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IC photo）
陳志武/文
螞蟻上市是最近關注度最高的新聞之一，這不僅因為國內外眾多股民都希望自己打新股成功，而且因為市值會超3萬億人民幣，上市融資量也會破歷史記錄。一個開業才16年的公司，市值和業務量都已經是天文數字，這再次顯示互聯網的確改變了世界。
當然，在新聞的背後，我們可能都會問：為什麼螞蟻集團市值這麼高？其業務的社會價值是什麼？如果說今天因為螞蟻給7億草根大眾和3千萬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使其市值幾萬億，那麼，為何以前這些需求一直存在，甚至更多，但卻沒有傳統國有銀行、城商行或其它金融機構去滿足這些需求呢？在看到螞蟻成為全球羨慕的互聯網金融故事之時，我們應該再次思考如何理解金融的問題，尤其是金融的普惠性本質。
過去一談到金融，會習慣性地將金融跟大基建、大製造、大水利等連在一起，也就是將金融跟生產投資和基建融資畫等號，忽視億萬草根生活裡的金融需要，尤其輕視消費金融，看淡數千萬小微企業主保飯碗的金融需求，所以，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都是超大型的，以跟各種大項目投資與融資相對應。而在過去的十幾年裡，螞蟻集團所做的就是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便利，專為這些歷來被忽視的金融弱勢群體服務，雖然花唄、借唄、網商銀行等的總體金額才幾千億元，只相當於幾個大型基建項目的投資額，每次借給草根客戶的金額才幾千甚至幾百元，但由於借期短、週轉頻率快，這幾千億卻可以服務幾億個人和家庭，甚至可以給他們一年服務多次；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也這樣，金額小、頻率高，但服務的小微企業和個體戶數量巨大，惠及到的就業人數和家庭總數都很巨大。原來以為，像這樣的“小生意”普惠金融怎麼可能賺錢呢？——螞蟻上市所帶出的估值發現，打破了過去的成見：雖然螞蟻的資產規模只是那些專注大項目的超大銀行的零頭或者幾十分之一，但注重小微金融、服務草根的螞蟻，估值照樣可以很高，甚至是後者市值的兩倍。同時，也打破了民營金融靠不住、做不大的成見。
雪中送炭是金融的初衷之一
以往，關於民營金融和草根借貸的討論，多出於對“高利貸”的擔心和對極少數惡劣個案的提防，就選擇禁止民營金融，或者制約民營金融並設置違背市場規律的利率上限，而忘記：設置那些禁止性或限制性政策會大大降低金融的可得性，尤其讓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業主得不到金融支持，造成極高的社會代價。
金融之所以在本質上是普惠的，就是因為對於千千萬萬家庭和小微企業主來說，平時收入低，勉強能過；但一有短暫失業、出現收入中斷，或者發生突如其來的大額開支，他們就需要臨時性“過橋”貸款，度過難關，否則，會面對生存危機。
今年經歷的新冠病毒衝擊就是典型例子。今年27歲的小趙，在武漢某社區裡開理髮店已經3年，理髮師就他自己和另外一個，店鋪不大，但靠手藝吃飯，也有些固定客戶。從1月到4月武漢封城期間，小店不能營業，沒有收入，可是，店鋪雖小，卻也“五臟俱全”：房租、水電、員工工資、進貨等，加起來也不小；在停工近3個月裡，小趙虧損好幾萬。由於他以前建立的客戶信任不錯，封城期間不少打電話詢問他何時再開張，所以，一旦疫情過去，店子收入不會成問題；問題是封城期間的虧損如何應對？這些“過橋”資金從哪裡來？幸虧小趙是支付寶網商銀行客戶，不需要抵押，就能快速得到貸款，包括在疫情期間享受一個月的免息；這些“過橋”支持讓他的店子活下來，在4月8號武漢解封后繼續經營。
