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自然资本的伦理性理由
让我们从伦理性理由谈起。国家的福利集中于一小部分的商品，这些商品相对其他商品得到优先处理，这并不偶然。健康、住房、教育和电力是一些社会正常运行的必须模块。国家在考虑社会福利时不会将雪茄、快艇和大餐等同上述置于同一优先级。即使相比热餐，一个穷人更喜欢一盒香烟，社会救济机构也不会提供免费的香烟。也许很难确定基础商品的边界，但其核心构成是受到广泛认同的。
提供社会基础商品所必须的资产可以被认为是连结代际的核心分配部分。这些资产包括学校、医院、水资源、能源、交通系统、法律秩序和国防。如果这些资产被破坏，那么可以说国家已经走向灭亡。例如被战争毁掉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以及最被军政府等专政政权控制的缅甸和穆加贝的津巴布韦。甚至在运行正常的民主国家。也存在核心资产遭到破坏的情形，例如经常拉闸限电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及本应受到保护新奥尔良的防洪堤。
伦理性理由的支持者认为，作为对国家资源的第一顺序所有权者，下一代有权继承那些可以使他们获得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基础资产。这符合由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到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他对于以资源为基础的基础商品的强调。阿马蒂亚·森的权力和能力的路径也展示了一些这样的特质，但是他强调，自由和选择需要独特、不同和要求更高的信息基础。
这种以资产为基础的方法划分了哪一种资产类别应当在代际之间遗赠。那么自然资本是否属于那种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必需品呢？有些人认为是的，并给出了理由。早在是二十世纪初期至中期，取用自然资源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人类需要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存量丰富而且大多是免费的。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消耗，限制变得至关重要，不能再简单假定自然资源是存量无限的。自然资源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构建，而雪茄则不是。
英国的开放空间协会，作为平民保护协会的继承者和国家信托的先驱之一，在十九世纪应运而生。这种社会层面的推动力量由伟大的改革者奥克塔维亚·希尔推动，其目的是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开放空间，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她时常思索近亲自然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她的另外一个苦恼是宗教方面的：相比户外和自然带来的精神提升的体验，她更担心城市贫民窟滋生犯罪与恶行。早期的美国保护运动更集中于荒野的概念。约翰·缪尔的塞拉俱乐部和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正是符合这种精神。这更适合开放的国家，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相比之下工业化的英国就显得拥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