較微妙，他覺得艾奇遜要把規劃室納入平庸的行政官僚序列中，這實際上有違規劃室設置的初衷，限制了其功能的發揮。艾奇遜雖然也欣賞凱南的敏銳洞察，但不願意給凱南和政策規劃室以超然的地位，對凱南的理論偏好和書生氣、缺乏對現實政治的感知感到不滿。
凱南文人式的特有的思考和表達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妨礙了他和國務院以及政府、國會其他部門的良好溝通，這也使得凱南的很多主張受挫，導致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離開了規劃室。
馬歇爾的繼任者艾奇遜
2. 凱南的蘇聯認知和遏制戰略框架
在長電報中，凱南就蘇聯的行為及其根源提出看法和判斷，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蘇聯內在地具有擴張性。因為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原因，蘇聯具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傾向於通過不斷地擴張和破壞對手來確保自身的安全。
其次，蘇聯政府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存在背離。
第三，蘇聯體制僵化，缺乏創新活力，決策信息失真，在長期無法和美國競爭。
第四，不能僅從官方宣稱的意識形態來預測蘇聯的行為，民族主義、官僚機構和個人的因素起很大作用。
第五，蘇聯對理智的邏輯無動於衷，對力量的邏輯高度敏感。
1946年的蘇聯地圖
基於這些分析，凱南認為，蘇聯不可能是美國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國的對蘇政策要走戰爭和綏靖之外的第三條道路，即採取遏制政策。
在長電報中發端並在後來正式成型的遏制戰略，如果進行分解，大致有以下幾方面要素：
一是明確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即要保衛國家安全，建立一個有利於促進美國人民福利的世界秩序。
二是鎖定蘇聯作為美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對手。凱南定義的五大力量中心分別為美國、英國、德國和中歐、日本和蘇聯。其中只有蘇聯對美國既有敵意又有能力構成威脅。美國要堅決地對蘇聯的擴張進行反制和回擊。
三是選擇均勢策略來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為了遏制蘇聯，需要加快德國和中歐的復興以及日本的復興，使之成為抵禦蘇聯擴張的關鍵砥柱。
四是分清楚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他主張聚焦和維護美國關鍵和核心的利益，可以放棄次要的利益。
五是主張一種非普遍主義（或特殊主義）的國際秩序。美國不應該也不需要將民主自由理想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這種普遍主義的道路將帶來無法承受的成本與代價。
六是正確評估美國的能力和優勢。因此凱南主張一種“非對稱反應”，即不是針對蘇聯的行動處處設防和反應，只在自身具有優勢的領域進行回擊，自己選擇戰場。
七是美國實施遏制戰略需要軍事力量作後盾，但不能過度依靠軍事力量。凱南特別重視心理因素的作用，他認為加強軍事的主要作用是心理威懾，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美國將國內資源過度消耗在軍事上。
對軍事力量的投入能夠讓蘇聯感知“力量邏輯”、阻嚇其擴張行為就可以了，反對將外交戰略建立在核武器和過度軍事擴張上。他反覆告誡，美國要避免走向自己的反面，避免走向軍國主義。
蘇聯閱兵（1983）
八是認定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存在斷層線，主張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來實現遏制的目的。他認為，在東歐國家，民族主義最終會戰勝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鐵托主義”會在其他東歐國家產生。因此主張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保持接觸。
九是發揮制度的優越性，保持戰略耐心，形成長期壓力。
十是改變蘇聯領導人的觀念。凱南認為蘇聯未來可能會出現一個關鍵性的政治領導人，美國可以通過威懾和誘導等方式說服這個關鍵人物按照美國期待的方式改革蘇聯的體制和模式，主動消除對美國的威脅。
應該說，凱南對蘇聯的認知不失洞見，但也不乏偏見和誤判。凱南正確地預見了蘇聯體制存在的一些內在缺陷，以及蘇聯與東歐國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的內在衝突。但是他也過高估計了蘇聯對美國的敵意，低估了蘇聯在一些領域硬實力的增長以及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
