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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目前存在着自然的共生关系：美国是低储蓄的消费者，而中国是高储蓄的生产者。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互补性将永远是美中双边关系稳固的基础。事实上，美中之间的共生关系已是昨日黄花，两国之间的利益契合也只能维持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
早在十年前，斯蒂芬罗奇——曾被华尔街公认为思想领袖之一，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就这样预测道。他说，两国共生关系注定演进成一种失衡关系，并给世界带来新的紧张因素。
实际上，2019年的贸易战并不是“一日之寒”，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仅仅在2005年-2007年间，美国议员就向国会提交了45项反华贸易议案。尽管这些议案在此期间以及更早之前没有一项获得通过，但已经意味着两国之间开始了贸易摩擦。罗奇在当时就预测：随着美国经济不断衰退、失业率持续上升，导致贸易摩擦的政治力量很有可能会获得更大支持。
引起美国“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单从经济角度看，中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而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任何补贴——不论是国内工人工资的补贴还是货币补贴——都是举足轻重的，从而被视为对其他贸易伙伴产生了影响。当然，还有对知识产权尊重和保护的因素。“如果中国忽视环境恶化及污染，进行不正当竞争，那么世界将为跨境劳动力套利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代价远比单纯的工资比较所蕴含意味要深刻。”
罗奇说：“对失衡的全球经济而言，解决美中经济关系的复杂问题是一项紧迫的挑战。当饱受危机肆虐的世界步入严重衰退时，风险会变得越来越大。随着中国及美国经济的演变及变化，转瞬即逝的共生状态很可能为高度紧张的局势所替代。”
罗奇的“预言”在2019年应验了。而2020年由于疫情全球大流行这个“外部性”因素所催动，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世界，蒙上了阴影——世界，真的摇晃了。
尽管在汉语中，危机可以理解为危险和机遇并存，但如今的时局却透露着这样的“味道”：危机的双重含义对于陷入危机的世界而言已经消失了，仅仅剩下了危险。
不管怎样，“今天，危机和衰退中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而不是拆散自己。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实现的全球化及跨境关联让我们别无选择。”
虽然在疫情之下，世界的“关系”开始紧绷，并且出现了持续性的推诿指责的情况，进而因此产生相反的结果，但时局越是如此，越需要各国领导人一同要加速形成这样的“共识”：
现在正是失衡的世界开始挑起全球再平衡重担的时候。尽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陷入危机的世界的确已经无力延续不稳定的状态，人们必须做出新的选择。 2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就已经视中国为其主要的经济敌人，认为中国威胁了中产阶层工人的生计并且违反了全球贸易的法则和原则。但同时，美国误读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及“中国优势”——在此之前，水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全球最糟经济衰退来了，中国为什么离不开世界？！》（可点击阅读）：在这篇文章里水哥专门谈及了中国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依仗价值链低端的成本优势，并非是价值链的中高端优势——换句话说，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在本质上仍然非常脆弱，一直处于结构性的调整之中。
同时，美国似乎也不甚了解中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不仅仅是所有制的突破，也包括了土地财政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小心谨慎地权衡着社会的稳定，步步为营。很显然，中国是渐进性的发展。这种发展即使在经济方面，其实也是小心翼翼的。
于是，中国被当成导致美国中产阶层陷入困境的替罪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日本的抨击，也是如出一辙——这些年，美国不仅在贸易上面临着多边失衡的局面，而且也深受贸易赤字和国内情绪之不可承受之重。
尤其是最近几年，双方在共同面临贸易摩擦考验的同时，又遭受着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民粹主义的影响，而结构失衡、环境退化、贫富悬殊以及彼此的政治诉求等，都使得双方越来越不合拍。但责任到底在谁呢？老百姓有句俗话：“一个巴掌拍不响。”
更层次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所谓的“双赢”其实也只是一时的“均衡”。这方面，水哥到时会专门发布一篇深度文章《世界的杂交、矛盾与反目：从全球化倒退回本土化》。说实在的，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全球保护主义浪潮重新归来。
早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已经让中美关系处于了一种敏感的时期。当时，按照罗奇的说法是，两台世界的引擎开始减速，适逢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全球经济因此乌云密布。“这对中美两国以及两国间的双边关系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希望仍然存在，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中国和美国都必须齐心协力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然而如果两国陷入不和，那么它们将两败俱伤，并对饱受危机肆虐的其他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
只不过，罗奇没有预料到的是，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2020年的整个世界的危机才更是惊涛骇浪般的，形势之严峻时局之复杂，甚至都远超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赌注是巨大的，错了就没有翻身的余地。”
但指望中美之间依旧会有共生关系吗？换句话说，上个世纪的中美之间的“蜜月期”是否能倒转回来？
中美关系，覆水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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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正常化关系，是发生在卡特任职美国总统的时期。当时的美国上下，之所以愿意并努力推进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个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卡特在其回忆录里《忠于信仰》里所说的，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联手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
虽然美国曾一心一意地支持蒋介石部队，但时间一年年过去，连台湾地区的人也越来越清楚蒋介石永远不能“解放”大陆了。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美国人有着共识：中国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它将持久地存在下去并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的战略作用，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美国不能永远无法正视现实。”卡特如此直言不讳。
