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鐵騎襲擾邊城
突如其來的邊境衝突，殊不知早在十年前就已埋下禍端
明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北方邊陲的蒙古貴族俺答汗突然大舉犯境，明朝大同守軍抵敵不住，不久便被蒙軍突入，蒙軍又一路進擊到古北口，順義一帶，大肆燒殺劫掠，後又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通縣，兵鋒直指京師，當時的北京守軍不過四萬餘人，且武備鬆懈，根本沒想到蒙古鐵騎會來得那麼狂野來得那麼直接，一時京師震動，海內惶恐。
明嘉靖皇帝慌了手腳，只得急令四方速派勤王軍隊來援，但是沒曾想，雖然來了一些援軍，卻因為北京城根本都沒有儲備可供這麼多軍隊消耗的糧食，一時間，雖然有人守城，卻無力退敵，只得任由蒙軍在城外耀武揚威，甚至連老祖宗的陵寢都被騷擾了。然而，局勢突然撥雲見日，在勝負天平已經明顯傾斜的情況下，俺答汗卻並未繼續進攻，而是主動求和，只要明朝政府答應其邊境互市的要求，他便馬上退兵，大明政權在搖搖欲墜之時萬萬沒想到，城外兇悍的蒙古鐵騎竟然伸來了橄欖枝，明朝統治者也只好順坡下驢，既解除了政權危機，也維繫了大明帝國的體統和臉面 。
蒙古騎兵兵臨城下，明政府被迫同意重開邊貿
次年，也就是嘉靖三十年，邊境要塞大同終於開市互易，俺答汗之前九次和和氣氣請求開市沒有辦成的事，他的一次邊境突襲戰竟然達到了目的。想必互市後的雙方內心都感慨萬千吧。
之後明政府又相繼宣佈在宣府、延寧等地開放茶馬市場。連連遭戰火塗炭的邊關百姓終於迎來喘息機會，可以過幾年太太平平的小日子了。
回顧俺答汗渴求互市的歷程，真可謂十年守得雲開霧散，只不過最終還是通過武力“守得”的。在俺答汗未歸乞明朝之前，他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便開始請求入貢開市，但一直被當時的嘉靖皇帝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婉拒，最後迫不得已，俺答汗的蒙古鐵騎發言了，嘉靖就範。
寫到這裡，不由得讓小編想起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說過的那句名言：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
俺答汗：我太難了！！！
而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派石天爵、肯切一漢一蒙兩位使節到大同要塞請求大明准予通貢和互市，其上表文書寫得頗為狡黠，蘊含著不小的政治智慧。節錄如下：
“其父腮阿郎在先朝常入貢，蒙賞貴，且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因人畜多災疾，卜之神官，謂入貢吉。天爵原中國人，掠居虜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來。果許貢，當趣令一人歸報，伊即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當敵血為盟誓。否，即徙帳北鄙，而縱精騎南掠去。”
俺答汗的這番陳詞，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大體傳達了三重意思。
一，要求互市通貢並非我突兀和不合理的請求，而是先朝政策慣例的延續，是有史可循的。
二，派出一漢一蒙兩位外交代表，本身就表明漢蒙之間其實是可以互利互贏的。
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在戰略層面，我俺答汗是具有十足威懾力和執行力的，潛臺詞便是：要和平還是要戰爭，你們大明自己選。 （忽然由此想到現行《刑法》中的那條“強迫交易罪”，小編不禁愕然。)
最後，俺答汗給明政府畫了一個超級誘人的大餅：“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當敵血為盟誓。” 這個大餅，對於安於農耕生活久矣的漢族政權來說，真的是極具誘惑性。
明嘉靖皇帝像
明朝政府為何始終不願與蒙族互市？
通讀上篇文書，可見俺答汗此人絕非勇莽之徒，不僅把開市通貢之利弊說得通通透透，還給足了雙方迴旋餘地，特別是給自己，更是進退自如，不僅將主動權牢牢把握。而且在道義上也顯得誠意滿滿。他將自己的戰略構想表達得非常清楚：
蒙貴族的主要目的只是通商互市，並無意進行政權上的顛覆和僭越。既然如此坦誠的表達訴求這麼多年，為何明政府一直端著帝國的架子不理不睬呢？細細琢磨，可能原因大概有以下三點一，最最主要的還是當政的漢人政權對蒙族親貴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見和提防之心。
蒙古人雖然被明漢政權逐出了中原腹地，但是接下來在地緣上還是形成了北部邊境的漠西漠北漠南三處政權，依然對明政權在戰略上構成了C形包圍圈，而作為守方的明政府，只是純粹在防禦體系上大做文章，不僅在邊境地區構築了大量的堅固要塞和堡壘，還多次耗費巨資和人力，重新整固了邊境的長城，日防夜防，為的就是防止蒙古騎兵再次長驅直入，直搗中原腹地，危及朱明王朝的統治。
