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被誤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淵

有人說，在中國的歷史上，出現一位真正好皇帝的概率，比“中彩票五百萬大獎，又不小心把彩票弄丟了，結果彩票又找到

話雖然誇張，但仔細想想打從秦始皇登基以後，能上得了“青史賢君”這張檯面的皇帝，還真是屈指可數。

秦始皇的功績無人可比，有率先性，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偉大壯舉，但他登基後施以暴政，搞的黎民百姓怨聲載道，果不其然，秦朝只持續了14年的統治就宣告終結。

漢武帝也是雄才大略，不惜一切跟匈奴死磕到底，雖然戰功卓絕，政績斐然，但拉著一國之力窮兵黷武，到頭來還是讓大漢不可避免的走向衰退。

由此可見，皇帝這個位置，真不好當，如果論功，每個皇帝都能說出來一大串，如果論過，即使李世民這般功勞蓋世，也曾親手屠戮了兄弟滿門。

從這個角度來說，可以想象史官們在撰寫史書時的難處，如何評價一位皇帝的是非曲直，還真不好寫，尤其是為皇帝的一生做總結，會讓史官非常難辦，吹的太狠，有悖事實，批的太厲，有辱聲譽。

以我上邊所說的三位皇帝為例，秦始皇有功有過，不論是焚書坑儒，還是壓榨國力，打造強軍，到現在仍舊爭議不斷，漢武帝也崇武，連年征戰匈奴並非全是勝仗，同樣為後世所詬病，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又一直飽受“喪失人倫，不顧親情”的道德批判，可見這些皇帝沒有一個能讓後世蓋棺定論，優點與缺點同樣鮮明，難以用一個準確的詞彙，為這些影響中華大地歷史進程的帝王做出總結。

但縱觀歷史，有一位皇帝在史書中的形象，比起其他爭議頗多的帝王來，可謂非常明確，然而這種“明確”並非一味的誇或貶，反而是將他的部分功勞和事蹟“邊緣化”，似乎有意模糊這位帝王的某些言行或選擇，還說他之所以能當上皇帝，完全靠的是軍事奇才二子李世民，以及當時最厲害的一幫謀臣武將。

反過來說，也正因此，這位皇帝的後半生，完全被李世民的耀眼光芒所掩蓋，就連他曾做出的很多重要抉擇，也被史官有意無意的籠罩上一團迷霧，從而讓他的言行舉止，看起來是那麼的矛盾，造就出被後世詬病其“優柔不斷

李淵。

為何說李淵以“搖擺猶豫”聞名歷史呢？

我個人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從新、舊兩部《唐書》中的記載來看，自太原起義成功，李淵任命三兒子李元吉留守太原（晉陽）以後，他曾數次許諾立李世民為太子，但事實情況卻是次次食言。

李淵不僅堅持立老大李建成為太子，更對其偏袒有加，而李世民作為戰功無匹的秦王，即使有老爹李淵的承諾在先，但翻看史書中的記載，卻顯得他很“委屈”，尤其是玄武門事變的起因記載，把李世民塑造成為了“老爹不愛，兄弟也恨，處處遭難，最終迫不得已發動事變“的角色，並以此為基礎，刻意把李淵的形象往“搖擺猶豫”的方向上引導，幾乎是說：

李世民之所以發動玄武門事變奪權，很大責任要算到李淵的搖擺不定上，如果當年李淵突破舊俗，堅持改立李世民為太子，那麼也就不會發生日後的兄弟相殘了。

於此，反應出李世民其實是被逼無奈，迫不得已才發動政變，一切慘劇皆非他本意，按照《舊唐書》裡的記載，他仍舊是那個想團結兄弟，一同打造出盛唐的千古名君，而不是為了權力不惜誅殺同胞兄弟的暴君。

然而聯想李世民登基後，曾親自幹預史書的編撰工作，再思考發動政變背後的真實原因，就很是耐人尋味。

首先要思考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本文的核心主題：

唐高祖李淵，究竟是不是一個優柔寡斷的糊塗君王？

要弄懂這個問題，得解釋一個矛盾點：

現代史學家考證，李家當年太原起兵，趁著天下大亂要入主的時候，其實是李淵起頭，而非《舊唐書》裡所說的是李世民主使，但既然諸如新、舊《唐書》等史料中說的是李世民主使，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點：

