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祝羽捷
編輯 | 藝拉圖
1955年7月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一名記者問瑪麗蓮·夢露是否介意被稱為女權者。“我不是女權主義者!”她厲聲否認，又補充道，“我不相信這個世界可以被分離開來，世界的運轉是由平等的男女共同努力實現的。”
這名記者聽完她的回答，彷彿驗證了自己的預言，很激動地喊道：“這就是女權主義者，我知道她是個女權主義者！”
說夢露是女權主義者這事當然很可疑。因為在很多人的眼裡，她不過是那個翹起屁股，扭動蠻腰，嘟起嘴唇，賣弄女人味的“愚蠢金髮女郎”。我們甚至記不住她演過的電影的名字，但想到她的名字就會想到白色的連衣裙被風吹起，她故作驚慌地按下裙角，嘴巴微張，似在求歡，既天真又性感，既挑逗又俏皮。女權主義者們在當年批判她是迎合男權的玩物。
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打仗的士兵們在戰爭結束後都成了居家的丈夫，青年們喪失信仰淪為“垮掉的一代”。精英文化衰退，大眾文化興起，出現了新的消費文化和審美觀——“通俗奢侈”。美國人一邊為在二戰中獲得的勝利和蓬勃的經濟感到高興，一邊又驚恐於冷戰時期來自蘇聯和核毀滅的威脅，他們需要可口可樂，也需要一個能讓他們消解焦慮恐慌情緒的女性。夢露就是服務慾望這一流水線上炮製出來的產品。可惜在她滿足了這些觀看者的慾望的同時，也遭受到他們對她道德的譴責。
她和一個性無能的男主角演對手戲，為了恢復他的性能力，她讚美他的溫和是真正的男子氣概，這正是夢露常常扮演的角色，成為男性在戰後理想中的玩伴。她甚至說：“我並不介意活在一個男權社會，只要我可以作為一個女人存在其中。”這一切自然與女權無關，而更像是討好男權得到生存的受益者。
同時期隨著藝術的中心從巴黎遷移到紐約，以波普藝術為代表的後現代藝術興起，安迪·沃霍爾將夢露的頭像做成自己最負盛名的絲網印刷，色彩豔俗，機械複製，故作粗糙，正符合大眾的趣味，在我看來，這幅畫是對夢露符號化的最佳詮釋。
夢露自始至終是被人們異化最為猛烈的女性。人人關心她的嘴唇和屁股，關心她的三次婚姻、墮胎、性癮、和肯尼迪兄弟的交往、謎團一樣的死因……她被描述成不過是一個“蕩婦”，是男權的犧牲品，沒有人對真實的夢露感興趣，她說：“男人們願意花大錢買我一個吻，卻沒人願意花一美分了解我的靈魂。”。
她的性感，我多年後才懂。上小學的時候，家裡裝上衛星電視，有段時間我掉入了眼花繚亂的花花世界，當眨著無辜大眼睛的夢露出現在電視機屏幕時，我爸按下了換臺鍵，我當然沒有看到夢露被風吹動的石榴裙襬，她是禁忌，是誘惑，而我的好奇漸漸被奧黛麗·赫本填補，在我們的文化標準裡，被廣泛接受的美和淑德接近赫本而不是夢露，後來才知赫本和夢露分別代表著男性的兩種幻想對象。
“世界第一女記者”法拉奇當年被我們視為偶像，她在《好萊塢的七宗罪》裡記錄了尋找瑪麗蓮·夢露的經歷。一心想要採訪到夢露的法拉奇被告知“美國也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你想見誰就可以見誰。可是，有兩個人永遠不可能與他們面對面地談話，一個是艾森豪威爾，一個是瑪莉蓮·夢露。”夢露為了不讓人找到她，每過20天就要換一次住處，她用著別名，像間諜一樣善於偽裝，有秘密的朋友和秘密的紐約公寓。法拉奇最終也沒能實現採訪到夢露的願望，她憤怒地調侃夢露是否真實存在，說她也許只是一個“幽靈”。