二，雖然大明帝國繼承了前朝空前巨大的政權版圖，但是也一體接收了蒙古人尚未解決的各類歷史遺留問題。他們依然面臨著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之間的實質隔閡和激烈衝突，政權的更迭幾乎根本沒有觸及這一深層次問題的化解。甚至原封不動的放在那裡，被當政者置若罔聞。
蒙古騎兵始終是大明政權的最大威脅
而在中國，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一直都存在。幾千年來都未曾真正消弭過。
《禮記·王制》曾說：“中國戒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日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戒，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戒、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 ”。
兩廂對比下，高低立現，粗糙和優越也一目瞭然了，至少從漢族貴族的視角是這樣的。
在“庚戌之變”中的兩位主角，俺答汗的熱烈執著與朱厚熜的保守固執之間，折射出的其實是各自的文化和政局困境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衝突問題。
長城不像楚河漢界，只有實體的軍事防線而沒有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區隔，長城是實實在在的雙重隔離牆，即是軍事衝突中守方的臨界支點，也是文化上的深溝高壘，大家在各自的文化內境和意識形態裡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各自悠閒。
至少，明朝政府是這樣期望的。
嘉峪關，看慣千載你攻我伐的四面狼煙
而最後之所以同意與蒙族互市，除了涉及邊關穩定、縮減財政支出、最重要的原因，無外乎是自身國防力量在經歷土木堡之變後已嚴重受損，整個國家都處於大變之後的戰戰兢兢和草木皆兵中。只是在首輔張居正掌權後，主和派才開始佔據了上風，最後才有了同意俺答汗歸附以及通貢互市政策的延續。俺答汗提出的通貢互市，無論是從事前動機，還是從事後一系列猛操作來看，都是一件普惠天下的大好事。
曾經裝備精良能征慣戰的明朝軍隊已不復當年之勇
俺答汗為何對茶馬互市如此痴迷？
既然明政府的面相如此難看，為何俺答汗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求貢，要求明政府給予茶馬互市的邊貿政策呢？要解答俺答汗的政治訴求，還是要結合當時的時代大背景和歷史小環境來解讀。畢竟馬克思先生告訴我們，精神上的追求始終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
先來看看當時俺答汗所處的小環境。
俺答汗在統一了當時鬆散的蒙古部落後，在蒙漢文化交界地豐州灘（即今天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地區）吸納了大量從中原流離失所背井離鄉而來的漢族百姓，當時的豐州灘，可謂是一個集蒙、回、漢多種族人民和平共處，各種信仰互相包容，經濟繁榮的聚居之地，頗有點現如今的自治小特區的意思。
豐州灘，俺答汗治下的蒙漢回雜居區
漢族人民不僅為蒙古族帶來宜居舒適的中原木質建築，還帶來了耕種，紡織和冶鐵技術，更帶來了漢民族茶飲等生活習慣。而當時的俺答汗時期，蒙古族甚至連鐵鍋都沒有開始大面積使用。可想而知，其原始粗鄙的飲食習慣被中原文明以多大的衝擊和改變。這其中有才華有學識的漢人還被俺答汗聘為其麾下幕僚，剛才提到的漢人石天爵就曾兩次作為外交使節為俺答汗出使明廷。
再單說茶葉自帶的社交性
在明代，茶葉已是官宦士大夫階層的生活品質代表和必需品。對漢文化一直傾慕的俺答汗，對精緻生活的嚮往更是無以復加。其多次大規模建城興市的舉措，也都表明他渴望安定，不想再繼續遊牧生活的期望。
正如西漢政論家賈誼當年提出的非常著名的駕馭外番的“五餌”理論一樣，不管多麼強悍的遊牧民族，在體驗過精優舒適的漢貴族生活後，絕大多數都不願意再次走出這個舒適區。這也是人的趨利避害貪圖享受的本性使然，也是元朝政府最後被逐出中原的最深刻原因，政權安逸了，接下來就該享受和腐敗了。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
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
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
賜之高堂、遂宇、府庫、奴脾以壞其腹；
於來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以上為“五餌”論，通俗地說，相對應的就是：好看的，好吃的，好聽的，好住的，好玩的，但凡當時的高級享受都用來腐蝕外族，用以消磨他們的鬥志和雄心。)
邊境地區的互市
最後說到茶的飲食特性，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導致了他們對茶的高度依賴性。遊牧民族是追隨著草場走的，哪裡有肥美的草場，他們就驅趕著牛羊到那裡。等這片草地吃完後，再去尋找另一片更加肥美的水草豐盈之地。就像楊坤的《牧馬人》歌裡唱到的那樣：家就在奔馳馬背上，遊牧民族熱愛著遠方。這樣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的飲食結構以高蛋白的肉奶為主，新鮮的瓜果蔬菜對於他們來說幾乎等同於奢侈品。