太原起兵，究竟是李淵主謀，還是李世民主謀？

（注：太原起兵，也稱“晉陽起兵”，是隋末時期身為太原留守的李淵，起兵反隋的重大歷史事件。）

如果是李淵主謀，那他可就不像史料中說的那麼搖擺不定，相反能證明他是一個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果決選擇的人，絲毫也不優柔寡斷。

如果是李世民主謀，那李淵可能就真如史料中所載，在一系列事關國本的問題上搖擺不定。

我先提供一段“李世民主謀輪”的史料，咱們來辯證一番：

大家且看，這一段記載說的是：

太原起兵之前，與李淵私交甚好的晉陽宮副監裴寂，設了一個局，灌醉了李淵，又塞給他兩個美豔宮女，等到李淵酒醒了，發現被窩裡躺著倆美女，當場大驚，問姓名後，美女只說是“晉陽宮人”，這私通晉陽宮的宮女，可是死罪。

李淵聽說是宮女以後，嚇的魂兒都沒了，趕忙往外跑，結果裴寂出現，說現在城門外盜賊橫行，二郎（李世民）有意起兵，就因為私自安排宮人侍寢，一旦事發大家都是死罪，因此不得不起兵，您要想守住名節，不敗露私通宮女的行為從而不起兵，那就算您逃出去，也免不了在天下大亂中身死，可您若現在跟著二郎舉兵起義，不但能免了與宮女私通之禍，還能順勢得了天下，不知意下如何？”

結果李淵想了想，回答說：“我兒（李世民）有這種計謀，既然已經決定要起兵，那我只能順從他的決策了。”

於是出了宮門，李淵跟著李世民起兵。

（注：晉陽宮：初為東魏權臣高歡所建避暑行宮，後歷經楊堅楊廣父子二人擴建，作為帝王行宮，而設立“正監”與“副監”職務，李淵因身為太原留守，便任正監，副監則是裴寂。）

這是《舊唐書》中的記載，相信大家應該能看明白，描述的是李世民起兵，李淵“從之”，而且理由也非常荒唐，僅僅是因為一個局，在這個局裡，被設計的李淵顯得有些懦弱，只憑裴寂一番簡短的利弊權衡，就選擇了跟隨李世民起兵。

但事實上據現代考證，太原起兵實為李淵主導。

這也是頗有爭議的一點，好像是李世民刻意讓史官寫了這麼一段歷史，目的是在於掩蓋李淵要謀反的野心。

因為歸根結底，李淵是隋朝楊家的親戚，他如果領頭起義，那可就是違背禮法的大逆之舉，試想隋煬帝被自家親戚李淵給滅了，這種事兒若傳出去，總歸是不好聽。

按現在的說法，隋煬帝楊廣與李淵是親姨表兄弟，往上算，他倆都是北周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外孫。獨孤信的兩個女兒，一個七女兒，名為獨孤伽羅，是隋文帝楊堅的皇后，諡號“文獻”，也就是隋煬帝楊廣的母親。而李淵的母親是獨孤信的四女兒“獨孤氏”，後唐朝開國，追封“元貞”，所以李淵起兵，嚴格意義上來說，是要幹翻自己的表弟，算是窩裡反。

如果傳到後世，後人肯定免不了要批判李淵，所以李世民基於此考慮，便在史書中刻意掩蓋了李淵主導太原起義的事實，而把這個“鍋”，自己給頂了下來，寫成是他想起兵，李淵“從之”。

為何這麼說呢？

有兩個原因：

（注：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日期：公元598年1月28日，晉陽起兵日期：公元617年。）

其二，李世民即位以後，干預過史書編撰，這也是最為主要的原因，既然史書是由勝利者書寫，但歷朝歷代的史官都是相當恪守職業操守的，皇帝做錯了，就得在史書裡直言是非，可是李世民曾經明示過負責編撰唐史的褚遂良，讓他寫完初稿就先給自己過目，雖然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對，但最後通過房玄齡的調和，李世民還是如願看到了初稿，所以基於這一點，我認為李世民把他老爹的“過”給轉接到自己頭上，應當不假，目的是讓盛世大唐的建立，顯得名正言順，而非是滅了自家親戚篡奪的皇權。

基於此，結合我上文所說，《舊唐書》裡寫的李世民是屬於“老爹不愛”的角色，而且李淵多次食言，沒有立他為太子，李世民必定對李淵有著強烈的不滿，不然也不會在日後發動政變篡權，可是在《舊唐書》裡，李世民卻幫李淵頂鍋，這就是我所說的矛盾點。

