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疫情更復雜的,是面對感情?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5期,原文標題《比疫情更復雜的,是面對感情?》,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疫情的持續總是讓我們以為眼下沒有比感染病毒更危險的事兒了,但也許並非如此。

記者/孫若茜

比疫情更復雜的,是面對感情?

(視覺中國供圖)


2月底的一天,雪君去單位值班,疫情導致的延遲復工還在繼續,每個出門的人都繃緊著神經。為了減少在路上感染的風險,老公田雨答應接她下班。可是雪君始終沒能把人等來,電話也打不通,她有點兒生氣,宅在家裡還能有什麼理由沒來?無非就是忘了。回到家,推開門,她整個人呆住了。

田雨趴在客廳的地上——為了增加運動量,他用家裡的一根吊杆練引體向上,結果失手摔在了地上,整個人都動彈不得。眼鏡和手機飛落到遠處,人就像是丟了眼睛和嘴巴,沒有辦法求救,他只好默默等待。雪君的身上還穿著羽絨服,口罩也沒摘就跑了過去,她慌了。如果沒有疫情,這樣的情況下,她的反應也許會像是按下快進鍵,在開始進行思考之前就打120求救,向朋友或是鄰居求助。但是,疫情按下了慢進鍵,它讓人不得不排除掉一些選項,變得顧慮重重。

他們夫妻二人用了很長時間向朋友徵詢建議:畢竟是下樓取趟快遞回來都恨不得把全家消毒一遍的非常時期,醫院還能去嗎?不去行不行?後來,一位年長的朋友提醒說,他很可能摔成了骨折,如果傷到的地方是頸椎和腰椎,那可耽誤不得。兩個人這才反應過來,趕忙叫了救護車。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2點了,積水潭醫院的急診室裡人很少,疫情把人處理日常病痛的需求壓抑到了最低,能忍則忍,誰也不願這個時候節外生枝。

田雨一到醫院就哭了,他知道雪君是個謹慎的人,立春那天,她的頸椎病犯了,頭暈噁心地在床上躺了20多天也沒敢去醫院一次,如今卻義無反顧地陪著他在急診室裡跑前跑後,他不知道如何表達。雪君說,要說不害怕是假的,但我知道兩害相權取其輕。一週的時間,他們前後跑了三趟醫院。最終的確診結果是胸椎、腰椎和骶骨三處骨折,醫生不建議手術,要求他回家靜養。

就這樣,田雨一直躺到現在。雪君說,她從沒有如此長時間地和丈夫在一起毫無間隙地相處過。婚後不久她就當了媽媽,平時老人幫忙照看孩子,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她和丈夫都要坐班,每天相處的時間不長,獨處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如果不是為了讓老人和孩子避開春運提前回老家過年,他們倆又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選擇留守在北京,恐怕還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疫情發生以來,他們兩個人就像是穿越了時空,提前步入了需要互相攙扶的老年生活,而且還是加強版——先是她躺在床上需要照顧,緊接著又換隊友倒下,她成了24小時待命的陪護。

田雨躺著,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雪君幫忙:喝水、吃飯、洗漱,手機夠不著了,眼鏡找不到了……雪君每天變著花樣地做一日三餐,每頓飯菜都不少於5種,想讓一個長期臥床的人吃得舒服又利於恢復也並不簡單。除此之外,她要幫他做些簡單的按摩——腿部的和心理的。躺的時間久了,人難免會胡思亂想,萬一恢復不好怎麼辦?到了夜裡,田雨起夜上廁所,雪君還要幫忙端尿盆,起來一次,她至少要用半個小時才能再次入睡。疫情期間雖然不用去單位上班,但雪君宅家辦公的事情堆積如山,也並不輕鬆。

在開始向我講述這些事之前,有一天,雪君突然對我說:我對婚姻有了新的看法,不能長久相處,否則彼此都會瘋掉。她給我發來一段“抖音”,視頻裡一對結婚60多年的夫妻坐在一起被提問想選擇怎樣的隔離方式——A:把兩個人一起關起來隔離;B:……,提問者還沒有說出B選項是什麼,老太太飛快地舉起手,大喊:我選B!說完,她大概也覺得自己有點兒冒失,手按在唇上小聲問,我可以選B嗎?老頭兒則在一旁撇著嘴。後來我才知道,發信息給我的那天,她和田雨剛剛大吵了一架。

吵架的原因竟然是拉窗簾。田雨骨折之前從不賴床,睜眼就立刻要開啟新的一天,摔傷之後他沒變,但是新的一天沒法由他親手開啟了,他需要雪君拉開窗簾,然後幫他刷牙洗臉。雪君原本也是習慣早起的人,但是她最近太累了,用她的話來形容是白天腳不著地,睡醒不捨得馬上下床。拉窗簾當然是小事兒,可田雨一催促,雪君就覺得委屈,明明她每天都竭盡全力,僅僅幾分鐘的懶怠為什麼得不到體諒?田雨也委屈,他提出的要求對他來說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自己能動,誰會願意麻煩別人?

