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編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170週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共同邀請國內外學者撰寫系列稿件，向讀者介紹“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對相關研究有所助力。
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民眾對太平軍的恐懼在太平軍到來之前就已蔓延，像嘉興、常熟、吳江、海寧、紹興等地均見有百姓稱太平軍為“瘟毛”的記載。傳統中國社會濃厚的儒家文化和根深蒂固的正統觀念、忠貞觀念、宗族意識，使民眾對這些起身窮鄉僻壤、以異端宗教武裝起來的叛亂者，具有先天的排斥、抵制乃至敵視心態。太平軍兵臨之時，民間自殺殉難的風潮正是正統、忠貞觀念的直觀反映。當然，民眾對戰亂和暴力本身也具有先天的恐懼心理。這種先天性的思想心態就是當時民眾對太平軍恐懼的意識形態根源。但是，主要原因是後天“觀念對立”的形成。
天王洪秀全玉璽
清方的政治宣傳攻勢
早期太平軍轉戰湘桂途中發佈的《奉天誅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討胡檄》《救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諭》三篇檄文，可代表太平軍書面形式思想動員的最高水平。但檄文宣揚的民族大義很快就被曾國藩《討粵匪檄》展現的“衛道辟邪”的文化張力所淹沒，曾國藩的幕僚王家璧這樣反饋《討粵匪檄》引發的社會影響和思想共鳴：“我師討賊檄，衛道辟邪，實為盛世昌言，功不在孟、韓下，每為同志者誦之，靜者流涕，動者擊柱，其感人之深如此，想忠謀至計，必能早為之所也。”
清廷還以所謂“從賊中逃出”者親歷之“被害情形”，製作成一些政治宣傳品在民間廣為散發，像《金陵被難記》痛訴太平軍“惡行”，號召“富者捐財，貧者效力，同心團練，豫助官兵”。另外，還在“解散脅從”方面大做文章。咸豐十年（1860）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發佈上諭：“所有江蘇、浙江、安徽所屬被賊佔據各州縣，應徵本年新賦及歷年實欠在民錢糧，著一律豁免”，“被賊裹脅良民”“準其自拔歸來”“予以自新”“脅從罔治”。同治元年（1862）七月十九日再發上諭：“著各督撫刊刻謄黃安撫陷賊難民”，除“甘心從逆”者，“其餘一切為賊所陷者，概予免罪”。清廷屢有“脅從罔治”“豁免錢糧”“旌表卹典”“增廣學額”“因功授賞”之諭，形成了配套的分化政策。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在安徽祁門軍營中編寫“解散歌”，宣揚“八不殺”，承諾“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皆免死”，“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王定安《湘軍記》）。兩相對照，清方的宣傳策略重視心理攻防，比太平天國高明得多。
太平天國敗亡後，太平天國自身的檔案文獻被清政府毀滅殆盡。但是，作為敵對面，清方為宣揚“皇清武功”，陸續編纂刊印了大量公私著述，如《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平定粵寇紀略》、《湘軍志》、《中興別記》等，片面、歪曲地記述了這段歷史。同時，清政府嚴禁民間談論太平天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為宣傳“興漢反滿”，革命黨人對太平天國進行了正面評價，洪秀全等人被尊崇為民族革命運動的先驅。
親歷者的傳述和時人所記
有親歷者逃回鄉里後在酒樓、茶肆等公共空間傳播“長毛做不得，不如行乞”的論調（沈梓《避寇日記》），痛陳在太平軍中生活艱辛。乘間逃出的人們以“被擄”“思痛”“生還”“餘生”“復生”“隱憂”等名義留下了大量文字，不僅對當時人的思想產生震動，如今也已成為這段記憶的“見證”。
時人筆下對“厲鬼”“陰兵”之類恐怖異象的記載加劇了社會恐慌。無錫餘治繪有一幅“愁雲泣雨神鬼夜號”圖，記雨夜中死無葬身之地的無頭厲鬼和猙獰幽魂四出遊蕩哭嚎，並且餘治確信“今則往古之事，一一見於目前，覺古人真不欺我”（餘治《江南鐵淚圖新編》）。趙烈文也記咸豐三年（1853）正月常州“各鄉俱有陰兵之異，初至聲如疾風暴雨，燐火雜沓中，復見戈甲旗幟之象，其來自溧陽、宜興，由西而東，每夜皆然”，還宣稱有目擊者，“詠如、才叔皆目擊之”（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百姓對死後變為厲鬼遊魂的畏懼無疑增加了他們對太平軍的恐懼。直到戰爭結束後近十年，蘇州百姓仍對鹹同兵燹心有餘悸，有人還看到太平軍“陰兵”“夜鬧通宵，鬼火磷磷”，“火光中有兵馬人影……開槍炮並擊銅鑼，竟莫能息”（《蘇城陰兵謠言》，《申報》，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73年3月4日]，第2版）。
