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参加过鱼台籍诗人食指在场的两次作品研讨会，两次相隔了近20年。这20年间，很多文学青年成了知名作家，学者，唯有食指没有变化，仍然是那个喜欢穿“黄球鞋”的诗人，只是头发白了，人更苍老了。这样的研讨会，总会到一些知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但所有人的发言，我感觉只有食指的发言最让人动容。记得在会上，谈到诗人的社会责任，食指引用了清朝诗人赵翼一句诗：“国家不幸诗家幸。”食指说：“文人应该好好想想国家和作家的责任，还是国家幸得好，宁可诗家不幸，也要国家幸。”
在常人眼里，诗人食指是不幸的。食指本名郭路生，生于1948年，因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所以起名路生，这算是出生的不幸吧，似乎是注定了食指一生的颠簸。
之后的生活里，诗人经历了升学失利，然后到山西偏远的山区插过队，在工厂最苦最累的车间当过工人，后来参过军，患过精神分裂症，住过福利院，在福利院里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劣质烟。出院后，又遇到婚姻的不幸，离异。这样的经历，还不是诗人最大的不幸。最大的不幸，是诗人的命运还与国家的不幸紧密地联系着。
他在“文革”中开始写诗，因为一首在当时青年中广为传抄的《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此后，食指被加上“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多次被抓受审。也是在这个时期，食指更加坚定地相信未来，像他在诗中写的那样，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就是这首《相信未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他在山西插队的时候开始，知青们就争相传抄诵读，从邻近山西的陕西、内蒙古，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全国只要有知青的地方，都有郭路生的诗歌传诵。
就这样半生的磨难、潦倒，病痛的折磨，情感的折磨，在食指的言谈里却没有丝毫的愤世嫉俗、埋怨，或者发一两句无关痛痒的牢骚。经历过那么多，今天的食指看上去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实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我们还不能用一个“健康人”的标准去看待他，他的生活与出行，仍然需要他的夫人翟寒乐女士寸步不离地陪伴左右。
可能是“不幸”的经历已经固化了他的生活模式，食指现在仍保持着简朴与诚实的生活习惯，即便是出席一些相对“正规”的场合，与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还有地方的行政官员坐在一起，诗人仍旧是一双洗得褪了色的黄球鞋，据说这双鞋是他一年四季通用的打扮。
对自己的幸与不幸，诗人似乎早就习惯了不幸的阴影或者幸运的桂冠，他看重的仍然是一个诗人的历史使命。他说，作为诗人，应多思考自己的责任，多思考国家的未来，写出一些有价值得作品出来，多写有生命力的文字出来，使国家更幸！
——这是怎样的诗人襟怀呢！
我很少懂诗，但懂得有食指这样的热爱国家和未来的诗人行世，任何时代都应该是国家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