雪君回想起自己臥床的那二十幾天,田雨對她的照顧遠不如她現在的無微不至,心裡就更委屈了,這種委屈慫恿她回到了更久以前,坐月子的那段時間。她想到自己那時幾乎都是由老人在照顧,田雨的付出也屈指可數。她沒辦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她說,我每天忙成狗,24小時地拼命幹活兒,還不夠嗎?他說,你對我有精神上的傷害。他指的是雪君偶爾流露出的些許不耐煩。這不是他們在這段時間裡的第一次爭吵,每一次,吵架的理由都差不多。雪君有時候真的覺得自己要崩潰了。

比疫情更復雜的,是面對感情?

(視覺中國供圖)


危機會推著你走向下一步

很多人會把雪君類似的瀕臨崩潰換一種說法,叫“過不下去了,我要離婚”。網上有人發問:疫情過後你最想做什麼?很多人說,離婚。新聞說,疫情平穩之後,很多民政局離婚登記的預約都爆滿了。前些天,在採訪美國人類學家海倫·費舍爾時,我曾經問過她對此的看法。她說,人類生來就不是和伴侶全天候在一起的。數百萬年前,從我們的祖先開始,男人們就會因為出去打獵和伴侶分開一天、幾天甚至幾周。與此同時,女人們會和其他家人、朋友或者其他部落的人聚集在一起。換句話說,像疫情隔離期這樣每時每刻守在一起,對任何伴侶來說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潛伏著重重的危機。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調查表明,每當人們因為某種危機而聚集在一起時,颶風、炸彈或是其他問題,都會有很多伴侶選擇分手。

但我們容易忽略的是,與此同時,危機也會促成很多人的結合。費舍爾告訴我,任何形式的危機都會帶來更多的“離婚”和“結婚”。危機總是會推著人們的關係迅速走向下一個階段:如果之前就一直問題不斷,那麼當生活停擺,被困在一起時就會更為迫切地想要離婚。相反,如果此前相處愉快,或者在危機中能找到快樂的相處模式,這也會激勵人去加速創建更為安全的空間,比如結婚。我想,她也許還應該補充說,一旦在危機中找到合適的相處方式,那也會幫助人加倍鞏固已有的感情。在“拉窗簾”的爭執之後,雪君和田雨很快和解了。雪君是一個能迅速“翻篇兒”的人,剛剛吵完架,她就會問田雨,你需要上廁所嗎?你想吃水果嗎?兩個人就又開始默契地聊天。她說,我知道被忽略、被疏於照顧的感覺,我並不想返還給他。她覺得田雨正在慢慢地向她學習。因為他說,你對我這麼好,等我好了,會對你更好。

我們還可以用費舍爾的觀點解釋很多身邊的事。比如,當我們去聆聽那些在疫情的密集相處中生長出的讓人想要離婚的理由:“我真的過不下去了,我每天在家裡消毒,可他大概已經一個星期沒洗頭了。是的,大概,我不清楚,因為我根本不想看他。”“我當然要離婚,因為他只抱著Switch的手柄睡覺。”“他根本不管孩子,以前說工作忙,現在宅在家裡了還不是一樣?我是想好好和他談談,就問他,你給自己打多少分?他說80分。呸!我覺得至多30分,沒法談。”它們聽起來也並不比“拉窗簾”的事兒更加走投無路,它們大都不是因為疫情而生,只是被疫情放大到讓人再也無法忍受。

費舍爾並沒有說,危機為什麼會把人推向關係的下一個階段,一個朋友倒是給了我他的答案。疫情到來之前,他出軌了。他愛上了一個年輕、充滿活力,不會拘束他生活的女孩兒。聽起來,他和妻子之間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矛盾,除了厭倦。很長一段時間,他周旋在嶄新的愛情和家庭中間,是進還是退,他始終下不了決心。疫情之後,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我攤牌了。”理由是,在居家24小時的密集相處之後,他頻繁地想到,如果餘生都在眼下的瑣碎和壓抑中度過,“還不如去死”。他告訴我,每天看著新聞裡代表死亡的數字不斷地增加,讓他發現人是多麼容易失去選擇權,甚至沒辦法選擇活著。於是他就問自己,能讓我自己決定的還有什麼呢?疫情讓他比以往都更加迫切地想要去面對。

