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新冠肺炎，美國幾乎全軍覆沒，為了轉移國內矛盾，美國在特朗普的帶領下不斷甩鍋中國，甚至還暗示病毒是中國病毒研究所洩露出來的。
其實美國這是在賊喊捉賊，你美國才是病毒生物武器的集大成者，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踐美國對生物武器的研究都可以說是一騎絕塵。
美國生物戰歷史
一戰期間德國曾利用間諜撒播馬鼻疽桿菌及炭疽桿菌感染對方的騾馬。這是20世紀生物武器的第一次應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生物戰
由於德國的大力發展化學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德國放棄了生物武器計劃。
但生物武器的發展卻進入了一個世界性的繁榮時期，各個大國都制定了生物武器研製計劃，進行生物武器研製，並且還公開或秘密的應用於實戰。
美國也是在在一戰後開始發展生物武器，而且也參與針對生化武器的軍備談判，當時還只是為了保障自身安全。
1925年6月17日，美國在日內瓦簽署了《關於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但《日內瓦協定》只能在禁止生化武器的首次使用方面發揮作用，在以“防禦”為目的的研製和儲備不違反這一協定。
日內瓦協定
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美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研究新型的生物武器，其宣稱的目的是為了“防禦德國或日本可能發動的首次生物武器襲擊”，屬於防禦性質。
在1941年，美國開始和加拿大、英國合作研究和生產炭疽炸彈，並進行肉毒素的野外散佈實驗。
英國此時因為人力和財力的限制，也開始與美國合作研製生物武器，並派出生物武器專家常駐美國，指導美國生物武器的研製，1942年，得到英國大力支持後，美國生物武器的研究達到了世界水平。
二戰期間，日本令人聞風喪膽的“731” 部隊，進行人體的活體試驗，遭殺害者達10000人以上。1940年、1944年日軍在我國浙江、湖南、河南等地空撒佈傷寒桿菌、鼠疫桿菌和霍亂弧菌致使霍亂流行，僅感染鼠疫致死者達700多人。
日本在承德撒佈霍亂弧菌導致萬餘人死亡，而且也導致1700日本士兵死亡。
儘管日軍屢次應用，生物武器在戰爭中的效果甚微。戰敗後，日軍大規模的生物武器計劃終結。
後來美國以包庇戰犯為條件，獲得了日軍的技術成果。
而且，美國的生物武器投送技術受到“731”的巨大影響同時大大增加了生物武器的經費投入。
二戰後的美國，國力與日俱增，基於其霸權主義思想也發起了多起主動戰爭，每一次的戰爭幾乎都有著生物戰的影子。
1952年初，美軍向朝鮮的朔寧、平康等地投放了帶有細菌的蒼蠅和昆蟲，2月美機對鐵原地區的志願軍陣地投擲了大量的帶病昆蟲，此後發生了著名的寬甸事件和甘南事件，這兩起在中朝邊境的平民區投放細菌容器的軍事行動被“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證實。
朝鮮戰爭細菌戰
這一事件表明美國在放棄了報復原則，並且已經制定了 “總統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全權支配生化武器的使用”的原則。
在50年代的朝鮮戰爭中，美國對朝鮮平壤市、江原道、鹹境北道、黃海道，對中國的撫順、新民、安東、寬甸、臨江多次發動了轟炸，轟炸中使用了生物武器，就對美國空軍飛機出動的架次、轟炸後發現的各類昆蟲的詳細調查研究和細菌學實驗鑑定後表明，這些昆蟲帶有鼠疫、霍亂以及其他傳染病菌。詳見《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
但是對於美國在朝鮮戰爭中進行細菌戰的事實，美國政府在國內輿論壓力下始終沒有承認。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同樣的大量使用的生物武器。