而定居的漢民族則大不一樣，他們可以大面積種植瓜果蔬菜，飲不飲茶都無所謂。少數民族不喝茶則不行，長期維生素缺乏會導致敗血症上身。對於遊牧民族來說，茶是命門，是生存下去的剛需。為了補充人體必需的維生素，少數民族通過喝茶來滿足身體的需求。茶中既含有維生素，又能促進食物的消化吸收，可謂一舉兩得。從而，茶和鹽一樣，都變身為漢族用來駕馭控制少數民族的戰略物資。
邊境地區的互市
略談歷代茶馬互市沿革進程
歷史上，茶只在中國南方出產，地理的特殊性讓茶在北方成為當仁不讓的稀缺品。自唐之後，隨著北部、西部少數民族飲茶習慣的形成，中原政權對茶的控制開始加強，到明代則達到史上最嚴格的管控。
唐朝是我國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開元盛世，國力強大，四方來朝，政治開明，社會通達，與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也較多。唐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吐蓄向唐朝提出“請交馬於赤巔”，開創了歷史上首次“茶馬互市”，赤巔也就是今天青海的日月山地區。到了唐中後期，飲茶的風氣逐漸普及，這種風尚也向邊疆少數民族蔓延，比如回骼，《新唐書·隱逸傳·陸羽傳》載：“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繪入朝，始驅馬市茶”。
茶馬古驛道
不過這一時期，茶馬交易還不是非常普遍，茶在少數民族中還是上層貴族才能享用的貴重之物，飲茶之風尚未在遊牧民族中普遍形成。
隨著“茶馬互市”貿易的發展，茶葉在少數民族中愈加普及，由於外域少數民族以奶、肉為主的飲食結構，他們逐漸認識到茶葉對於促進消化、補充營養的特殊功效，對於飲茶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賴，甚至到了“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的程度。
到了宋朝，茶葉的生產和普及較唐朝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茶馬互市”也更為頻繁和長期化。宋朝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貿易往來，一直持續了三百多年，無論是和平年代，還是戰爭時期，邊疆貿易從未關閉。據推算，當時宋朝生產的茶葉有一半是用來外銷，以滿足當時少數民族的需求。
到了宋代，飲茶之風已在民間風行
到了明朝，漢藏漢蒙之間的茶馬交易達到鼎盛時期。明朝的邊疆政策已很明確：“以其地皆肉食，依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市場司於天全六藩，令以市馬，而人貢者又優以茶布。諸藩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
茶，成為明朝政權統治、制衡，拉攏少數民族的不二擔當。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然停止了茶馬貿易，但卻尤為重視茶葉入藏，清廷放開了對藏區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得以大量輸入藏區。清代，不僅僅是川茶，滇茶也開始大量輸入藏區。
從731年至1735年，“茶馬互市”的邊貿政策整整延續了上千年。
從唐宋時期單純的互通有無的互利風尚，到最終在明代形成的“以茶馭番”的戰略考量，茶的內涵和外延，都在不斷衍生和演變。
茶，早已身不由己，它再也做不回當年那片單純的樹葉了。
本文的主角：邊茶
結語：說說茶馬互市的歷史必然性
歷史的教訓一次又一次證明，光有春秋大義的說教，不給點實實在在的惠民政策肯定不行，歷史也證明，儒家那套孔孟理學，遠遠沒有賈誼那“五餌”有著實際的誘惑力。而俺答汗們也清楚，光靠大興刀兵來獲取自己想要的富足優越的生活，不僅成本太大，自己不長的生命也經不起太多的折騰，於是通過政治上的偽裝臣服，來獲得通貢互市的實實在在好處，才是長遠之計，他們心裡明白，僅僅依靠搶掠效率太低，通貢開市才是百年之計。
曾經的茶馬古道
茶與馬，作為漢族和少數民族所各自持有的最具交換價值的戰略物資，之所以在千年歷史上成為當權者們波詭雲譎之際大肆鬥法時用來攫取各自戰略利益的利器，完全是由於其在當時的稀缺屬性造成，北方遊牧民族雖然勇悍，但急需要茶來滿足身體需求，也需要茶來維繫自身貴族化的生活標籤，而馬，作為一種冷兵器時代戰爭中的主要運輸和攻擊馱具，對於慣於農耕生活的漢族來說，也始終擺脫不了其天然的稀缺屬性。
在戰略互利的前提下，雙方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力量博弈中，最終都達成了一定的政治默契，這才是茶馬互市能延續千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時至今日，茶對於邊疆少數民族的生活依然有著不言而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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