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周知，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是以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作为经费开办的。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反复交涉、据理力争，从而促使美国退回多出的赔款，并提出将此款开办清华大学的，是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
梁诚(1864-1917年)，原名巫旭，字一衷，广东番禺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1875年随清廷所派第四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时年仅12岁。1878年，入麻省安度华学校及安姆赫斯学院就学，后因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停止提前回国。
抓住时机索庚子赔款余额
《辛丑条约》规定，“八国联军”侵华中所得的庚子赔款原以白银(两)为单位，而实际偿付时，多数国家要求折成黄金偿付(这样对受款国有益，但势必加重中国财政的负担)。美国本来答应中国的要求，想带头允许清政府以“关平银”(清代虚银的一种，是海关征收进出口货物税时称量银两的标准)偿付余额，但遭到其他各国普遍反对时，又变了卦。
1904年底，清政府令梁诚向美交涉，要求以“关平银”偿付赔款。为此梁诚多次走访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晓以利害。海约翰被他打动，但仍以各国须保持一致为由予以拒绝。
因海约翰谈话间说出“赔款原属过多”的话，梁诚抓住时机，一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面驰报清政府，建议全力向美交涉，要求他们把所谓多余的部分予以退还。1905年1月19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政府外务部接到梁诚的呈文，备述关于还银交涉的困难，并且告以美方有“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的表示，建议与其无休止地在“还金还银”问题上作无望的交涉，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借收已失之利”。
从这时起，梁诚便把其活动的重点转到要求美国减收赔款上。但在所谓“还金还银”问题上，仍伺机待进。
节外生枝美方干涉赔款用途
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退款”一事似乎有了眉目。5月13日，清政府外务部接到梁诚的一封呈函，其中首先告知退款交涉“似可图成”。他透露：在交涉过程中，美方曾探寻，一旦把款退还中国，中国将作何用？梁诚当即说：“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美方提醒：一旦交涉成功，巨额款项退回，朝内乘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者肯定大有人在。所以他忠告清政府，确实应该在钱到手前即明确宣告此种退还之款的用途，并具体建议只能用作“设学游学”(即后来所说的“兴学育才”)之用。梁诚随即回复美国政府：此项赔款一旦归回，将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当时位居北洋大臣(分管外交)要职的袁世凯看到梁诚的呈函后，立刻提出利用退回之款“整饬路矿”问题。但清廷外务部似乎是识破了袁氏的真实意图，但又不好力驳其议，于是在6月1日，分别给袁世凯及梁诚各发了内容相当的复函。大意是，袁的意见虽有道理，但限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不能贸然向美方提出此问题，以免“因疑生阻”。
这期间，海约翰病逝。接着，美国务卿一职由路提继任。路提也是“同情”中国的美国要员之一，与梁也有私谊，接任后“退款”交涉继续进行。但中美之间又发生了许多不利事件，罗斯福总统遂搁置退款之事，直至1907年初，仍无消息。
其间，梁诚继续多方活动，招待记者，到处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据说在舆论压力之下，路提十分不满，态度竟大幅度改变，坚持不肯退款。
功成圆满梁诚卸任回国
于是梁诚又绕开路提，疏通与其交厚的新任内政部长格斐路与工商部长施特劳斯，向总统密申前议。该二人于1907年4月请罗斯福总统重核美军实际费用。罗斯福与梁诚及路提会商后，同意重核，并答应不久即可有结果。
正当梁诚极力交涉的关键时刻，事情却突然出现了逆转：由于梁诚在交涉“退款”过程中始终只字未提袁世凯的主张，袁的图谋最终没有实现，遂迁怨于梁。1907年四五月间，梁诚突然接到外务部来电，召他“迅即回京供差”。但梁不忍事情功亏一篑，以回函拖延。
6月15日，梁诚接到美方正式照会，说中国最后应赔款之数，基本上已有结论，即“仅照收美金十一兆(按即一千一百万)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其余原定所开之数，即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
可能是梁诚认为事情已有了基本的把握，他应该在回国前把在美交涉的前后经过直接向清廷最高当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做出历史性的交代，于是直接向他们上了奏折，实际上也是把他此前在美所作的交涉作了一个总结。
在梁诚离开美国的当天，国务卿路提通知他参加会谈，从中得知罗斯福总统已决定将美方所得的半数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