通過這個矛盾點，就引申出一個核心問題，即：

李淵身為唐朝的開國皇帝，其實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起著一定的主導作用，並非像《舊唐書》裡所述的那麼“邊緣”，比如主導太原起義，他就很果決，而太原起義的歷史意義之重大，幾乎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太原起義，就沒有後來的盛唐。

可以說太原起兵這件事，主導了日後數百年來的歷史進程，也可認為是唐朝的源點，整個起兵過程中，不論是從起兵的時機，方式，名義，再到各種內外聯繫，以及最後事成，全部沒有任何失誤，堪稱歷史上最為完美的起兵謀劃之一。

而能主導如此重大事件的領導者，必定不會是年僅18歲的李世民。

一來如上文所說，他沒資歷。

二來太原起兵的主要參與者中，有三位關鍵的軍事統帥，分別是：

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

這三人組成了李唐政權建立初期的中堅力量，皆任統帥或副統帥之職，而這三人當初是為了躲避遼東戰亂，從隋朝軍隊裡叛逃出來投靠李淵的，後來才為李世民所用。

注：可見這段記載中的“依淵”二字，正是投奔李淵的意思。

眾所周知，不管哪朝哪代，逃兵基本都是死罪，更何況他們作為軍隊的領導人物，竟然帶頭叛逃，所以投靠到太原後，要想不被隋朝抓回去依法治罪，那就只有李淵能夠提供政治保護，李世民肯定是沒法為這三人的罪行提供政治保護，他只是太原留守李淵的兒子，而不是太原留守。

既然是投靠李淵的，那也就代表著在起兵這件事上，長孫順德三人是聽從李淵的調遣，不應該聽從於李世民。

之後的太原起兵，堪稱完美，如果沒有一個優秀的領導者，自然是難以成功，因此我個人總結認為，李淵才是太原起兵的真正主導者，在建立李唐初期政權的根本問題上，他起到了難以否定的巨大作用，不論是制定計謀，還是籠絡各方，都是李淵所成就，這也體現出他是一個經驗老道，同時又深謀遠慮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肯定不是優柔寡斷之輩，否則太原起兵如此緊急的事情，也不可能順利完成，而是需要領導者有著極強的魄力，能夠服眾，且能夠控制住起兵後的混亂局面。

所以我上文所說的第一點，《舊唐書》裡刻意把李淵的形象，往“搖擺猶豫”的方向上引導，大有不實之處，這種不實，我相信並非史官想貶低或者磨滅李淵的功績，相反是因為史官受到了外界，或者是來自李世民本人的壓力，其背後的真正目的，只有一個：

李世民既想掩蓋玄武門事變的有悖道德，又想為父親李淵頂鍋，好讓李唐政權的建立名正言順，但以此向史官施壓，並主導了唐史的編撰，最終在這段歷史記載中留下了各種矛盾點，才會看上去有著很多蹊蹺之處。

說李淵以“搖擺猶豫”聞名歷史的第二個原因：

李淵冥頑不化，死守“立嫡長子為太子”的古訓，一味偏袒老大李建成，而對老二李世民的不滿置若罔聞。

說到這一點，就不得不提起，當年著名的“楊文斡（wò）事件”，即李建成指使楊文斡行刺李世民一事，後來幸被朱煥等人向李淵告發，說楊文斡與李建成裡應外合，要在李淵等人巡獵的過程中除掉李世民，李淵聽後勃然大怒，當即藉口別事召見李建成，提早破壞了李建成的圖謀，不然以當時李建成準備之周全，那歷史很可能就要改寫了。

可事後李淵卻聽信大臣與妃子的勸言，把犯下謀反大罪的李建成放了不說，其主謀行刺一事也只是草草了結。

很多人將這件事的整個過程，當做能夠證明李淵優柔寡斷的依據。

（注：《資治通鑑》裡記載為“楊文斡”，《舊唐書》卻為“楊文幹”，因安史之亂時唐初史料被付之一炬，後又實錄不全，所以唐史編撰尚有諸多爭議之處，本文暫且以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為主，稱“楊文斡wò”。）

而刺客楊文斡行刺失敗，心知必死後，當眾起兵造反，李淵拉著李世民的手，承諾平復了楊文斡，就廢了太子李建成，改立李世民為王儲，結果等李世民凱旋迴朝後，李淵卻提也不提改立太子的事兒，反倒讓李世民去洛陽當王爺，明裡暗裡的想把他調離政治中心長安。

