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還是乞討?一場讓史可法們為歷史買單的錯誤性選擇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偉人的這句話也許是中國人最熟悉的話之一。對於所有自強不息勇於奮鬥的人而言,這句話簡直就是座右銘般的存在。我黨現今取得的偉大成就,也是在這句話的指導下一步一步真幹實幹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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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物質基礎

當然,胖子不是來說黨史的。起這樣的開頭,是因為想起了歷史上那個把希望寄託於人而最終招致國破家亡的南明弘光政權。

1644年5月,由於北京淪陷、崇禎皇帝自然身亡,身處南方的明朝官僚集團隨即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繼承皇帝,建立起南明弘光政權。一時間,似乎大明朝中興有望。

南明政權此時面臨的環境異常艱險。在北方,已經入關的清軍正與李自成的大順軍拼死搏殺。在南方,弘光政權初立,各項統治秩序急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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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明朝廷此時最最重要的問題,卻是怎麼跟北方的兩個惡鄰居相處的問題。因為大清、大順與大明都是幾十年的生死仇敵,都是一直把大明按在地上摩擦來摩擦去的狠角色。外交關係處理不好,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給弱小的自己招來殺身之禍。這就像玩鬥地主,南明眾人得搞清楚誰是地主誰是農民。

其實,對於自己在這場遊戲裡不能搶地主這個現實,南明眾人還是有充分認識的。但是地主是誰呢?這是個問題。

實際上,面對已經志在天下的大清,南明朝廷最好的選擇就是與同樣實力稍弱的李自成大順軍聯手共同抗清,以圖後計。可惜糟糕的情報工作讓南明朝廷錯把大清當成了不搶地主的“夥伴”,而把大順軍當成了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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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王李自成攻佔北京,成為大明朝實事上的終結者

於是,當5月中旬北方傳來吳三桂聯合清軍擊敗大順“逆賊”、重奪北京城的消息時,南明朝廷上下舉朝歡呼,都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了北京,而完全沒有意識到此時的吳三桂已經降清做了大清的平西王!他是引兵佔領北京城,而不是借兵收復北京。因此當消息傳來,南明朝廷的大臣們紛紛稱讚吳三桂的行為是“功在社稷”的“義舉”。

就這樣,“借虜平寇”的思想開始在弘光朝廷上被人提起,從皇帝到大臣,都開始做起了借用滿清大軍掃滅“流寇”的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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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與“借虜平寇”相似的想法早在崇禎年間就出現了。時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的楊嗣昌,面對朝廷無力支持兩線作戰的窘境,曾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即同滿清實現和解,爭取結束明清戰爭後集中兵力掃除中原“流寇”。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然而由於當時的反對聲太大而未能實施。

此後隨著局勢的惡化,一些明朝知識分子又開始考慮起“借虜平寇”的戰略。當時出現了兩本書——《平巢事蹟考》(作者茅元儀)和《太白劍》(作者姚康)。兩本書都說的是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的故事,但用意卻是借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的故事,表達鎮壓國內起義,光靠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將還不夠,還需要借用像李克用的沙陀兵,才有中興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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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英作為南明諸相之首,實事上沒東林黨宣傳的那麼不堪

於是到了1644年5月,隨著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借虜平寇”的策略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

此時正值吳三桂降清,引兵擊敗大順軍,佔領北京城。而弘光皇帝和眾大臣卻由於情報不明,在吳三桂已經降清兩個月後仍然沒搞清楚二者的關係,都以為吳三桂還是那個鎮守邊疆的平西伯,而不知吳三桂早已成了大清的平西王。南京城裡只剩下一片歡呼,人人稱讚吳三桂是為先帝復仇、收復北京“功在社稷”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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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蒙古攻金國,南宋理宗也想“借虜平寇”。可惜悲劇了……

到了5月27日,大學士馬士英乾脆向弘光皇帝打了報告:“請趕緊跟吳三桂接頭,賞錢賞官,以此同清軍拉上關係了!這是我們的上上之策(吳三桂宜速行接濟……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諮送督輔以備驅使)!”

弘光皇帝很重視馬相爺的報告,考慮再三接受了建議。於是第二天叫來大學士王鐸起草公文:晉升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賞銀五萬兩、大米十萬石。另外想著吳三桂的老搭檔、遼東巡撫黎玉田應該跟吳三桂在一塊兒,乾脆也一併加官進爵。

可現實是,早在一個月前吳三桂便已降清,並進封大清平西王;而遼東巡撫黎玉田卻早已投降了李自成,這時正任大順四川節度使,就沒跟吳三桂在一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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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古城牆

到了6月,一向被人們認為是品德標籤的史可法也向弘光打了報告:“清軍既然能搞定李自成,那就不要猶豫,趕緊跟他們配合著鬥地主吧!(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或先通九酋)。”

左都御史劉宗周等人隨後也打報告支持史可法的意見,意思都一樣:李自成是地主,俺們要和清軍一起鬥地主!

可嘆的是,這麼多的南明大官,竟無一人認為“借虜平寇”是引狼入室。於是,“借虜平寇”逐漸成了弘光朝廷的已定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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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清軍南下被他一語言中,弘光朝滅亡後他出家為僧。

其實,中國從來不缺明白人。相較於朝廷大老們如同集體嗑藥自嗨於“借虜平寇”的美夢,不少朝廷裡的中下級官員反而看得清楚局勢。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就曾給皇帝打過報告:“如今的形勢比東晉南宋更為艱難,我們需要的是有進取心。不然清軍要是打過來,我們可咋辦呀?(今日江左形勢視之晉、宋更為艱難……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失今不治,轉弭秋高,虜必控弦南指,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荊襄,順流東下。瓦解已成,噬臍何及?)”

給事中馬嘉植也打過相同意思的報告,內容更直接:“借兵不要緊,但清軍打過來怎麼辦?(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兵契丹,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將來亦何辭於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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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明白人歷來只能靠邊站。位卑言輕的章正宸、馬嘉植等人的意見,終究還是讓皇帝等人無視了。

就這樣,“借虜平寇”成為弘光朝廷的國策,此後一年南明朝廷再也不曾想過北上中原,而只顧著與大清朝廷談判結盟事宜。清軍也有了充足的時間擊敗大順軍。

到了1645年3月,大清的戰刀終於砍向了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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