1962年9月3日到10月11日，在金歐半島布灑橙劑，美軍對越南使用的6種植物殺傷劑給越南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不但使越軍不能得到糧食，生存變得困難，而且使25000平方千米的森林遭到破壞，13000平方千米的農作物被殺死，153.6萬人中毒，死亡3000餘人，其中包括不計其數的平民。
1969年，美國基於以下3個理由對生物武器的政策進行了根本性的調整：
- 由於尼克松主義的收縮戰略，美國大力削減軍費。
- 生物武器耗資巨大，但性能不穩定，作戰效果差。
- 美國急於改變政府形象和國家形象，而生物武器的使用已經泛化為道德問題，社會意識形態成本太高。
美國生物武器政策改變表現為：
- 重視化學武器，輕視生物武器；
- 重技術儲備，輕裝備部隊，在研究中重防禦技術和探測技術；
- 將生物武器泛化為道德問題，制約他國。
冷戰時期，為了制衡蘇聯，美國利用生物武器的輿論對蘇聯進行了全方位的圍堵，生物武器也是其與蘇聯冷戰的一顆重要棋子。
70年代，鑑於蘇聯生物武器的巨量儲備，美國相應的提高生物武器軍備，但未到達收縮前水平。
美國一方面保持對蘇聯的威懾平衡，另一方面進行軍控談判，並在輿論上對蘇進行制約。
1972年4月在美國、前蘇聯、英國的首都公開簽署了《禁止細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及儲存以及銷燬這類武器的公約》。
1981年5月，美國在經歷了5年時間，終於在取自柬埔寨的一個植物樣品中，發現了3種真菌毒素。
於是美國分別於1981年9月在西柏林和9月14日聯合國上正式對前蘇聯和它所支持的軍事力量違反《日內瓦協定》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使用真菌毒素提出了指控，導致西方的新聞媒體對蘇聯大加譴責。
在里根執政時期，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前蘇聯進攻性生物戰計劃的確切信息，美國大大加強了對生物武器的研究，以對抗前蘇聯所謂的即將到來的“生化威脅”。
但是美國此時的重點是二元化學毒劑；在生物武器領域，美國只是進行生物武器基因化的技術儲備。
在蘇聯解體後，美國對伊拉克的生化武器進行了大規模的核查。
美國宣稱搜查伊拉克生化武器
並以之藉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而且對伊朗、利比亞、朝鮮、古巴等國家進行指控；還和前蘇聯國家展開軍控合作。儘管美國在這一時期主要揮舞道德大棒，但美國對生物武器的研究還是比較活躍。
這一時期美國提出了生物恐怖襲擊、基因武器、人種炸彈等諸多概念。
在遭受炭疽襲擊後，美國將生物武器的軍事用途向國土防禦和公共安全領域傾斜。
現在美國提出建立全國性的預警系統的概念。
美國生物武器理論研究
美國不僅僅在生物武器在戰爭的實踐中經驗豐富，在對生物武器的理論和實驗研究在各個生物武器大國中也是無出其右的。
美國國防部1941年11月成立了生物戰委員會，1943年4月在馬里蘭州的迪特里克堡建立了生物戰研究機構，該機構佔地5.2平方千米，有2500名僱員和500名研究人員，1944年在猶他州達格威試驗基地建立生物武器野外試驗場。
此外，埃基伍德兵工廠和松樹崖兵工廠也承擔某些研製任務。
美國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有2個重要的成就，在當時轟動世界，並被認為是生物武器技術的2大突破。
一是完成了一系列空氣生物學的實驗研究，即“氣霧罐計劃”，對生物戰劑在氣體中懸浮的存活情況、動物染病機理和感染劑量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奠定了生物氣溶膠雲霧作為攻擊方式的基礎。此乃一切細菌、生物或器材，特別是炸彈、布灑器方面的設計、使用之基本理論。
二是研製成功大量冷凍燥粉狀生物戰劑，提高了生物戰劑的穩定性和儲存時間。
這一點作為儲存、運輸和使用有重大意義。
生物戰劑與化學戰劑之間的重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活性生命物質。
美國軍隊研究的戰劑有炭疽桿菌、馬鼻疽桿菌、布氏桿菌、類鼻疽桿菌、鼠疫桿菌、鳥疫衣原體等。
美國豐富的生物武器理論研究和實踐，是美國從一戰以來的生物戰黑歷史中積累下來的。
新冠病毒還想著甩鍋給中國，你美國的屁股搽乾淨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