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最后一位衍圣公降生，他派省长和将军亲自坐镇保护安全！
导言：“衍圣公”的名号，始于宋仁宗，为的是抬高儒家在中国封建统治秩序中的分量和地位。然而斗转星移，金灭北宋，元灭南宋的时候，孔门的“衍圣公”根本招呼都不带打就直接为侵略者站台，欣欣然接受了异族的册封，为其驱使听命。
满清入关的时候，孔门衍圣公更是如法炮制，率全族跪拜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
尽管如此，历代孔门后人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关爱，恩遇有加。据说光绪临死前还曾交代想和“衍圣公”叙话。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明儒暗法”的套路治国理政的，所以“仁政”的始作俑者孔子就是颠扑不破的圭臬，他的后人自然也成了永远的正能量和主旋律载体，受到统治者的优待。
然而到了1919年，衍圣公孔令贻在北京办事的时候突然褥疮卧病不起，生命危在旦夕。
按理说他挂了的话，选个接班人也就是了，但当时孔门嫡系中没有一个男丁符合继承“衍圣公”的法理条件，然而若让“衍圣公”的称号落入旁支，孔令贻不甘心倒也罢了，可旁支太多，如果搞得尘土飞扬，耽误事不说，也会让孔门蒙羞，也让北洋政府头疼。
事实上，孔令贻一个小妾此时已经怀胎五个多月，但胎儿性别未知。
这个末代衍圣公名叫孔德成。他的身份颇为诡异，当他在娘胎里五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孔令贻，也即是上代衍圣公，在北京办事的时候挂了。
孔令贻挂的时候是1919年，当时京城五四运动爆发，南方军政府和名义上的北京中央政府正在“和谈”，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而且由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京城中有许多激进的文化先驱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公开呼吁“废除孔家店”“让孔教寿终正寝”等刺耳口号。
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是老翰林出身，饱读诗书的，自然对衍圣公一脉尽全力维护，加上段祺瑞、黎元洪等人的鼎力支持，专门派了一个营的兵力保护孔令贻的安危，为了争取到“派谁的兵”，段祺瑞还差点和吴佩孚拍桌子瞪眼睛。
然而天不假年，孔令贻因感染褥疮死在了北京法源寺。
临终前，孔令贻曾嘱托总统徐世昌“请务必庇佑王氏血脉”“如是男丁，可承袭之”，这也就名正言顺的提供了法理支持，如果王氏诞下的是男丁，就可以继承衍圣公的称号。
当时由于国内政治形式风云突变，文化领域也光怪陆离，对孔门和儒家来说，西学东渐的洪流滔滔不绝涌入国门，全盘西化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许多上位者都是读私塾成长起来的大人物，如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等都是科班出身，自然会对孔门中人额外关照呵护。
我们再说山东曲阜孔家内部，也并非一片净土。孔德成的生母王氏，本是大太太的丫鬟，因大太太生育方面不给力，原本作丫鬟的小王就被纳为侧室，之前生了两个女儿，这次怀胎三月的时候有算命先生说这个是男丁，还是“文曲星下凡”，所以孔门上下都对王氏腹中婴儿非常上心。
然而就像大家看到的宫斗剧一样，孔门上下也是“麝香与冰片齐飞，压胜共张天一色”，许多针对王氏腹中胎儿的算计接踵而至，甚至十冬腊月有人半夜在她房门口泼出许多冷水，让她早上不敢出门给大太太请安，唯恐在冰面上滑倒而让腹中胎儿流产。
正是有鉴于此，王氏娘家人给政府报案，称孔门“有妖孽”，请求政府保护。
当时的山东省长韩复渠也非常重视此事，恰好收到徐世昌密电，要求他“亲赴孔门蠡清琐事”，于是乎，他也就带上一位将军和两个营的士兵在孔门内外驻守，以防不测。
总而言之，孔德成作为最后一代衍圣公，他出生于儒家饱受冲击的1920年，而且由于是庶出，受到孔门长房、二房等势力的不公正待遇，差点胎死腹中，所以北洋政府出动行政和军事力量直接介入，用以保护他的安全降生。
耐人寻味的是，十五年后，孔德成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向北洋政府上书，提出“衍圣公”的称号“不适用于共和国体”，请求废除这一称号，于是他被冠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算是北洋政府任命的部长级职务。
事到如今，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或许孔德成泉下有知（他于2008年离世），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