小王在武漢開一家湖南餐館，叫湘香閣音樂餐廳，過去四年經營得很好。餐廳月租2萬，還有自己1萬的車貸房貸月供，平時當生意出現資金週轉波動時，就通過支付寶網商銀行的短期貸款去平滑。疫情封城對她的衝擊很大，曾面臨關門壓力；由於她在網商銀行10萬元的貸款額度，使湘香閣能“過橋”活下來。4月8號後重新開業，一家人的收入和其他員工的工作得到恢復。
螞蟻集團的數據顯示，在武漢疫情回暖的關鍵期，80%小店面臨資金缺口，但缺口量不大，96%商家的資金需求在100萬以下，有些小店甚至得到幾千元的“過橋”貸款就能度過難關活下來。試想，如果螞蟻網貸業務像以前一樣作為民間金融被禁止，普通人就業謀生所依賴的小店，靠什麼手段逃過疫情一劫呢？鼓勵民營金融、放開民間金融所解決的問題以及所幫助的人數，比限制性政策所解決的問題要多好多。
歷史經驗與教訓
在今年的疫情危機中，廣泛的小額貸款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經驗總結不是這次疫情特有的，而是普遍規律，也是我們制定政策、思考金融的普惠價值時不能忽視的。19世紀愛爾蘭大饑荒的經歷可以佐證這一點。到19世紀，愛爾蘭還比較貧困，經濟高度依賴農業，在他們的食物結構中，美洲作物——馬鈴薯——佔三分之一，也是近40%愛爾蘭人的唯一口糧！之所以從中產階級到衣衫襤褸的農民，都以馬鈴薯為主，是因為同樣獲取1卡路里的熱量，馬鈴薯的價格只是其它穀類作物的三分之一。也正由於馬鈴薯這麼便宜，以至於雖然愛爾蘭人很窮，但人口在1750-1845年間照樣年均增長1.3%，高於同期西歐其它國家，英國與芬蘭增長率1%，法國只有0.4%！
當然，食譜如此單調，也蘊含極大風險，與“多樣化分散風險”的原則背道而馳：一旦馬鈴薯歉收，個體就難有替代性食物。1845年開始的疫病造成馬鈴薯廣泛減產，給愛爾蘭帶來極大災難。當時，農人對馬鈴薯晚疫菌（P.infestans）造成的晚疫病束手無策：真菌的孢子隨風飄揚至薯株葉片，隨後深入植株內部；等植株本身呈現症狀時，就會快速枯萎，收成無可挽回。晚疫病憑藉每天約80公里的速度，很快傳遍愛爾蘭全境：1845年，馬鈴薯因此減產30-40%；1846年，災情最為慘重，減產幅度達75%。這直接導致愛爾蘭大饑荒，其中1847年最慘，被歷史學者稱為“黑暗的47年”。直到1851年，“惡魔”才逐漸銷聲匿跡，馬鈴薯產量恢復到災前水平。大饑荒導致愛爾蘭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其中一半源於死亡，另一半則由於往外逃荒。
在那次災害期間，家庭和親緣固然起到一定的扶助作用，但由於左鄰右舍都種植馬鈴薯，族親力不從心，他們自己也需要別人救濟。在跨區域市場方面，儘管愛爾蘭的黑麥、燕麥等大宗糧食平常與附近其它糧食市場整合密切，但據歷史學家哦格拉達（Cormac O'Grada）介紹：一旦發生災情，那裡的糧商就“對風險厭惡過度”，加上到處大罵“發國難財”的道德指責，進口糧食難賣好價，販糧積極性受壓，難有大量外地糧食及時運抵災區。那時期，教會及國家的救濟也很有限，對付不了大災之急。以當時愛爾蘭政府的主要賑濟手段——“以工代賑”的工坊為例，大部分工坊都面臨資金缺口，而工人連滿足基礎營養的工錢都拿不到，相當部分人死於頻發的傳染病。
在災荒面前，遍佈愛爾蘭的小額貸款機構起到“解燃眉之急”的作用。1840年代，愛爾蘭有300多家此類金融機構在各地開展業務：它們每年放出近50萬筆貸款，覆蓋30萬名客戶。也就是，按當時的愛爾蘭人口算，從此類機構借貸的家庭佔當時愛爾蘭總家庭數約五分之一。就像螞蟻的花唄、借唄和網商銀行一樣，這些愛爾蘭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小、借期短，因此，許多低收入農人依靠借款，購買種子及牲畜。