在其回忆录里，卡特说：“七十年代初期，大陆中国对于他们同我们没有建立关系的问题比较关心了。它同苏联的联盟已经名存实亡。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一九六九年在它们的边界上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人想结束自己的孤立状态，向美国作出了表示，最后的结果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访问了中国，在上海同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美国这一行动的言外之意是，一旦同大陆建立正式关系，就不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了。上海公报还说，美国驻台湾的军队可以随着紧张关系的缓和而减少，到中国人之间的分歧得到最后解决的时候，我们的军事力量将全部撤离。”
卡特的这番话非常值得推敲。一个是中国远离苏联，而是与美国建立联盟，从而结束自己被孤立的状态。另一个是很期待中国人之间的分歧得到最后的解决。
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苏联的霸权危险和阴影下，一度被孤立。而美国同样警惕苏联的霸权主义。在这样的大历史时局下，两国关系正常化成为历史的必然。
同时，当时的美国人同时认为，与中国交朋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正如卡特回忆录中写道：“其中之一是中国能够悄悄地左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而我们同这些国家交往是很困难的。大多数革命政府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向美国，而苏联人有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同它们建立新关系——主要是通过它们出售武器。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信誉很高；我们认为，同中国合作是促进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和了解的一种手段。”
这个时候的苏联，一刻也不消停。它和古巴在埃塞俄比亚大插其手。同时，在苏联的纵容与怂恿下，越南和中国的关系也在恶化。种种的国际政治局势，让中国对于改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兴趣也在快速提升。而美国也是相当积极地推进着。
卡特在1978年12月24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对同中国建立的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涨——不论我们能不能保住秘密。我们已决定明天一早通知苏联人、台湾、日本和我们的主要欧洲盟国。那时，我们政府里将已有一百多人知道这件事了。”哪件事？即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发布。
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最不高兴的国家果不其然就是苏联。卡特回忆说，苏联领导人虽然在公开场合继续故作镇静，但是不久就开始在给卡特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紧急信件中改变了调子。
“二十七日我收到勃列日涅夫一封非常令人不高兴的信，信件表明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有一种偏执狂。他在信中要求我不让我们的西方盟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任何防御性武器。我们要拖几天再答复他......”
卡特说，凡是可能考虑向中国人出售武器的国家，苏联都给它的领导人写了威胁性的信。过了两个星期，卡特通知勃列日涅夫说美国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美国不会试图去影响别的主权国家在向中国人出售武器问题上的政策。当时，英国和法国都正在和中国谈判这类的交易。
除此之外，卡特说，美国同时考虑的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贸易。他和他领导的美国，打算给予中国以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卡特在1979年1月29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在经过前期一系列的沟通商谈，以及中美两国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共识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亲切握手，历史性的会晤。在会晤中，卡特说，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和有益的影响是美国总统的职责。美国同情全世界人民想改善生活、更多地参与政治、摆脱本国政府的迫害和不受任何外部强国控制的日益强烈的愿望。
“我们还认为，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些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相信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保护我们今后的安全。”
对于卡特上述的说法，邓小平在会晤中谈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指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多少共同的利益。邓小平认为，美国在遏制苏联人方面做的还不够，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
就在这次会晤中，卡特说邓小平谈到了越南，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有着五千万人口和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越南和苏联正打算建立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如果成功，对世界上的这个的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邓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想打仗。中国人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卡特在1979年1月29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
最后，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会进一步孤立苏联人。我说，最好是实行这样的政策，就是在他们采取建设性态度时同他们合作，在他们不采取建设性态度时同他们竞争。”
请注意卡特的这句话：在他们采取建设性态度时同他们合作，在他们不采取建设性态度时同他们竞争。
此后，里根击败卡特，成为了美国新的总统。这位演员出身的新美国总统，与此前的总统泾渭分明——他不仅坚定的反共，而且常常是“剑走偏锋”，不走“寻常路”——现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是也是如此？！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一起开创了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同时，全球化也随之开始了。然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力量，名字叫“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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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曾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最终解体了。这的确肇始于里根时期的各种战略和政策——
里根就是苏联的“黑天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见多识广，对美国政客的评论有独到之处。基辛格在其《大外交》(Diplomacy)一书中曾多次提到里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里根的表现令人咋舌，无懈可击。就学术界观察家而言，则几乎是不可理解。里根对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而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也被他东挪西借，支持他坚定的偏见。他把圣经中提到的善恶大决斗，认为是对当今世界的预言。他所爱引用的许多历史轶事，跟常人所知的事实完全不符合……当你和里根谈话时，有时会想到：为什么有人认为他应该当州长，甚至是总统。但是，身为历史学家，必须说明的是，这样一位才智平庸的人何以能主宰加州八年，之后又主宰白宫政务。”
