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有官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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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印这个东西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从现在存世的古代官印来看，至少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时期，我国就已经拥有完备的官印体系和相关制度了。

汉承秦制，汉王朝建立之后，对秦王朝的官印体系和相关制度进一步予以了完善，并规定了具体细节，如什么等级用什么材质的印、用什么形状的印钮以及印的具体尺寸……非常完备，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汉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延续了这样的一种制度，所改变的仅仅是官印的形制而已。

官印制度本身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各级政府的公章也依然是方方正正的。随着“向老大哥学习”的兴起，我国的公章才逐渐由方形变为了现在常见的圆形。但是，海峡对面依然保留了这样的传统，目前为止，海峡对岸正式的“官印”依然还是方形的。

官印的作用

在那个没有身份证、没有现代通信技术的时代，官凭和官印是证明官员身份的最主要凭据！其最初出现的目的说白了就是为了证明拥有者的身份。与此同时，官印的制作非常复杂，民间很难仿制。加之印文的“唯一性”，以彼时的技术水平，仿制出一模一样的印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官印还具有另一重功用，那就是防伪。官印的这一功能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仍在被广泛使用。

官印是否终身归属某人

官印这个东西自古都是权力的凭证，与官职是“如影随形”的。换言之，它只从属于官职，而不是担任官职的具体某个人！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制作一枚官印所花费的人力、财力还是相当大的。因此，通常官印都是由金、银、铜（帝后一般用玉）等贵金属铸就，不易磨损、便于长期保存。

通常情况下，官员卸任时官印必须交回，或者在权威部门的监督下转交下任。官员个人是无权长期拥有官印的，只要不在位了，官印必须交出，这是制度。

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除外，那就是陪葬印。无论是给自己陪葬还是给所从属的高级王侯陪葬，都是可以使用官印的。如马王堆汉墓之一——轪侯利仓墓中就出土过“长沙丞相”印，西汉名臣张安世墓中也出土过陪葬的官印，而且分属不同人所有。但是，陪葬的官印除了少量特例之外，绝大多数都不是平日使用的真正官印，只是复制品而已，其性质大概其与现在烧给死人的纸房子、纸车子等等差不多。只不过，古人陪葬也使用了真材实料，没有糊弄鬼……

张居正有官印吗

张居正虽然是权臣，但是他首先是臣、是官员。既然是明王朝的官员，张居正自然是有官印的。但是，彼时的张居正身上并不只有一个职务，换言之，张居正不仅有官印，或许还不止一枚。

这一点在隋炀帝和唐高祖的外祖父独孤信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独孤信因为兼职众多，索性用多面体煤精篆刻了一枚“多功能印”。当然，这枚印如果较起真儿来应该还是属于私印范畴，又或者说是获得了官方认可的私印。但是，它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一位大臣不一定只拥有一枚官印，或许会有很多枚。

张居正在担任顾命大臣期间，除了内阁首辅之外，兼职也是不少的。可以预见，张居正恐怕也远不止一枚官印。其实，中国古代不仅是官员，皇帝也同样有“官印”，只不过皇帝的“官印”不叫印，叫玺！所谓玉玺，其实就是皇帝的“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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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作为明神宗初期的最重要执政大臣，身兼（加）多种官职，肯定是有官印的。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至少掌管和拥有2枚官印和1枚御赐印，均为银印。

一、印章的起源和演变

印，又称印信或印章。古代，帝后印章统称玺印或宝玺，官署、官员印章统称官印。现代，一般统称公章。印是“执政所持信也”，从一开始到很长的时期主要是官印，后来才发展出了私印和文印。

作为一种执政或者征信的凭证，印章的起源很早，古代各大文明不约而同都各自发展出不同形制、风格的印章。据考证，距今7000多年前，在古代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押捺式印章。此外，还有圆柱式滚筒印章等。下图为西亚地区出土的滚筒印章及刻印出的图案。

中国印信制度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是《周礼》。《周礼·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东汉郑玄在为《周礼》做注的时候解释说“玺节者，今之印章也”。

据考证，先秦时期的印章大都随身佩戴，用来表明身份、职位，是权力的象征。最典型的，是《战国策》中记载的苏秦佩六国相印。

秦代之后，“玉玺”成为皇家印章的专用名称，各级官印既不敢称“玺”，一般也不敢用玉制，一直延续至清代。秦代玺印以“传国玉玺”最著名，历代传承有序，至后唐末帝李从珂之后，传国玉玺失踪，成为史上一大未解之谜。