古德思彼（Tyler Beck Goodspeed）給出如下實例：按時人記述，購入一頭豬崽只需20先令，出售成豬的價格則是45先令；因此，即使手上完全沒有資產做抵押，農民也可先向小額金融機構借款40先令，其中20先令購置幼豬，剩餘的資金足夠購買種子、飼料、滿足日常開銷與還款需求。一般的借款週期為20周，期間農民需要每週償還本金的二十分之一。算計下來，即使在還清債務後，每養一頭豬足以養活一個成年人一個月。當然，一家可以養多頭豬。這些小額金融機構通過發放貸款，可為出資人帶來5%的年回報。災荒來臨之時，農民被迫改種其它作物，也可轉向養豬畜牧，但前提是有資本支持；在糧食無著的情況下，能否獲得及時貸款援助以購糧度荒、籌資生產，攸關農人性命。這是金融救急救荒的方式之一，也是金融普惠性的具體表現。
金融機構的舒緩幅度有多大？為估計這一點，古德思彼收集了大量歷史數據，詳盡分析發現借貸機構確實發揮了救援災民、恢復生產的作用：第一，相比沒有小額貸款機構的地區，有貸款機構經營的地區在1841-1851年間人口減幅要低40%，而之所以有這一效應，一方面是因為貸款使災民免受饑饉，度過難關，另一方面，貸款使災民沒有必要逃荒他鄉。第二，災荒後，可以獲得金融借貸的地區比無貸款機構的地區，在禽畜保有量上顯著更高，其中，在家禽一項，有金融供給的地區要高出40%-60%，每家養豬數高一倍多。第三，廣泛存在的金融機構便利農民改變以馬鈴薯為主的生產方式。古德思彼還發現，1845-1846年災荒肆虐期間，有金融借貸的地區能更快調整糧食種植結構，它們種植馬鈴薯以外作物的耕地面積，平均比無金融支持的地區高5-8%；至1851年，這一差距更加顯著，達到28-39%！實際上，1845-1850年間，當地貸款機構的放貸總額每增加1%，馬鈴薯以外作物的種植面積相應增加約3%。也就是說，金融市場不僅幫助更多人在大災中倖存，還增強他們在災荒之後面對未來風險的韌性——多樣化經營需要資本。然而，如果不是這些小額金融機構的支持，大部分愛爾蘭農民都掏不出購置豬崽所需的20先令。在當時得不到金融支持的地區，人食人現象也更嚴重，逃荒移民他鄉的人數佔比也更高。
從愛爾蘭大饑荒歷史中瞭解到的另一現象是，1845-1846年間，借貸機構倒閉的概率比平時高出24%；尤其是那些低利率放貸的金融機構，倒閉的比例顯著更高。這說明為了讓金融機構存活下來，在關鍵時候發揮救災救急的作用，應該給它們足夠空間按市場供需規律決定放貸利率；如果違背市場規律強行設定極低的利率上限，最終使金融機構得不到該有的風險溢價補償，讓它們面對更大的關門倒閉壓力，在關鍵的時候不能發力，犧牲金融的普惠性。
草根金融讓社會更穩定
古德思彼的研究也發現，相比沒有小額貸款機構的地區，可獲得金融支持的地區在大饑荒期間所經歷的暴力犯罪更少，社會更和諧穩定。胡金焱等三位學者研究了1470-1900年間中國的經歷，看明清時期各省的金融發達程度是否影響當地居民應對災害的能力、有利於社會穩定。在近代金融業發展之前，典當行是舊社會老百姓最重要的融資手段，發揮了類似愛爾蘭小額貸款、今天網貸公司的作用：通過提供抵押，農民、手工業者或小微企業主可獲取“過橋”借款，以度過青黃不接或本金不足的困難時期。所以，胡金焱他們以各省典當行數量度量本地的金融供給度，此外，還收集了期間各省逐年的旱澇程度與農民起義次數的數據。如果小額金融確實幫助紓解負面衝擊，那麼，在典當行數量多的地區，農民起義跟旱澇災害之間的關係應當更加微弱：既然農民可以通過典當借貸度過災害難關，他們就不必冒著身歿的風險發動起義。
這三位學者的分析驗證了這一假說：在控制並排除當地人口密度、城鎮化率、進士數量、農業適種程度及美洲作物比例等社會與地理因素後，旱災的出現確實增加當地農民起義的頻率；但是，若當地存在較多的典當行，則旱災期間農民“揭竿而起”頻率的增幅會顯著更小，證實了金融提升抗災能力的效果。為什麼金融可以起到如此作用？當旱災來臨，糧食短缺，糧價上漲會超出普通人的支付能力，威脅農人生存，迫使他們揭竿而起。胡金焱等學者還發現：典當行分佈較密集的省份，旱災來臨時，糧價漲幅更小。