初看這件事的經過，並無不妥，李淵為了平息兒子之間的權力鬥爭，有意偏袒太子李建成，將李世民調離長安，也算是一種平衡雙方的舉措，但是怪就怪在，李淵之前所承諾的“廢長立幼”，等到李世民帶著軍功回來，卻成為了空談。

堂堂一國之君，多次食言，尤其是面對功高蓋主的秦王李世民，我個人認為，這種可能性很低，而且李淵許諾的時候，很多大臣，包括與李建成關係親密的三子李元吉也在場，但事後僅憑大臣和嬪妃的勸言，卻把立儲君如此事關國家社稷的大事當成空談，且出爾反爾，這未免也太兒戲了？

況且李建成指使楊文斡刺殺李世民，當時行刺在場的還有李淵，這本身已經從兄弟相爭升級成為謀反大罪，按照常理，當著皇帝的面搞行刺，哪怕主謀貴為太子，必定也少不了一番重罪，可是等李世民回到長安，李淵卻把李建成放了，只是隨意流放了幾個李建成麾下的謀士，算是將行刺了結。

試想這可是證據確鑿的公然謀反啊，不是別的罪行，而且楊文斡在刺殺失敗後，乾脆起兵造反，李建成不僅指使刺客，這刺客還造反了，可謂是罪加一等，結果啥事兒沒有，繼續當起了太子爺，不論怎麼看，這件事兒不合常理的地方著實太多。

為這件事兒，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也說：

這段話的意思大概是：

楊文斡行刺後又造反，李淵命李世民帶兵去平反，李世民卻說：“楊文斡雖然行刺，但他既然行刺失敗了，他府中正直的謀士已經將他擒殺了，如果沒殺，那就派一個將軍去平復罷了。”

結果李淵卻說：“不能如此，楊文斡的事兒牽連建成，恐怕響應人數眾多。你身為秦王，最好親自前往，成功平叛以後，我便立你為太子。我不願效法隋文帝，誅殺自己兒子，到時候就封建成為蜀王，蜀中那地方兵力薄弱，以後你當上了皇帝，建成在蜀中要是能幫到你，你就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不肯幫助你，或者有違你的旨意，你要捉拿他不也容易嗎？”

通過這段記載，怎麼看李淵都是許諾的言之鑿鑿，口口聲聲說等李世民平復了楊文斡的叛亂，就立他為太子，可是等李世民凱旋而歸，李淵卻又不認了，這實在顯得他太過荒唐，絲毫不把自己對兒子的承諾放在眼裡，而且還是對功高蓋世的李世民，並非其他人。

而僅僅是李世民去往平叛的過程中，支持東宮的大臣和嬪妃，包括齊王李元吉，都為李建成求情開脫，勸說了一番李淵，李淵就把大兒子剛剛派人刺殺李世民的罪行拋之腦後，更讓人看不懂的是，他接著把李建成從牢裡放了出來，而且用的理由是：

唯恐兄弟不合。

看到這，我真是有點兒想不通，這還擔心兄弟不合幹啥？

老大李建成可是要弄死他親弟弟，李淵作為父親，竟然還擔心他們兄弟倆不合？

這不合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甚至到了一種要弄死彼此的地步，不懲罰要弄死親弟弟的李建成，反倒把刺殺李世民的鍋又加給了太子中王允和左衛率韋挺，以及天策兵曹參軍杜淹，接著把這三個替罪羊給流放了。

李世民心裡會怎麼想？他肯定一百個不樂意。

主謀逍遙法外，反倒還要讓他跟行兇者握手言和，美其名曰：珍惜手足之情。

即使李世民是個普通人，家裡的長兄要殺死他，事後父親不追究大哥的責任，他肯定也會當場發怒，更別說他是秦王李世民，又身處權力鬥爭的核心了。

這就是我覺得史書中對於李淵形象的記載，最不合理的地方之一，即李淵為平息鬥爭而做的這些舉措，根本就是火上澆油，不僅沒有起到一點積極作用，反而還更加激化了李世民的不滿，這讓李世民更加覺得李淵偏袒李建成，從而對自己產生更大的威脅。

按照這個思路來想，退一萬步說，李淵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做，正常的邏輯就該是，大哥李建成要殺親弟弟，他作為家長，對主謀李建成該罰就罰，而不能選擇讓受害的李世民去跟他示好。

