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古人對頭髮遠比我們想象得還要重視。
舉例說明：
話說，三國時代的曹操軍紀嚴明，某次率軍經過一片耕地時，命令騎兵控制好座下馬匹，禁止踏過農民的莊稼，並聲明但凡有違令者一律斬首示眾。然而，曹操的馬卻受了驚，踩壞了一小片莊稼。顯然，這狀況讓曹操始料未及。倘若自己不肯引頸就戮，沒法服眾；若割掉了自己的腦袋，還拿什麼來實現“志在千里”的理想？
不過，曹操很聰明，他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那就是對自己施加“髡刑”，把頭髮剪下，代表斬首。眾將一看，曹操為了遵守軍紀連頭髮都剪掉了，紛紛表示傾佩。由此可見，在當時“髡刑”是一種相當嚴重的刑罰，頭髮亦是非常重要的人體組織。
歷史上，“剃髮易服”引發過許多爭端，最嚴重的莫過於發生於順治二年的“剃髮令”事件。
當時執政的是多爾袞，為了讓漢人服從滿清統治，他命令所有漢民剃掉腦門前的頭髮，違令者斬，是為“留髮不留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觀念傳承了兩千多年，豈是那麼容易撼動的？為了保住腦瓜頂上的頭髮，無數漢民與滿清統治者唱起反調，最終，誘發了“嘉定三屠”及“揚州十日”，八十萬無辜漢民遇難。
雖說，“髮型”對於古人來說是一種文化符號，但是，這種文化符號是沉重的，它會在無形中限制人民的思想，讓人的大腦僵化。其實，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絕非壞事。正是這次中西方文明的碰撞，為新時代的到來埋下伏筆。
當時，清廷曾派許多學生赴外留學。
這些來到西方世界的青年人，自然要入鄉隨俗。在他們留學歸來後，傳統士大夫被這群留洋學子的短髮驚呆了：“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極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極應將局裁撤。”
在這些頑固派看來，留過洋的青年簡直太可怕了，他們非但沒有接受過儒學思想的薰陶，連父母給予的頭髮都剪了，簡直是不忠不孝到了極點。為了杜絕留學生禍害國民，所以守舊派倡議“幼童留學肄業局”趕緊關門大吉，免得坑了更多的孩子。
當然，這些活在辮子戲裡的士大夫沒有料到，這些孩子裡有個叫詹天佑的留學生，為中國的鐵路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就是這些經受了外國教育的孩子們，非但沒有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腐化，反而致力於為國家做出貢獻。
辛亥革命後，成立於南京的臨時政府頒佈了一條法令，是為“剪辮令”。由軍政府貼出剪辮告示：“自武昌起義推翻清帝，重振漢室，凡我同胞，一律剪去胡辮。”當時南昌城內七處城門口，以及督軍衙門（市政府）、府學前、百花洲等十處，皆設有“義務剪辮處”，凡來剪“文明”髮式或剃光頭者，一律免費。
這道法令聽來與當時的“剃髮令”何其相似，但本質上卻已大不相同。一個是給國民的腦袋上套緊箍咒，一個是革除封建統治的弊病，其意義自不可同日而語。民國臨時政府規定：在二十天之內老百姓必須剪掉腦後的辮子。當然，民國臨時政府的強制措施比“剃髮令”寬容的多，亦不會搞出死傷數十萬的流血事件。
即便是這樣，讓老百姓剪掉長在腦後二百五十年的辮子，也是一項比較困難的工程。
當時，有不少王公貝勒帶頭抗議，好在下有對策上有政策，在“先進人士”的“幫助”下他們亦剪掉了辮子。總體來說，社會是在不斷進步的，所以，大多數老百姓都對此歡呼雀躍。可以說，要不是這道“剪辮令”，中國男人都梳著如出一轍的辮子頭，頂著鋥亮的腦門，這場面簡直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到了1903年3月15日，《大公報》刊出徵文第一名獲得者朱志父的《剪辮易服說》，他就力主剪辮易服，認為這和廢弓矢、立學堂一樣，都是因時制宜之舉。並希望從皇帝開始改穿西裝，把剪辮易服與尚武精神、強健體魄聯繫在一起。《大公報》按語稱之“新中國特別精神”，“喚二百餘年來不醒之沉夢，呼數百萬方里不返之國魂”。
1903、1904、1906年，《大公報》先後三次發起以“剪辮易服”為中心的徵文大討論，發表了數篇關於“剪辮易服”的文章。可以說，這一切都為後來剪髮易服大行其道營造了一定的輿論氛圍。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滿清遺老中，最配合“剪辮令”的是清遜帝溥儀。
聽聞國民政府的政策後，溥儀立馬安排太監給自己理髮。反倒是那些太監宮女，跪在地上連連磕頭，提淚漣漣，不敢冒犯“龍頭”上的辮子。
自唐朝以來，我國的文化便以包容性強著稱。許多外來的文化，雖可盛行一時，但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主流文化內化了。然而在清朝時期，中國的文化卻被禁錮住了，一切都要服從於滿清統治者制定的條文和綱領。倘若清人腦後的那條辮子沒有被剪掉，恐怕中國將永遠停留在那個八旗至上的荒誕年代。
今時今日，中國仍保持著兼容幷包的態度，將一切外來文化的精髓吸納，將其內化成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不得不說，這是中國人之幸事了。
參考資料：
【《孝經·開宗明義》、《清初“剃髮令”》、《1911年剪辮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