伯傑士（Robin Burgess）等對印度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結論：在1957-2000年間，印度各地異常高溫會導致當地農民的死亡率、搶劫犯罪率顯著上升；然而，如果當地農村有商業銀行存在並提供小額金融支持，那麼，異常氣溫導致的死亡率升幅明顯更低。他們發現，之所以銀行服務有這一效果，是因為在作物種植季節的高溫天數越多，收成就會越低，歉收與饑荒概率增加，而如果有銀行提供“過橋”小額貸款等金融支持，歉收未必導致眾多家人餓死，或迫使他們暴力偷搶。因此，這個效果還是歸結到金融幫助攤平意外衝擊所帶來的短期影響上。
新技術帶來金融下鄉
歷史規律和當代經驗所表明的金融普惠性與社會價值，不斷激勵不同個人去努力嘗試，挖掘金融的普惠潛力。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就是最突出的典例，他在20世紀70歷代本著“窮人有信用，信用有價值”的理念，創辦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為農民廣泛推出無抵押小微貸款。他的影響如此之大，尤其幫助孟加拉婦女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以致於他在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05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科菲·安南也出於關注金融弱勢群體，正式提出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的概念，鼓勵金融向草根傾斜，把金融本來就具有的普惠性發揮到更大。但是，普惠金融的早期探索麵對不小的挑戰，主要原因在於，由於之前的技術限制，普惠金融的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對於金融機構來說，如果是人工處理貸款申請、評估申請人信用歷史、判斷貸款用途的優劣並最終做出貸款決定，那麼，放貸1萬元和放貸1億元，所需要付出的評估時間和盡職調查努力基本一樣，但由於收費一般按貸款金額的百分比計算，兩筆貸款給金融機構的收益可是千差萬別，金融機構必然偏好大額放貸，迴避小額貸款業務。這也是為什麼大銀行都會選擇大項目融資業務，不願問津普惠小額金融；同樣地，以前嘗試小額金融的個人和機構，多以失敗告終。
但是，在互聯網加衛星技術的支持下，螞蟻走出一條新路。40歲的楊作波，生活在離南昌市2小時車程的餘干縣，從2016年接手種植村裡375畝農田，做規模化經營，成為新型職業農民。年水稻畝產千斤，但楊師傅需要找資金支持，也就是，雖然在產出和投入之間有利潤，但就像當年愛爾蘭的養豬戶一樣，期間需要“過橋“資金支持。現在，楊師傅比愛爾蘭農民幸運多了，用手機支付寶的小程序描點，在地圖上圈下自己的地塊，幾分鐘就能從網商銀行得到貸款。以前如果向銀行貸款，需要遞交紙質材料，還要等上好幾個禮拜，而現在，只是幾分鐘的事情。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衛星遙感影像的光譜識別技術，能判斷稻田的作物類型、生長情況；通過定期更新衛星影像並進行識別，能分辨出農作物的生長進展情況，加上農戶對耕地的自證以及氣候、農產品市場動態等數據，網商銀行的風控系統能預估未來的產量和出售價值，據此決定向農戶的授信、提額，提供合理的信貸支持。這樣做，不僅授信決策的速度快，風險評估的實時跟進成本低、質量高，而且讓網商銀行能通過”大數定理“，向千千萬萬農戶和其他金融弱勢群體發放小額貸款，以數量取勝。是這些技術進步把每筆貸款的成本降到最低，消除了以前正規金融機構不願從事普惠金融的最大障礙。