汉代玺印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汉印种类繁多，除了帝、后玺印外，还有诸侯王、列侯、朝官及其属官之印，郡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官印，另外还有赏赐给各少数民族政权、各藩属国的印信。根据级别不同，名称有“印”“章”之别，材料有金、银、铜之别，纽有橐驼纽、龟纽、蛇纽之别。

隋唐时期，由于纸张普遍使用，简牍、封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官印的作用、形制、纽式、尺寸、印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隋代开始，官印不再镌刻官员的官职名，而是改镌官署名，官署印代替了职官印，官员上任不再颁授官印随身携带，前后任官员使用同一方官署印，在交接职务的同时交接官印。

唐代帝王所用印章除了称“玺”外，还增加了“宝”的称谓。

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官印及其印信制度基本相应承袭，又有所变化、增益。

二、明代百官印

明代宝玺和官印是指明朝时使用的官方印玺，其印式属隋唐阳文大印系统。主要包括皇室宝玺印（皇帝宝玺、皇后册宝及皇妃以下册印和皇太子册宝、皇太子妃册宝及亲王以下册宝册印）和将军印、百官印等，还有关防、条记等官方印信。对此，《明史·舆服志》《明史·职官志》及《大明会典》《明会要》等均有介绍。这里重点介绍明代百官印。

明朝建国之后，就建立了严格的印信制度。

明代对百官印的质地、尺寸、文字样式均有明确、详细的规定。除极少数特例外，明代百官印为直纽、方形、九叠篆，材质以银为贵，以铜为主。《明史·舆服志》对百官印信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百官印信中因某些官署或者官职特殊，存在极少数的特例。

1. 两京所在地的顺天府、应天府，虽为三品衙门，但因管辖京都重地而用银印，以示贵重。

2. 文渊阁印。文渊阁始建于明代。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后来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朝内阁制度有一个从建立到完善逐步演化的过程。内阁主要充当皇帝的顾问、助手、秘书，属于咨议、协调部门和处理奏章、起草诏书的办事机构，拥有“票拟权”。朝中重臣进殿阁大学士，代表着入阁、“参预机务”，是进入权力核心的标志。但是，殿阁大学士品秩仅为五品，如用铜印无法显其地位，为此特别规定“文渊阁印”用银印，而尺寸却又小于常制，五品官印应为“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而其“方一寸七分，厚六分”，边长略小而厚度加大，且用玉筋篆文。“文渊阁印”最早为宣宗所赐，万历中被盗又给予补铸。这是一个颇费苦心的设计。这印章的特殊性如同殿阁大学士权力的特殊性，正是明代政治制度特殊性的体现和反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内阁并不是一个正式官署，文渊阁印也不是官署之印，不能在衙门间行文运用，只能在大学士们封进题奏等章疏时用之。

3. 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正七品，属于官职小而责任重大的官员，故朝廷对其特别重视。《明史·舆服志》记载：

百官印除文渊阁印外，皆用九迭篆文，只有监察御史印用八迭篆文。按照清代姚晏《再续三十五举》中的说法，“八叠明监察御史用之，取唐台仪八印义”。另外，为了监察御史巡按各处携带安全方便，其印直纽上有穿眼，且尺寸比一般正七品官印小。

三、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至少掌管和拥有2枚官印和1枚御赐印，均为银印

回到问题的本身，张居正有官印吗?有多少枚官印?是什么样官印?

这需要从张居正所担任的职务说起。

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明神宗实录》中是这样介绍他的：内阁首辅或者首辅、元辅，少师（太傅、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因功还有左柱国的文勋。

1. 本职：吏部尚书（正二品）

吏部，是古代主管官员的官署，历朝历代都是极为重要的部门。

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吏部尚书几乎成为明朝文官所能担任的最高正式官职。《明史·职官志》记载：