總之，當時人對太平天國的書面和口傳信息，形成了戰時社會妖魔化太平軍形象的輿論主流。而鮮有的倡言太平軍正面形象的文字作品被迫以貶義詞冠名傳播，如刀口餘生（趙雨村）的《被擄紀略》，初名《太平紀略》，據作者本人稱“因避清朝的迫害，改為‘被擄’字樣，記事立場亦加以變更。惟於當時太平軍的制度、法令及英勇殺敵各史實，則照實記述”。迫於政治形勢，親歷者傳述和時人所記太平軍形象難免有不實之處。晚清社會，官方和民間長期以“逆”“賊”“匪”“盜”視之的輿論，甚至沿襲影響至今，現在浙江諸暨一帶還流傳著“一副長毛相，遲早要殺頭”的民謠，不少地區的老百姓常戲謔那些頭髮太長卻不肯理髮的人為“長毛賊”。
匪盜的喬裝栽贓
土匪、盜賊喬扮太平軍設卡收稅、搶劫滋事、殺人放火的事例很多。在常熟，“每有聚眾恃強，口造謠言，身冒長毛，哄到巨宅，假勢駭人，叫譁雷動”（湯氏《鰍聞日記》）；在海寧，“土匪扮長毛，夜劫花溪大墳頭遷避家”（海寧馮氏《花溪日記》）；在嘉興，“皆土匪私立關卡，並非長毛令也”，“有無賴子偽設長毛卡勒索客船稅……蓋狐假虎威往往而然也”（沈梓《避寇日記》）；烏青鎮有“不逞之徒，乘間竊發，土棍槍匪皆冒長毛名目，持械嚇逐”，結果造成居民驚恐逃避，“溺死、跌死、踐踏死、劫殺死者，盈千盈百”（皇甫元塏《寇難紀略》）；在吳縣，“新郭亂民牛皮糖阿增等共十餘人，偽扮長毛，昏夜入人家劫掠”（蓼村遁客《虎窟紀略》）；在太倉，“賊至鄉不過十餘人，黃旗，紅綢扎額，並非的真長髮”（佚名《避兵日記》）。可見在社會失控時期，土匪、盜賊的破壞性極大，浙江黃岩民間流傳著“長毛如篦，土匪如剃”的歌謠（光緒《黃岩縣誌》）。匪盜冒充太平軍行惡，易被民眾誤認。
太平軍作戰圖
天災的人為歸宿——“紅羊劫”
古人謂丙午、丁未是國難發生之年。天干“丙”、“丁”陰陽五行屬火，色赤；地支“午”、“未”生肖為馬和羊，故有“赤馬”“紅羊”劫之說。太平天國並非起事於丙午年（1846）或丁未年（1847），但其發端之上帝教成型於此間，組織逐漸完善（“天父”、“天兄”相繼下凡傳言）和起事準備日趨成熟的戊申年（1848）也與之臨近。在文人著述和官方報道中，“首逆”洪秀全和楊秀清並列而稱“洪楊”，因姓氏音近，時人常將太平天國“洪楊劫”附會為“紅羊劫”。再加上當時流行的讖語也習慣性地將太平天國比附為災難，身受戰爭創痛的民眾很自然傾向於認為天災頻現是上天對人禍的降罪，從而形成疏遠和恐懼太平軍的心態。
一般來講，當時妖魔化太平軍的謠言主要有三種源流：一是出於敵對，惡意中傷誹謗；一是源於民眾敏感神經或緊張心態的誤傳；一是匪盜、遊民、無賴或散兵潰勇等欲趁亂滋事而生。三類謠言均會造成社會恐慌。民間社會則根據這些訛傳形成了關於太平軍藍眼睛紅頭髮的妖魔形象，給大眾行為選擇帶來負面導向。
太平天國之弊症
太平天國在其佔領區（特別是後期在蘇南、浙江）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政令，向世人展現了太平天國進行政權建設的社會戰略。然而某些社會戰略實踐的失誤和弊病卻使民心益失，增加了民眾對太平天國的恐懼。
如“愚民、貧民亦望賊來既可不納佃租，不完官糧，並可從中漁利，則有望風依附者”（《安徽巡撫福濟奏陳通籌皖省全局請旨迅速飭撥皖省軍餉折》），而後太平天國卻間雜並行“著佃交糧”、“招業收租”和“代業收租”。此令一出，“以賊之徵偽糧如此之苛，佃田者已不堪命，而又欲假收租之說以自肥，真剝膚及髓矣”，佃農遂有“欲求仍似昔日還租之例而不可得”的失望情緒，甚或“攘臂而前”（曾含章《避難記略》），釀成民變。太平軍將之鎮壓，最終“人情大變”（佚名《庚申[甲]避難日記》），激化了本已極端複雜的社會矛盾。
再如，儘管太平軍當局一再嚴令整飭軍紀，但仍然大量存在“打先鋒”、“屠滅”和“擄人”的現象，咸豐十一年六月太平軍追殺常熟抗糧之民，劫掠市村五處，時人稱“鄉人從此心死”（湯氏《鰍聞日記》）。在湖州，同樣因太平軍動輒打先鋒，波及無辜，“自是人始知賊不足恃，乃相率遷徙，或東向，或南向，或為浮家泛宅”（光緒《烏程縣誌》）。
在地方行政方面，太平天國力圖摒除清朝漕政舊弊，嚴禁收稅人浮收勒折，但因缺少地方社會管理經驗，過多倚靠地保、胥吏之類充當鄉官，在具體執行中，浮收舞弊和行政腐敗現象仍然不斷滋生，甚至激變良民。如咸豐十一年春，浙江嘉善監軍顧午花和陶莊舉人袁某，“貪酷舊規，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皆為鄉人所殺，而顧死尤酷，裂其屍四五塊”（沈梓《避寇日記》）。