同時我想提出疑問：

這段描述，是北宋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裡的記載，但唐朝時期自唐武宗以後，史料就沒完善過，修史這件工作甚至一度停擺，再加上安史之亂時，一把火燒燬了整座長安史館，唐初時期的史料盡數成灰，所以對這一段歷史，司馬光本人也是隻能通過之前所修的《新唐書》等晚唐時期的史料去寫，而《新唐書》也是北宋初年由歐陽修等人編著，所依據的史料大多也是費盡心思從各地收集的各類史籍，難免就有疏漏及撰補之處。

換言之，以前的史官編著了一部史書，由宮廷妥善收錄，之後不管是改朝換代，這些參考性極高的史料都保存下來，後代的史官再憑藉這些較為可靠的史書去撰寫本朝或前朝的歷史。

可是等到歐陽修與司馬光等人編著史書，去翻找唐初史料的時候，倆眼一抹黑，因為就連當時的後唐也沒有一本完整的唐史，且《舊唐書》裡的內容因為上述種種客觀原因而存在紕漏，甚至可以說是出現斷代的情況，所以在一些涉及重大問題的歷史上，就只能通過各種不一定客觀的史料去儘量還原。

至於能還原多少，那就屬於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與此同時，也反應出一個根本問題，即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假設：

李淵到底有沒有許諾要改立李世民為太子？他多次許諾，又多次食言，在國家大事上出爾反爾，當真是老糊塗了嗎？

如果能搞清楚這一點，相信就能還原出一個更為真實的李淵，即：

李淵並非是一個昏庸到極點的昏君，也不只是一味的偏袒大兒子李建成，而對功勞極高的李世民不管不顧，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的真實原因，很可能另有隱情。

這也是目前最可疑的一點，立儲一事非同小可，事關國家未來，如果李淵一而再，再而三的許諾又食言，那豈不是將此當成兒戲？

可是既然能率領太原兵馬毅然起兵的李淵，怎麼又會在事關國本的大問題上犯糊塗？

這顯然又是一個大矛盾。

總而言之，結合史料中的種種不合常理之處，大抵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所謂的多次許諾改立李世民為太子，大概率是李世民一方，在後來玄武門事變成功後，所放出來的謠言，或者換言之，就是後來修改史實時，人為添加上去的情節。

基於這個角度，大抵可以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在冊立太子的問題上，李淵從來沒有搖擺過，更沒有許諾李世民為太子，那當年發動玄武門事變，誅殺兄長和弟弟的李世民，可能就真的只是單純的野心為之了，而並非像《唐書》裡所言那般被逼無奈。

同時也能直接反映出，李淵並非像部分史料中那般邊緣化，也不是毫無作為，相反在唐朝初期起到了難以否定的巨大作用，並且也不是很多人所說的昏君。

誠然，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始終無法迴避，後世該如何去解讀這一段沒有真相的歷史？

是任由史書粉飾塗抹，還是該質疑李世民的英主形象？

即使我們翻遍史書，這一大疑點，也依舊毫無痕跡可循，更無真實答案可解。

然而我個人仍舊傾向於，在李唐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唐高祖李淵並非屬於邊緣化的人物，相反他主導了早期最為關鍵之一的歷史大事件，即太原起兵，又在後來的二子相爭中，盡力去維護兩個兒子之間的關係平衡，但無奈最終還是不可避免的因權力爭鬥，而釀造出手足相殘這種人倫悲劇。

褪去皇帝的身份，對於一個年事已高的老人來說，這實為李淵人生中的大不幸。

當然也無法否定李淵的幸運，暫且不說當年太原起兵是誰主使，只說能有秦王李世民這種南征北戰，為李唐打下半數江山的傑出兒子，也算是李淵人生一大幸。

至於是非功過，現階段的史料暫無法蓋棺定論，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增多與史料完善，相信最終歷史會帶給我們想要的答案。

——————

——————

參考文獻：

《舊唐書·本紀第二·太宗上》：高祖怒，仍遣太宗將三十餘騎行剗。還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書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

《舊唐書·高祖本紀》：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李世民勸李淵起兵）

《新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說李世民制定完起兵大計後，要告訴李淵，然而李淵害怕起兵會鬧出大亂子，承擔不起，因此“懼不見聽”。）

《新唐書·太宗本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舊唐書·裴寂傳》：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為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眾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

《資治通鑑》：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

《資治通鑑·唐紀·玄武門之變》：楊文斡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斡。二人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斡舉兵，使表裡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風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謩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

《資治通鑑·唐紀·玄武門之變》：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斡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斡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一卷·唐紀七》：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