这一枚史部官印肯定是有的。

2. 内阁：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正五品）

明朝内阁制度虽然十分完善，内阁逐步发展成为明朝的权力核心之一，但内阁并不是一个正式官署，殿阁大学士品秩仅为五品。

明朝殿阁大学士，是指朱元璋废除丞相后设置的辅政官员。明朝大学士的名称前要改加殿（四殿）、阁（两阁）衔，完整数目为六人。从高到低依次为：中极殿大学士（原为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原为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隆庆六年（1572）六月，万历皇帝登基后不久，张居正以内阁次辅接替高拱为内阁首辅，由建极殿大学士晋为中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官职，往往是指内阁大学士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因此，内阁首辅印是没有的。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肯定是掌管前述“文渊阁印”这一枚特殊官印的。

3. 三公三孤：从少师（从一品）到太傅、太师（正一品）

明朝沿用了历代的三公三孤职务。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三职的合称，正一品。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三职的合称，从一品。自宣德、正统年间以后，三公三孤成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

据《明实录》记载，隆庆六年正月，张居正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万历九年十二月，给大学士张居正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叙辽左大捷功进元辅居正太师。

《明史·职官志》记载：

4. 东宫辅臣：太子太师（从一品）

明朝还有太子三师、太子三少的东宫辅臣。太子三师是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职的合称，从一品。太子三少，是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职的合称，正二品。最初负责以道德辅导皇太子，且谨身护翼，为东宫辅臣，后为虚衔。

《明史·职官志》记载：

5. 文勋：左柱国（正一品）

《明史·职官志》记载：

张居正先是于隆庆六年八月加左柱国，后于万历四年十月，九年考绩，因勋德茂著，特进左柱国。

如果没有职官印，张居正获得的加官、赠官、虚衔和文勋，如少师、太傅、太师、太子太师和左柱国等，是不会有官印的。中极殿大学士有没有相应官印不详，但根据内阁的职责，是可以使用翰林院铜印的。内阁与翰林院在职责和官员上，有许多共通和交叉之处。

此外，张居正还有不少临时的、专项的兼职，即充任官，比如总裁官、讲官等。这些应该是没有官印的。

当然，上述官印是随职务而掌管，如果官员离职、升迁或者死亡，该等官印是需要移交的。但是，张居正还拥有一枚御赐印，而御赐印如果没有被皇帝收回或者褫夺，应该是能够成为官员收藏品的。不幸的是，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抄家了。

关于这一枚御赐印——“帝赍忠良”，不少史料都有记载。

为什么有这一枚御赐印呢?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夺情事件发生后，皇帝需要以强硬的态度甚至殊荣支持张居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九中，对夺情一事前后皇帝、皇太后给予张居正的特别礼遇进行了完整归纳总结。

还有一个实际需要的考虑，张居正请假回家安葬父亲，处于离职状态，无法带走正式官署的官印，于是万历皇帝特别赐“帝赍忠良”银记一颗，以用于实封奏事。对此，万历皇帝的手谕中说明了这一点：

顺带说一个世宗赐印的事。世宗赐杨一清（“耆德忠正”和“绳愆纠违”）、张孚敬（“忠良贞一”）、桂萼（“忠诚静慎”）、李时（“忠敏安慎”）、方献夫（“忠诚直谅”）、费宏（“旧辅元臣”）、夏言曰（“学博才优”）、顾时（“经帏首选”）、翟銮（“清谨学士”）等重臣印，就是没有对长期重用的奸相严嵩赐印，以聪明才智和帝王心术著称的世宗，颇有一种心知肚明的恶趣味在其中。

总之，张居正肯定是有官印的，且至少掌管和拥有2枚官印和1枚御赐印。张居正的官印全部是银印，绝不可能是玉印、金印。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官署印都是从前任那里接过来的。

花开时节思春秋

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首辅大臣，肯定是有官印的。

在万历登极之初，高拱是当时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但是他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做事狂妄跋扈。“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正是因为张居正，皇室的安全才得以保障，此事之后，张居正便取高拱而成为新任内阁首辅。

张居正不仅在政务上是新皇帝的好帮手，在日常生活中还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自由支配，不过他仍然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张先生就会颂扬天子的圣明；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先生也立即会拿出严师的身份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

而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十分敬重。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离职丁忧。但是由于皇帝挽留，张居正只能在职居丧。然而其他官员们却因此弹劾张居正，“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面对朝廷内攻击张居正的这番言论，万历不仅下令将参奏的官员进行廷仗，还将个别言辞更激烈的官员发配充军。在皇帝眼里，这些参奏张居正的人就是假借忠孝之名，妄图赶走辅弼，使自己孤立无援。“这就怪不得张先生偶感腹痛，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