里根的历史、国际政治知识确实不敢恭维，而他又喜欢借题发挥。在其他人所写的书中多也有这方面的评论。一位里根的高参曾说，每到接见外国领导人或在国际场合，随从们都替他捏一把汗，唯恐他冒出什么“惊人之语”而不可收拾。也有人说，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位好莱坞出身的总统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发挥出来的。
但无论怎样，备受称道的“里根经济学”也是美国学者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在任期间，里根推行“经济复兴计划”，主张缩减政府规模和权力，减少税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削减社会福利。他的经济理念被共和党奉为经典。而他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大打”冷战“，最终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解，
里根被美国“成功扳倒邪恶帝国”的英雄……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韬光养晦的时期，并在此后不久顺利的加入了世贸组织，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抓住了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最黄金时代的机遇，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正必有反，一方面中国因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开始有了“中国优势论”，另一方面美国因为最终“摆平”了力敌苏联帝国后自然将中国这个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视为新的“对手”，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上的。
尤其是当世贸组织名存实亡，全球贸易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前后处于持续摩擦、震荡以及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再次波云诡秘的时候，中国如何化解、应对与进取，的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美两国无论是在新共同利益上，还是新的围绕世界政治与经济事务上的“竞合”，都需要达成新的共识——尽管这种共识的达成一定是非常艰难和曲折不断的，同时，正如卡特所说，同样“美国不能不正视现实”：中国的力量。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美国“心安理得”，也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一个里根，一个特朗普，前者将苏联视为其任上的头号敌人不遗余力，而后者是否将中国视为其任上的头号敌人并不遗余力呢？……
历史说明，遏制苏联霸权曾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而美国人同时认为，与中国交朋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如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又是什么？
这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为什么中美合作会那么难？！（可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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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了世界撕裂与中美鸿沟的加速器，全球的“孤岛”模式再现，世界经济正在人们眼前崩溃。
在《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现在发生的事情称为“大封锁”(Great Lockdown)。马丁·沃尔夫在FT中文网上撰文称，他更喜欢“大关闭”(Great Shutdown)一词：它突显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哪怕政策制定者没有实施封锁，全球经济同样会崩溃，而且在封锁结束后可能还会继续崩溃。
然而，正如沃尔夫所说，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有一点很清楚：这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灾难。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大国间正处于分歧之中，政府最高层的无能到了极为可怕的地步。眼下这一切终会过去，但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目前，无论中美，都不好受，仅仅在经济方面，都遭遇了重挫。而美国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也让局势走向变得灰暗。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也引发了新的“对抗”。沃尔夫撰文认为，
“负和”(negative-sum)的经济民族主义驱动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整个任期，甚至在欧盟内部冒头。这种思想非常危险。我们需要贸易自由流动，尤其是（但不只是）要让医疗设备和物资供应自由流动。如果全球经济像“大萧条”之后那样四分五裂，那么复苏将非常艰难、乃至毫无可能。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敌人，整个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都在“战斗”，这俨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而这次大战的胜利与否即人类能否战胜病毒以及渡过堪比大萧条的苦难日子，中美关系的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时局方面，水哥此前已经写过多篇文章，可以在水哥的自媒体上关注搜索——合适的时候会推出《摇晃的世界30讲》思想伙伴营，敬请留意关注。）
“我们必须记住，在大流行病中，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们确实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它。”除了合作，别无他法。
世界能否“去中国化”？！（可点击阅读）
全球最糟经济衰退来了，中国为什么离不开世界？！（可点击阅读）
2020年，“黑天鹅”频出，不仅仅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有世界的领导人们是否“人道的选择”以及新的地缘政治的“山崩地裂的变化”...此外，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世界向左，还是向右？（可点击阅读）......全球化，已经既是终结，也是开端——请留意关注水哥的另一篇深度文章《从全球化倒退回本土化：世界的杂交、矛盾与反目》——不要指望中美共生关系，世界曾经的繁华哪怕是“面和心不和”都已成了过眼烟云和昨日黄花，彼此都不再“心安理得”；为今之计，重启之时，考验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时候到了。
本文重点参考资料有《忠于信仰》（原美国总统卡特回忆录）、《未来亚洲》（罗奇 著）以及《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阿里夫.德里克 著）等。特此感谢。
凛冬已至，“大战”来袭？！
瘟疫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未来世界的惊涛骇浪：影响个体命运的五大变化
本文作者：韦三水
部分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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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阅读，读懂中国Make A China Again
一个可能不讨好人的公号这里只与常识和读知有关
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