太平天國在軍中和民間推行獨尊上帝的拜上帝思想，創制了頗具特色的經典、教義和教儀。但在民間，因此類宗教宣傳缺少政治和思想文化認同，宗教思想的宣教力嚴重不足，沒有指出拜上帝的本土性實質。儘管洪秀全一再標榜拜上帝並非“從番”，但卻只是依靠宗教解釋宗教，缺少現實關懷，反而激發了民間社會視之為“洋教”和“異端”的逆反心理。為儘快確立獨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國排斥古人古書，在民間嚴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倡導留髮易服，變更曆法和婚喪禮俗等，推行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前期在城市實行男女分營的社會組織和限制自由經營工商業的政策，這些大多與國情嚴重脫節；加之操之過急、手段激進，與傳統激烈衝突，遠遠超出民眾的心理承受力，這加重了人們對太平軍的排斥和恐懼心理。
在太平軍到來之前，民眾已經形成的思想觀念對立和恐慌心態很難為太平軍左右，可變性小；而太平天國社會戰略的偏差和弊端是太平天國的主觀作為，具可調控性。在實踐中，太平天國卻自我孤立，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太平軍的恐慌，最終使“妖魔化”的太平軍形象定型。所以，後期太平天國“人心冷淡”的現實（洪仁玕《資政新篇》），不僅是在軍中、朝內，在民間亦是如此。
其他心理因素
除對立心態外，求生求安和從眾心態也可能增加戰時恐怖氣氛。求生求安，是民眾在亂世中最基本的訴求。遷徙逃難、被迫落草為寇、加入民團，均有民眾求生心理的作用。在戰亂紛起的年代，百姓求生求安的慾望，推動了暫時群聚效應的生成。咸豐十一年夏秋間，數萬民眾扶老攜幼避入浙江諸暨包村，倚仗村氓包立身的“邪術”救世，最基本的願望就是能生存下去。
民眾對太平軍，部分恐慌行為內包含的立場對立並不明顯，民眾參與其中僅是從眾心態驅使，可能存在盲目跟風。在海鹽菜農沈掌大領導的規模達萬人的民團隊伍裡，在海寧鹽梟陳三丫頭領導的“蓋天王”匪軍裡，有相當數量的參與者是因恐懼而被裹脅。
所以，戰時民眾對太平軍恐怖形象的恐慌，這裡既有先天立場和觀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傳、時人傳述、匪盜栽贓、讖語謠言和太平天國政略弊端等多項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後天觀念和利益對立，同時也存在求生求安和從眾的心態因素。
從兩極評說到歸於中性
進入民國以後，民間談論太平天國蔚然成風。蔣介石雖然推崇曾國藩，但仍然肯定洪秀全領導的民族革命，稱讚“太平天國之戰爭，為十九世紀東方第一之大戰。太平天國之歷史，為十九世紀在東方第一光榮之歷史”，太平天國乃“民族思想之發皇，轟轟烈烈，在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紀念”（《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隨後民國政府通過了《禁止汙衊太平天國案》。新中國成立後，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被尊稱為“人民英雄”，太平軍的形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被奉若神明。到了現代社會，否定太平天國、替曾國藩翻案的觀點被炒得沸沸揚揚，出現了對前期研究和宣傳中過左觀點矯枉過正的傾向，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又承繼了太平天國時期民眾對太平軍恐怖形象的看法。
170年來，太平天國運動從“叛亂”到“革命”再到“破壞”，洪秀全從“人”到“神”再到“鬼”，除了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的變化，現代一些讀物和網絡媒體推波助瀾外，上述各點要素與“否定”或“黑化”觀念的形成也密切相關。比如太平天國自身的一些弊症，也是現今部分輿論否定太平天國的“論據”，像太平天國宗教“邪教”說，洪秀全的宮廷生活腐朽，戰爭的破壞性，太平軍的軍紀敗壞等。對於農民起義的失誤，我們應敢於正視。其中出現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崇拜皇權、生活腐敗、權力傾軋、軍紀鬆懈等負面表現，帶有普遍性。無論是黃巾起義、黃巢起義、張獻忠起義、李自成起義，還是太平天國，概莫能外。這是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也給後世留下了慘痛的教訓，註定了歷史上的大多數農民起義是以失敗而告終。歷史的本真在於求實。歷史上的功過是非，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所能揭示的。只有秉持科學的研究態度，以史料和史實考辨為基礎，以廣闊的視角觀察農民戰爭，才能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好人壞人”的歷史窠臼，才能得出更加趨近於歷史事實的論斷。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欒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