万历和张居正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582年的秋天。1580年，张居正以万历的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然而量后统计还未开始，张居正竟溘然长逝。虽然万历为此悲痛欲绝，但私下也有很多人为此额手相庆。朝廷内的反张派以此为契机，开始一系列的倒张运动。“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而万历在这个持续的、有进无退的倒张运动中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在1582年，万历对参奏张居正的本子回复的还是“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但到了1584年，正式宣布的罪状就变成了“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

然而张居正的被清算对万历而言亦不能算是一件坏事，或许正是考虑到自己能从实际上掌握政府的大权，万历才接受了这些主张。但是不久之后，万历发觉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曾经攻讦张居正的人。他们有的在劝谏的名义下，企图干涉皇家事务；有的争权夺利，大肆安排自己的亲友入宫谋职......即使万历想要将这一切推倒重来，但世间却再无第二个张居正了。

西南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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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作为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当然有官印。封建社会的官员，从大到小，都有代表身份和权力的官印，就像现代社会的名片一样。不过官印是是国家定制的，名片大部分是自己印的，当然国家工作人员有可能是政府印的。

我们都知道皇帝有玉玺，玉玺就是代表皇帝权力的官印，秦始皇是最早使用玉玺的皇帝，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体字，寓意为皇命天授，世代相传，据说这方玉玺是由大师李斯亲自主刀，用和氏璧雕琢而成的，也称传国玉玺，不过秦始皇玉玺几经周折，至今下落不明。

虽然后来很多朝代的皇帝都使用过玉玺，不过肯定不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多为后人仿制伪造的。皇帝的印采用的材质以玉和黄金为最多，其他官员根据级别大小，有金、银、铜、石头、木质等材质。

官印的尺寸大小也是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官职越高，官印尺寸就越大，代表的权力也就越大，官职小，官印也就越小，材质也越差。秦始皇用的玉玺是玉质，那说明其他官员的官印就是其它材质，关于这一点到了武则天时期，做了明文规定，除了皇帝的印用玉，其它官印不能使用玉，这是对官印材质等级的限定，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张居正作为万历时期内阁首辅，权倾朝野，权力同曹操和霍光相比，毫不逊色，说他一手遮天也毫不为过，何况还有万历母亲李太后撑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支持，几乎是一言九鼎，万历见到他都惧怕三分，那么他使用的官印是什么样子呢？

官印对于古代官员来说是代表权力和身份的信物，所有官员都很在乎这个东西，材料严格限制谁也不敢轻易越级，否则吃不了兜着走，非治个重罪不可。皇帝的御宝大多是玉石和珍贵的材料，当然皇帝要用其它材质也没有人敢说什么。金印主要用于太后、皇后、皇贵妃、妃子、皇太子、亲王等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不过我个人认为张居正使用的是金印，虽然他从使用的等级来说，还达不到条件，因为他不是皇贵族，但从张居正张扬的个性来说，他不使用玉印，起码也要用金印，这是他的个性。看他回老家时，32人抬的大轿都敢坐，为什么就不能用个金印？张居正这么想，也会这么做的。

那么张居正官印上刻了些什么呢？官印说到底就是官方证书，一般都是代表权力的图案，没有具体的文字，如一品文官印的图案是仙鹤，二品是锦鸡 ，这些图案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官员的官服上也可以看到，了解这些图案，就可以判断官员是几品官。张居正的官印上，应该是仙鹤图案，他不会刻条龙在上面，如果是私印，他刻白圭还是白龟，那都是他的自由，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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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湖北省荆州市），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作为首辅肯定有观印……

湖湘有霖

当然有官印了，这个不仅是张居正，但是一旦卸任了就只能有私印，官印的要上交。是历朝历代当官的都有的凭证，古时候上任的官员都是以官印为准的，所以古时候有的劫匪抢劫了上任的新官，有的回把官员杀害，拿着官印去上任，当然这都是一些偏远的地区。

风灵子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1567年（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论经典

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湖北省荆州市）军籍[1]。生于江陵县（荆州）[2]，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3]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4]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