凱南戰略中最大的短板可能還在於對中國的認知上，在後文中詳細討論。隨著蘇聯解體、美國“贏得”冷戰，使凱南的這些認知，包括其中錯誤部分，都在勝利的光芒下隱而不顯。
在當時的情勢下，他作為美國國務院中的蘇俄專家的身份、分析中呈現的邏輯和雄辯的語氣，對美國決策層起到了很好的說服作用，推動了遏制戰略的快速成型和實施。
但也正是凱南分析中內在的缺陷，使後來的美國戰略決策者不得不對蘇聯在戰略上的攻勢和力量作出應對，使凱南版本的遏制戰略在很短的時間內變調走形。
而凱南自己，則在離開政府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成為新的遏制戰略批評者。
三、凱南之後的遏制戰略
經過美國國務院內部討論，遏制戰略在1947年正式成為官方的新戰略，但隨著凱南1949年的離任，這一戰略在隨後也不斷修正。根據加迪斯在《遏制戰略》中的總結，大體上有5個版本。
1. 國安會68號文（1950-1953）
凱南離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後，保羅·尼采於1950年接替了他的位置，主導了國安會68號文件的起草。
國安會68號文是在國際和國內雙重壓力下出臺。先是國民黨戰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美國國內掀起了“誰丟失了中國”的強烈討論。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被美國一些人認為是蘇聯的勝利和“自由世界”的失敗，引起了公眾和國會的憤怒。朝鮮戰爭的爆發則進一步加速了該文的生效和落實。
在當時，第三世界反殖民和爭取獨立的鬥爭風起雲湧，一大批原殖民地國家要求獨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些國家也有很大的影響。這使美國政府和社會都感受到強烈的危機感，擔心蘇聯會趁機進一步興風作浪擴大影響，美國不能對此無動於衷，給國內民眾和盟友留下節節敗退的形象。
美國的政治宣傳
國安會68號文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和核心利益的闡述和凱南版本幾乎沒有什麼差異，但在幾個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修正：
首先，對美國目標和核心利益受威脅態勢的評估。凱南認為失去亞洲大陸無關宏旨，但當時美國國內的政治局勢不允許這麼認為。
其次，既然蘇聯（以及共產主義陣營）在非美國利益核心區的勝利都是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威脅，美國必須作出反應，那麼實際上美國就不再區分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
第三，在當時的情況下，美國作出反應最直接和有力的手段就是加強軍事準備和投入，包括核武器的升級。
第四，68號文中也提到“要用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來阻止蘇聯的擴張”，包括使用宣傳戰來暴露蘇聯的“各種虛假的政策主張”。
此外，要通過和平演變在蘇聯內部培養破壞的種子。與凱南相比，68號文件中的遏制戰略更加強調“對稱性反應”，即對蘇聯的進攻處處作出反應。
2. 新面貌戰略（1953-1960）
朝鮮戰爭後艾森豪威爾上臺，杜勒斯成為戰略的新設計師。
這一階段實施的“新面貌”戰略更加強調價值觀、道德原則和意識形態。杜勒斯認為，美國必須擔任起世界的領導者的角色以保護對美國生存至關重要的多樣性，反蘇聯恰恰是保護多樣性的必然選擇。這導致美國在事實上選擇了普遍主義。
新面貌戰略選擇通過輿論戰的方式，不斷的誇大和渲染蘇聯的威脅，塑造政策議程。實際上，在當時戰略情報委員會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等部門所評估的蘇聯對美造成的威脅，遠遠小於政府對公眾所說的威脅。
美國的政治宣傳
在軍事理論方面，杜勒斯強化戰略恐嚇和大規模破壞力量，實際上就是強調核武器的威懾和作戰能力。
這種在經濟學的博弈論中也被稱為“可置信的威脅”。這種措施可用以威懾蘇聯不敢隨意擴張。任期結束前，艾森豪威爾對這個時期美國所形成的軍工複合體的傾向進行反思，他認為這有可能威脅美國的民主體制。凱南對於這種軍備的競賽也多有批評。
新面貌戰略利用同盟的力量，但使用了更多的權謀。杜勒斯擔任國務卿期間，實施了許多帶有秘密外交和政治顛覆性質的活動，發表解放東歐、推翻共產黨的言論。這實際上放棄了凱南的可與非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的方針。
這一時期，全球層面發生的許多事件，表明了蘇聯和美國互有攻守和得失。
一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凱南最初判斷的正確性，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印證；蘇聯在美洲也加強了存在，古巴革命的成功更是對美國政治生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3. 靈活反應戰略（1961-1969）