中國農村地廣人稀，尤其是偏遠的山村，銀行網點幾乎沒有，導致金融一直難以下鄉。有了衛星和互聯網技術，精準瞭解農戶的需求並評估信貸質量不再是無法逾越的鴻溝。正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楊師傅通過小額貸款，支付部分地租、購買種子化肥農藥，年收入80萬，淨賺20萬左右。
根據螞蟻公開的信息，傳統商業銀行模式下，每筆中小企業貸款的平均人工成本大概2000元，但在互聯網智能技術支持下，網商銀行每筆貸款的運營成本僅為2.3元。這也是為什麼網商銀行能服務3000萬小微企業和個體戶業主，數量更多的個人和家庭。在技術推動下，普惠金融走到新高，使幾億農民和城鎮老百姓有望得到所需要的金融供給，安排自己的創業和生活，最大化自己一生的總體幸福。正式這樣的廣大市場前景，螞蟻上市的故事成為今天的熱門新聞。
應當更多鼓勵民營金融和消費金融
據恆大研究院報告，截至2020年6月，全國短期個人消費貸款餘額8.08萬億元，在2009-2019年間複合增長率為32%，而小微企業貸款餘額達到40.7萬億，同比增長14.2%。此外，奧緯諮詢（Oliver Wyman）的統計顯示，消費貸款餘額佔現金和銀行存款的比重為14%，低於美國的33%。在全國7000萬家企業中，98%為中小微企業，但它們得到的正規銀行貸款卻只佔總貸款的22%左右。這些都說明，金融下草根、金融普惠的程度都還做的不夠，還有廣闊的天地。
螞蟻上市的故事給我們很多關於普惠金融的積極信息，說明不只是大型銀行才能賺錢、才創造社會價值；實際上，民營金融更能實現金融的普惠性，幫助穩定社會，而且服務草根也能致富，甚至更能帶來社會價值，因為普惠金融直接服務社會。
可是，這些積極信息也跟近期關於民營金融、消費金融的負面討論形成對比，其中，也不乏要求監管部門禁止高利貸、降低合法利率上限、限制消費信貸的呼聲。很早以前，費孝通在《江村經濟》就說，“單純地譴責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貸者為邪惡的人是不夠的。當農村需要外界的錢來供給他們生產資金時，除非有一個較好的信貸系統可供農民借貸，否則地主和高利貸是自然會產生的。如果沒有他們，情況可能更壞”。費先生的意思很清楚：限制民間金融，受害的是中低收入老百姓和小微企業者；抑制金融供給，不等於解決了社會面對的挑戰，尤其在瘟疫和災害衝擊時社會需求還在，最後只是斷絕中低收入階層的出路。
在1985至2002年間，美國參議院有位議員叫飛利浦.格拉姆(Philip Gramm)，來自德克薩斯州，一生致力於為窮人推動普惠金融，制定了許多放鬆金融管制的法律。他之所以為草根呼籲放松管制，就是因為小時候的經歷：格拉姆出生在美國南方的喬治亞州，家境很窮，父親殘疾沒收入，母親同時做兩份工作，才有錢既照顧到殘疾丈夫，又勉強撫養三個孩子；當時家境那麼艱難，經濟風險高，正規銀行都不願給他母親貸款買房子；到最後，高利貸金融是唯一選擇，就這樣，他母親買下自己的房子。格拉姆後來嘲諷地說，“我母親得到貸款，利率比一般水平超出一半，是多麼殘酷的剝削呀！可是，據我所知，自從亞當夏娃以來，在母親家世裡，她是第一個擁有自己房子的人！” 意思是，人們當然可以去指責高利貸金融，罵他們剝削、心黑，但是，母親知道：雖然要支付高利才能借到錢買房，但至少她還能借到錢，能買上自家的房！
各國的經歷表明：金融管制越嚴厲，金融服務就越是少數精英（包括精英企業和精英個人）的特權；只有放開管制，在大型銀行之外，給各種民營金融以大顯身手的空間，才可以有更多的螞蟻故事，也才可以把技術帶來的普惠金融潛力發揮到最大，讓每位普通消費者和小微企業都有機會隨時獲得金融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