疫情放大了孤寂讓人去尋找

相比“爆發”離婚和結婚,海倫·費舍爾認為,疫情將會帶給我們一個更為長久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通過網絡認識新人,然後再出去見面。這是一個降低約會成本的做法。顯然,它眼下最大的優勢是幫助人減少感染病毒的風險。人們不想在酒吧、咖啡館或者任何公共場合“冒險”,卻又因為宅在家裡獲得了大把的空閒,唯一可以“轉戰”的地方就是互聯網。而且,如果真的見面,你必須考慮:我要吻他/她嗎?他/她會握住我的手嗎?我應該和他/她一起上車嗎?我們會分攤費用嗎?在網上,這些關於性和錢的考慮,都可以暫時省去了。

費舍爾說:“眼下的確是一個危險的時刻,而任何危險都會推動大腦中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與浪漫愛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認為,現在,大腦已經準備好墜入愛河。這不是健康的好時機,不是經濟的好時機,但是,這是一段關於浪漫的好時機。”

她的話讓我想起了Nana。孩子一歲半的時候,Nana離婚了,原因是對方酗酒,導火索是一場醉駕。之後這幾年她始終沒有再戀愛,直到這場疫情開始。她說,疫情好像放大了人的孤寂,讓人去尋找。

回家過年的前一天,她在手機裡下載了Tinder,全球知名的交友App。那時候,疫情已經開始蔓延,但要說對生活有多大的影響,在Nana工作生活的上海和她準備帶著孩子奔赴的老家西安,似乎還都談不上。她開始有一搭無一搭地在Tinder上和各種各樣的男人聊天兒。

Tinder上有一些默認的規則,比如說,如果付費,系統就有可能匹配到更符合你要求的對象。年齡越大,年費越高。Nana看了看,像她這樣30多歲的女人,大概要1000多元錢。她沒花這筆錢,只使用免費的功能,左滑不順眼,右滑喜歡,靠的都是界面上的簡介和照片。她長得很好看,但是在Tinder的平臺上她沒露正臉。用她的話說,只是選了幾張自己看起來不錯的“文藝裝逼”照片。她也沒寫簡介,就是那種常見的喜歡健身、看書、旅行之類的描述,只填了畢業的名牌大學。

相比那些,她覺得自己更明確的標籤是單身媽媽,所以也放了一張她和兒子背影的照片。“傻子看了都知道我是有小孩的,對吧?”一開始,她以為這樣會自然地過濾掉很多人,但後來她才發現,這樣的照片恰恰提高了危險性,讓很多騙子找上門來。“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你單身,沒負擔,又太久沒找男人了,各方面的需求都會很迫切。”騙子遍及海內外,在科威特挖石油的,在伊斯坦布爾修電纜的,她都遇到過。她說,他們的共同點是ID照片都非常帥,早中晚定時用甜言蜜語噓寒問暖。慢慢地,國內的騙子讓她下個彩票軟件,勸她投個五百一千,國外的騙子說他在某某港口有一批貨被罰款,能不能借1萬美元,肯定還。除此之外,還有那些家庭關係不好的已婚的男人,疫情之下,他們似乎顯得更加焦躁和迫切,總是把自己的需求說得直截了當,毫不隱瞞。

Nana說Tinder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場域,就像她生活的上海。你說你沒時間的時候,你是在跟別人聊,他在說他沒時間的時候,他可能也正跟別人聊著。這是大家默認的規則。“除非遇到你非常喜歡的人,或者你覺得他可能對你真的有意思,但我覺得不太可能,人都太現實了。”

在老家待了十幾天之後,疫情逐漸升級了。幼兒園開不了學,Nana乾脆就讓孩子和父母都留在了老家,自己一個人先回了上海。從4年前離婚到現在,她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家和單位的兩點一線之間,從未有過這樣的空閒。復工前的兩週,她開始和網上那些看起來還算禮貌得體的人見面,大部分只是聊天,也有一兩個發生了關係,一切自然而然,大家心照不宣。她說:“疫情期間,人好像格外容易覺得孤寂,我覺得自己也不見得有多少精神上的需求,但就是非常想要和人繾綣在一起。”

