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以為不讀書不足以瞭解人生，直到後來才發現如果不瞭解人生，是讀不懂書的。讀書的意義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讀書，用讀書所得去生活吧。”讀完老舍先生的《我這一輩子》，我才對這句話有了重新的認識。
書中以第一人稱“我”平鋪直敘而來：
我自幼讀過一些書，不光認字還寫得一手好字，在那個年代僅憑這本事就該去當差。當差雖不見得一定能增光耀祖，但是比作別的事更體面，而且不管差事大小，多少有個升騰的空間。可是，十五歲的時候，應家裡安排，我去學做了裱糊匠學徒，不管怎樣，至少是個手藝。學徒的意思是一半學手藝，一半學規矩。作了三年學徒，受盡委屈，但是也學到了手藝。我不僅能糊傳統的車轎騾馬，還會順應潮流糊些新鮮的物件，像洋車、汽車。那時候，雖然窮和累，但是我很有趣。本身我就聰明，學徒三年間，我也養成了一些好的習慣，像吃苦耐勞和用我自己的聰明。
學徒期滿出師後，我每天在茶館裡等同行來約請幫忙，我很少閒著，因為我辦事細心，不辭勞苦。漸漸地，我成了街面上懂得場面的人了。親朋好友的婚喪嫁娶都少不了我的鼎力相助。剛二十多歲時，我便成為親友中的重要人物了。久而久之，明白了許多人情，我成了個很精明的人，那時還不到三十歲。可是我的精明與和氣給我帶來的卻是背運。
二十歲那年，我結的婚，媳婦談不上多美，但是還說的過去，我們倆都是爭強好勝的那種人，在別人看來我們很般配。二十四歲時，我已有了一兒一女，家庭美滿幸福。而我的背運也就此開始了。
我有位師哥，因為臉黑得特別，所以外號黑子。他除了個子比我高一點，其它什麼地方都不如我。我們師出同門，又在一個街口上混飯吃，有活，就一同去作活；沒活，他就總到我家吃飯喝茶；我待他情同手足，可就是這樣，我的媳婦卻丟下兩個孩子跟他跑了。
為了能把這樁事關在心裡頭，我改行當了巡警，每月六塊大洋。大小是個差事，還有升騰的空間。一次巡夜的時候，我遇到了兵變，躲在暗處的我，在火光的映襯下，目睹了這一輩子最大的一回熱鬧：男女老幼喊著叫著，狂跑著，擁擠著，爭吵著，砸門的砸門，喊叫的喊叫，嗑喳！門板倒下去，一窩蜂似的跑進去，亂擠亂抓，壓倒在地的狂嚎，身體利落的往櫃檯上躥，全紅著眼，全拼著命，全奮勇向前，擠成一團，倒成一片，散走全街。揹著，抱著，扛著，拽著，像一片戰勝的螞蟻，昂首疾走，去而復歸，呼妻喚子前呼後應。說白了，就是趁火打劫！更可怕的不是這個，而是，事後我才打聽出來，原來高級警官們都預先知道兵變的事，只是不便告訴下級警官和巡警們。
這次兵變後，大清國改為中華民國了。
我還是巡警。
民國的民倒不怎麼樣，但是官和兵可了不得，幾乎是個官就可以要幾名巡警去看門護院。隨著機關和宅門裡的要人越來越多，我們成立了一支五百人的警衛隊，還配了一杆洋槍，專門作義務保鏢的事。唯一可喜的是，餉銀也增加了一塊錢。
後來，我遇到了大官馮大人。到他手下當差不久，背運再次降臨，馮大人吹了臺，警衛隊也解散了，我又被調到總局裡去當差。在我三十六歲那年，作了十年的巡警後，升到頭等警，每月能掙九塊大洋了。
四十歲那年，大運亨通，我當上了巡長。此時，兒子已經二十，姑娘十八。因為我是個巡警，沒能給他們積攢多少家業，所以子承父業，也作了一名巡警。女兒也嫁給了巡警。
有一天，我從報上得知，之前的那個馮大人作了外任官，於是我就去找了他，求他帶我出去，他欣然答應。可笑的是，馮大人時運不濟，還沒到任就被撤了差，萬幸的是，我又被送回了總局裡，並沒有因此而失業。正在我還為能不能繼續當巡長髮愁時，我被派到防疫處作守衛了。在這裡，我開始攢錢，為了給兒子娶媳婦。
我四十五歲時，兒子娶了媳婦，可悲的是，兒媳婦的父親與哥哥也都是巡警，我這一家子，老少裡外，全是巡警，整個就是一巡警隊。
沒多久，總局局長換了人，新局長是軍人出身，剛到任就檢閱全城的巡警。因為我留了鬍子，局長看不慣，就把我攆滾蛋了。
歇了沒多久，我由馮大人介紹，到一座煤礦上去作了衛生處主任，後來又升為礦村的警察分所所長。可是剛作到半年，我的背運又來了，由於我的年老和過於認真辦事，我被人頂了下來。
又閒了半年多，我弄到個去河南當鹽務緝私隊的隊兵的活，借錢打點行李便上了任。又是半年工夫，我把債還清了，委屈擋不住我的努力，我還升了排長。一天，我接到家書說家裡添了個孫子，我高興的同時更多的是悲哀，又來了個小巡警。我正盤算著孫子的事，我的兒子死了！
再後來，五十多歲的我，為了活著，無論作什麼，都還是賣著最大的力氣，留著十分的小心。
前段時間，在我讀《遙遠的救世主》的時候，書中提到文化屬性的問題，當時我也看懂了一些意思，但當我讀完《我這一輩子》後，我對文化屬性的概念更加清晰了。
當今社會，個人的好處不必一定就有利於自己。一個人好，大家都好，這點好處才有用。一個人好，而大家都不好，個人的好處也許就是讓他倒黴的禍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