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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重農抑商是統治者一以貫之的鐵則，商人在“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中，地位永遠處於末端，即便是遠貧於他們的農民，地位也在商人之上。但實際上，商賈的地位並非一直低於農業。
《周禮》有載：“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而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婦功。”
其中的“旅”，即就是商賈，從記載可看出，此時商賈的地位低於王公、士大夫，但是要高於農夫、婦功。
首先提出“士農工商”這一社會分層結構的人，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他建議齊桓公“成民之事”以擴大統治基礎、增強國家力量。由此，將四民分為“士農工商”四等，將商人的地位從曾經的高於農夫貶到了最低。從此，“士農工商”成為我國封建社會長期沿用的社會結構格局，對商人的壓制更在歷史上一以貫之。
那麼，一項由春秋戰國時期一國所頒佈的政策，為何能夠傳之萬世而不朽？
最根本的因素，就是發達的商業與政權的衝突。
春秋戰國時代，是商賈在中國社會史上發展的黃金時代，錙銖必較的商賈在此時積累起了鉅額財富，少數人甚至憑藉財富“富垺王侯”，雄厚的經濟實力便對王公士大夫的地位形成強烈衝擊。
對於站在權力金字塔頂端的王公貴族而言，對待商賈，從根本來看，只有兩種方法，一個，強力打壓；另一個，承認其地位，給予商人與其財力相匹配的權力。但承認地位這一方法卻帶來新的問題，權力配額是一定的。既然蛋糕的尺寸固定，那如若要分蛋糕，必然要削減其他人的份額，無論砍掉誰的份額，必然都會產生政治的動盪。比起統治的穩定，那還是打壓來的划算。
然而，打壓也得講究方法和策略。
如若直截了當的剝奪商人財產，在春秋戰國那個動亂的年代，必然招致豪強巨賈的反抗，這些人憑藉其財力所豢養的門客，一樣會對統治造成衝擊。
這種矛盾的情形下，統治者開始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以貴賤之別，力圖使商人成為全社會普遍看不起的人物，讓原本羨慕商人、想要逃離農田從事商品交換的務農人員停了心思，專心務農。
然而，要想沒有人去羨慕商賈，首要條件便得讓商人的鉅額財富沒有用武之地。個別東西即便你有錢，但只要你是商人，不賣給你。僅在購買力上進行限制仍舊不夠，最根本的，是必須在社會上形成另一種與經商完全不同而又為人所羨慕、且不會對統治形成衝擊的行業，這便是所謂“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的淵藪。
財富多寡不成為區別貴賤的標準，而關聯於權力高下。於是，官僚士大夫成為四民之首，商賈淪為末業。
通過這種手段，執政者將“富”與“貴”相分離，給百姓搭建出一條與經商有別的真正致富之路——“由貴而富”。擺明了告訴被統治者：財富是權力的報酬，而不是根據，商賈再有錢，在真正的上層社會，沒地位、不受重視。
再一個原因，賤商也是為了重農。
古代皇權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的，皇帝更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商賈流散勢力的抬頭必然導致地主的式微，為了維護皇權的基礎，賤商必不可免。
可在商賈而言，身擁社會大量財富，卻不能在社會地位上擁有屬於自己的與財富相匹配的話語權，心亦有不甘。為在保有財富的基礎上實現地位晉升，途徑“唯學”而已。
古時的富一代無論如何，即便捐官，也不可能在主流統治階層中被看得起，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商業資本轉化為土地資本，改變身份，從商人變成地主；其次，培養家族子弟，“學而優則仕”，躋身士大夫之流，依仗財力躋身富裕，憑藉富裕走向權貴，再利用權貴的特權來保護財富。
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歷史上數不勝數的商賈兼併農民的現象，這也是商賈改賤入貴所造成的歷史悲劇。
“賤商，歷史的事實，利害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