Tinder上很多人問她:你來這兒到底是想要得到什麼呢?她一開始也不知道。她問自己,是想找個伴?但她覺得這東西不可能讓人找到真實的伴。想找個“炮友”?她又豁不出去,畢竟她還是個媽媽。這麼多年,她一直單身,也是有自己的顧慮的,比如說引狼入室的危險。她每天和兒子視頻聊天,5歲的孩子總是不忘了囑咐她:“媽媽,別邀請陌生的朋友回家,萬一他身上有病毒呢?”但她告訴我,讓她覺得比病毒更危險的,是疫情之下突如其來的時間和空間,讓人有機會去做一些平時不想做、不能做,甚至不敢做的事,對她來說,那是真正的“疫情”。

那段時間,街上空空蕩蕩,偶爾有一兩個行人也都行色匆匆,口罩只戴在人的臉上,卻像是能把人整個隔離在一個獨立的空間,沒有人會駐足聊上幾句,眼神的交流也會引發不安,就好像能增加感染的風險。可是Nana和那些她在網上漸漸熟悉的陌生人見面時倒是沒有猶豫。

“我不可能一個人天天在家裝文藝看書看電影,對吧?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人精神都是長期緊繃的,猛地放鬆下來,除了癱著,真的也想換換感受。”Nana告訴我,和她見面的人大部分都是從不同的城市剛剛回到上海的,關於感染的風險,大家心知肚明,但沒人戳破。有時他們會約在咖啡館見面,戴著口罩坐在彼此的對面,聊到的事情沒有一件和疫情有關,迴避得自然而然,說不好是真的不在乎,還是隻要不提就可以當作不存在。“疫情期間你不約,以後還有什麼時間約?疫情來了,現在不約,以後沒準兒再沒有機會約。”這是一個單身爸爸的論調,她覺得也不無道理。之後,他們同居了一週。

男人有文身,有自由的工作時間,五六十萬的年薪,有一個扔給了前妻撫養的孩子,以及一箇中年男人因此而獲得的淡定和瀟灑。Nana一開始並沒有想到,他們會迅速地進入一種老夫老妻的生活狀態:兩個人每天討論最多的就是吃什麼,有時候自己做,有時候點外賣,這個典型的直男會幫忙拆快遞、刷碗,會看書也會刷“抖音”,喜歡吃辣,但吃完會拉肚子。Nana會給他洗衣服、掏耳朵,也會抱怨,男人會不耐煩。好像曾經在婚姻裡浸染過的人,就是會自動跳過那些卿卿我我的階段。Nana說:“到了這個年紀,大家也不用裝什麼,怎麼舒服怎麼來。”

Nana是那種要把時間放進格子裡的人,每個時間段做什麼早早就要安排好,從不睡懶覺,這是她長期為了在孩子和工作之間能尋求平衡而養成的習慣。男人則相反,週末會睡到下午3點半。他們不談什麼情趣,也不表白。一個星期之後,Nana發現,他們已經過得像很多相處了半輩子的夫妻那樣沒勁。但是,她沒有立即切斷這段關係。有一次他們去超市買東西,交錢的時候她才發現自己拿了一塊200多元錢的巧克力,嫌貴。男人說,吃唄。其實日常的花銷,Nana花的比男人多,每天都在“盒馬”上買買買,但男人這樣說她就覺得很舒服,“在錢和生活上沒大事就OK,省很多麻煩”。

作為單身爸爸,男人懂得一些單身媽媽的苦,養孩子的不容易。“他會同情、尊重甚至佩服你,但他不會真的心疼你,不會願意為了你做任何改變。當然,你也不會奢求他能為你改變什麼。這太難了。”有一次,Nana看到男人拿著手機和Tinder裡的其他女人聊天,說些曖昧的話。兩個人都有點兒尷尬。男人問她,你和別人聊嗎?她說,也聊。在這種輕關係裡,那層窗戶紙其實始終都在,只是一般不會有人捅破它。

Nana後來發現,比起約會,在疫情這段時間,她實實在在幹過的事情,是整理房間扔掉了很多東西,給孩子買了保險,給孩子換床、整理他的繪本,修車做年檢,每天跟著手機軟件健身,這些過去拖著沒時間乾的事兒,將讓她從容地面對疫情結束之後日常生活的迴歸。而約會,也許恰恰相反。

但是,她對我說,你知道嗎,那些事情都是建立在這段時間我跟男人們約會的基礎上的。因為很多時候和別人的攀談、交往,雖然並不能讓人更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樣的人,但卻可以讓人明白自己不需要什麼。就像是一種排除法,聊的人越多,見的人越少。最後才能發現,一個人的生活狀態是真正OK的。又過了幾天,她對我說,我打算和那個文身男分手了,雖然他此刻還在我的床上睡懶覺。我的“疫情”結束了,它讓我比以往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文中雪君、田雨、Nana為化名;實習生印柏同對本文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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