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實施的遏制戰略被稱為“靈活反應戰略”。在理念上，肯尼迪和約翰遜同樣認識到美國的利益不是重塑世界，而是在其中制衡權勢。且他們認為均勢的維持不能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世界也不應有中心與外圍之分。
基於此，他們將鞏固美國與非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作為國家安全重要方面。另一方面——與前任政府顯著不同的是——肯尼迪和約翰遜重視通過經濟增長來抗衡蘇聯，長期繁榮和迅速增長亦是其重要戰略支柱。
但在國際關係的實際操作層面，靈活反應策略將美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看作零和博弈，將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視為美國的失敗——這實際上又使美國走向“對稱性反應”。
肯尼迪與約翰遜
在戰略規劃和實施的技術層面，“靈活反應”的基礎是大規模採用現代分析方法建立龐大的政策評估體系，評估行動與形式的適應性，避免出現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政府戰略僵化的情況。
從結果上來看，“靈活反應”策略在“古巴導彈危機”、“（第三次）柏林危機”等方面都佔得優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美國最終又陷於越南戰爭的泥潭，影響了國內“偉大社會”政策議程，導致“反戰”、民權運動風起雲湧，也證明了這一戰略的成功是有限的。
4. 緩和戰略（1969-1979）
尼克松和基辛格時期，美國正處於內政外交士氣疲弱的階段。外部因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下處於守勢，內部面臨左翼思潮崛起及一系列民權運動。但蘇聯與中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裂痕，也為美國遏制蘇聯帶來了可能性，這促使美國放棄普遍主義，向凱南的設想回歸。
一方面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矛盾遏制蘇聯，另一方面採用壓力和誘導相結合推進對蘇談判，聯合運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手段來修正蘇聯行為。同時，尼克松和基辛格試圖大幅減少美國在全世界的義務和承諾。這些都是尼克松-基辛格在當時美國能力和條件下所作出的正確戰略修正。
在戰略的策劃和實施上，兩人主導的戰略帶有強烈的權謀和宮廷政治色彩。為避免內部官僚體系的束縛，繞過相關部門開展秘密外交活動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在尼克松的認知裡，總統應該無限制地擴大對外政策制定的權力。但是尼克松對自身權力的擴張也為自己帶來了巨大政治壓力，並最終引發水門事件。
總體而言，尼克松的戰略是成功的，符合當時美國在戰略上的守勢。其後的福特政府、卡特政府基本沿用了這一時期奠定的戰略框架。
5. 里根的遏制戰略與遏制的終結
雖然凱南本人對里根及里根主義評價不高，但是加迪斯認為，里根對蘇政策更全面和良好地體現了凱南的戰略設計初衷。
里根將緩和戰略視作綏靖，主張直面蘇聯的挑戰。在重新評估美蘇力量後，里根政府認為美國有充足資源和能力在國際體系中競爭，而蘇聯則存在包括意識形態脆弱性和人權在內的重重問題，國家能力與西方陣營相比也十分薄弱。
基於此，美國一方面開始放棄“確保相互摧毀”戰略，與戈爾巴喬夫簽訂核武器控制協議（這樣消耗了蘇聯在對外整體戰略上的中心和專注）；另一方面又將蘇聯在道德上塑造成“邪惡帝國”，並通過“星球大戰”導彈防禦體系施壓，試圖從根本上挑戰蘇聯政權的合法性，把蘇聯舊制度推向崩裂點。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
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總統
蘇聯內部的羸弱也為美國多管齊下的戰略提供了空間。美國抓住戈爾巴喬夫上臺的機會，給蘇聯高層普及西方經濟學思想，加速蘇聯走上經濟停滯、國家崩潰的道路。
本文根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內部《遏制戰略》讀書會的分享內容整理擴展而來。主要參考了約翰·加迪斯《遏制戰略》和《喬治·F·凱南傳》、喬治·凱南《凱南日記》、保羅·希爾的《喬治·凱南和美國東亞政策》、沈志華教授的“冷戰五書”系列、左鳳榮教授的《蘇聯史（第九卷）》。感謝同事郭絲露、趙詣涵在整理中的幫助，作者對文責自負。
圖片來自網絡
整理 - 昕奕、慧韜、詩妮
排版 - 夏天
編輯 - 夏天、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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