我對夢露真正的好奇來自她讀書的照片和她的書單。她窩在沙發上讀，躺在床上讀，倚靠在書架上挺起胸脯讀，坐在草坪上讀，沉迷而沉靜。她的書單裡既有阿爾貝·加繆的《墮落》、《反抗者》，又有紀伯倫的《先知》、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和托爾斯泰，她讀雪萊、威廉·布萊克、米萊、加西亞·洛爾卡的詩，也讀女作家伍爾夫、多羅茜·帕克、科萊特，最喜歡的書是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分明是屬於一個有政治意識的知識分子的書單，而不屬於人們眼中那個被男權物化的“金髮蠢妞”。海明威曾如此評價她：“瑪麗蓮有著極強的文學感受力，而我卻從未如此幸運。當我在抒發情懷，揮筆寫作時，瑪麗蓮的誦讀，娓娓動聽，婉轉動情。”
夢露是我知道的最複雜最矛盾的人了，但不難理解。她分裂成多個版本的夢露。一個版本里的夢露靠他人的憐憫過活，在十幾個寄養家庭之間輾轉，在孩童時期忍受性和精神上的虐待，誦讀困難、口吃，害羞、缺乏自信，沒有安全感，嚴重的怯場；另一個版本里的夢露從童年的動盪裡學會了如何快速取得陌生人的好感，活力四射，堅強地向著目標前進，靠當裸體模特養活自己，在相機前充滿自信，靠自學成才當上演員，追求完美，成為家喻戶曉的大明星。
一個版本里的夢露繼承了母親的精神疾病，噩夢不斷，有抑鬱症、狂躁症，月經疼痛不堪，子宮內膜異位症、蕁麻疹、慢性腸炎讓她長期腹痛，嗜性如命，依賴藥物；另一個版本的夢露渴望家庭、丈夫、孩子，卻到處地調情、崇尚自由相愛，性自由，雙性戀，暴露狂，參與濫交，甘願認為她的身體歸男人所有，當男人想要時，她必須給他們，因為這是一種“感謝”的方式。
在保守的年代，夢露向傳記作者、攝影師、記者多次透露自己童年和成年時期曾遭受的性侵，也說出自己拒絕高價出賣身體上位的經歷，這無疑是一種勇敢的女權主義行為。儘管她渴望完整的家庭，當丈夫要求她婚後必須待在家裡、只能選擇做家庭主婦的時候，她邁出大膽的一步，不想再聽命於他人。她成為第二個執掌自己製片公司的女性，瑪麗·皮克福德是第一個。成為女商人的夢露，在那個女演員連更衣室都沒有的電影界，反對性騷擾，要求女性同工同酬，得到尊重的工作條件，改變了娛樂業女性的面貌。
她對性自由的支持，跨越了她那個時代的道德觀，支持民權鬥爭，堅決支持黑人擁有白人意義的平等權利，她心目中的英雄是亞伯拉罕·林肯。她對佛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科學進行了深入的精神探索，是支持進步主義的反叛者。
也許瑪麗蓮·夢露不是法拉奇口中的“幽靈”，卻是一個虛擬的存在，而她精心策劃的角色，沙漏形身材、妝容、行頭、表情、步態都被設計成人們想要的幻想對象，她的真實人生比她在電影中扮演過的任何角色都更具有戲劇性，正是在符號的遮掩下，她一生都有勇氣嘗試常人不敢妄想的冒險行為。
我們看到的夢露顯然不是完整的，就連她自己也無法撿起所有的人格碎片，卻有那麼一兩片映射出她超越性別的強悍，她享受著自己的女性特質，試圖證明女人“性化”是解放而不是貶低，堅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不被外來的指責所左右。儘管她拒絕貼上“女權”標籤，但她的確做了女權主義的先行者的工作，她的一生有力地提醒了我們女權主義的必要性，第三波的美國女權主義者聲稱夢露是她們的一員。
本文作者：祝羽捷，本文是作者為《瑪麗蓮·夢露》所作的推薦序。
本文配圖均來源於網絡，版權屬於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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