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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舞名首見於改初。但其樂舞形式早在商代即見於世。根據巴師陷陣前歌後舞的特點，巴渝舞屬於古代武舞即戰舞類型。其舞風勇武剛烈，音樂鏗鏘有力。司馬相如《上林賦》描述說：“巴俞宋蔡。準南於迎文成幀歌。族舉遞奏。金鼓達起。鏗鏘檔整。洞心駭耳。”
司馬相如劇照
《隋書·音樂志》說巴渝舞“執杖而舞”，杖即兵杖。傅玄根據王燦改作的巴渝舞歌辭而作之《宜武舞歌》辭日：“乃作《巴俞》。肆武士。創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唐鷂，龍戰而弱起。”“疾逾飛電。迴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成離。”“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並有鼓員36人鳴鼓助樂。中氣勢宏大，威武檢壯，製造出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
巴渝舞的舞曲，據《晉書·樂志上》記載。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共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四篇均以語演唱，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意義。
巴渝舞
發源於巴山渝水的巴渝舞，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從漢代起進入宮廷，至隋代一直是歷代王朝朝延的宗廟條祀大麴，而且在民間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巴渝舞在西南地區歷代相傳。長久保存並有所發展，形成了諸多流派。從考古出土銅鼓上的“羽人舞”圖像與文獻結合考察。西南地區的諒人一直相襲巴渝舞。江南地區的“盾牌舞”，湘西地區土家族的“擺手解”。四川盆地東部巴人後裔的“踏蹄舞”。都是巴渝舞的變種。其影響之深之廣，無論在中國音樂史還是舞蹈史上，都無可爭議地佔有重要地位。
盾牌舞
殷代的巴渝想還對西周樂舞產生過重要影響。歷代史籍所載周初為紀念武王伐紂而創作的“大武舞”，其動作設計就是直接取自於巴渝舞，國大武舞是中國舞蹈史上常論不衰的主題之一。它的動作卻模擬於巴渝舞，這對認識巴渝舞的歷史地位是有幫助的。
巴人能歌善舞，還有豐富的民歌。《文速·宋玉對楚王間》所記郢都中有客歌《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巴人之歌所以能夠在楚國郢都博得數千楚人的共鳴以至合唱，就是因為它是通俗易懂而易於為人理解和接受的民歌。
郢都
巴人的青銅樂器主要有於、 徵、編鐘，又有鼓，均是擊之而鳴。於形如錐頭，上大下小。徵似鍾而狹長。編鐘因音階高低而大小遞減。於和徵常用於古代戰陣。巴人樂器以此為主。正與其武舞風格合拍。編鐘之聲。清新激越而悠揚。僅用於王室及其子弟。說明王族亦喜優雅閒婉的樂舞。
巴人的樂舞對楚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楚地民間樂器大多以鼓為主中，統治者的樂隊裡也有不少鼓。從考古發掘看，楚人的鼓約可分作四類：第一類是懸鼓。第二類是手鼓，第三類是建鼓，第四類是鹿鼓。目前所知道的楚鼓，大多數屬於戰國時代。鼓主要用於樂舞，是武舞的重要伴奏樂器。
懸鼓
楚的武舞《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有“萬”舞。即是“大舞”四“干鏚舞”國。這種舞除以鼓為主要樂器外，還用戈、矛等兵器為道具。戰國楚墓所出的一件巴式兵器“大武兵”戈，便是楚國武舞所用道具。而這些又都是承巴文化之風而來的。
其上源便是古老的巴渝舞、楚國的武舞，以戈為道具，以鼓為樂器，反映了上承巴渝舞的歷史事實。荊門出土的用於楚武舞的巴式青銅戈。上鑄神人雙耳珥蛇，左手操龍。右手操雙頭怪獸，左足踏月，右足踏日的下乘龍的圖像。顯然表現的是巴人古老的神話傳說。同墓所出巴式劍，也為此提供了證明。表明楚人的大武舞是由巴人導演的。
青銅戈
其實楚國的巫舞，也同樣與巴人有關。王逸《楚辭章句》記載，“ 楚國南郢之邑，元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 玩湘之間指巴黔中之地，歷史上深受巴文化浸染。
巴王子滅於楚襄王后。巴子五兄弟的速難之地，正是巴黔中中。可見巴文化原本在這裡就具有相當深厚的基礎。元湘之間信鬼，與巫、巴之地“信巫鬼，重淫祀”毫無二致：而其祠必作歌樂鼓舞，又與巴氏祭祖“擊鼓為躺”，“其歌必號，其眾必跳”。恰好相同。顯然可見。楚國所謂“巫舞”。究其原委，實為巴人的祭祀樂舞。王逸所說“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又“其詞鄙俚”。恰好是對巴人
“信巫鬼，重淫祀”的正解。從這裡也不難看出。江漢之間的巫風。完全是承襲巴人的巫鬼文化而來。參考資料：《中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