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只所以用”抢“，而不是过去的”争“，是因为”争“在这个事件中的含义是”互不相让，争夺，竞争“的意思，是以玩弄语言游戏见长的涡阳、谯城故意设置的语境，很容易让人误解是鹿邑在给别人”争“老子故里。事实上，这是鹿邑面对一伙明火执仗抢匪，挺身捍卫祖宗先贤的荣誉之战。万万不能再被别人带偏了。
谈到语境，回顾三十年，不难发现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事件中的涡阳和谯城两位主角，所折腾出的每一件事、炮制出的每篇“考辩”文章，都是靠搞务“虚”和新闻炒作出来的。
这也难怪，在鹿邑老子故里二千年史料传承有序、文物遗存分布遍地、官方和学界早已有定论的情况下，涡阳、谯城两地在“务实”上确实不堪一击。于是，避实就虚打嘴炮，也就成了成本最低，收效最快的最佳选择。
只是应了那句老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尽管对方折腾了三十年，但除了洗脑了一些不明真像的群众，大多数人心中还是明白谁是那个李鬼的。
而更让李鬼想不到的是，经他们的一番闹腾，此事却空前激起了鹿邑人民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奋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老子文化研究与开发不断取得新成果，国家对老子故里鹿邑的认定越来越清晰：
1998年，鹿邑太清宫唐宋老子祭祀遗址考古被列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提名；
2000年，《老子》纪念邮票首发式在鹿邑举行；
2001年，鹿邑太清宫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鹿邑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老子故里旅游区”4A级旅游景区；
2005年，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为鹿邑题词“老子故里”；
2007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为太清宫题写“道教祖庭”；
2012年，鹿邑县被中宣部、全国文联授予“中国老子文化之乡”称号；
2013年，央视六套与中国社科院联合摄制的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明确指出鹿邑为老子故里；
2019年，以老子故里鹿邑为主要内容的十余篇文章先后被中宣部”学习强国“全国平台转发；
2019年，总书记在视察河南讲话中将以《老子》为核心的老子文化定位于代表了中华文明和中原文化的重要位置……
这里尤其一提的是，2018年6月15日，涡阳老子研究会副会长胡智携团参访鹿邑交流老子文化时，公开承认”在史料上确认了鹿邑是老子故里“。
事已至此，一场闹剧本该收场，但如今仍有个别人以不可告人的目的，蛊惑群众操纵水军不时生事；一些被”专家“忽悠多年的群众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依然不愿承认国家认定真理史实。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回望历程，牢记使命！今将作者十余年前的文章予以转发，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那些仍然活跃着的”专家“的鞭挞，更是对所有不明真相群众的善意提醒。
本文发表于2010年中华老子网，原题目为《涡阳、谯城争老子故里的考辩方法揭秘》，全文20100多字，为方便大家学习，编者将分成八篇逐一介绍。
另，因编辑需要，文中个别字句有所改动，小标题和点评（红色部分）为编者所加。
最后编者提醒大家：百闻不如一见！听其言不如实地考察一下，最好三地都去看看，相信答案定在您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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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断章害义，就是在引用史料时，撇开全文不谈，仅仅摘出其中的几句来加以附会，完全歪曲史料作者的本义。（与上述几大套路伎俩相比，可谓一脉相承，一样的配方——编者注，下同）
一、对史志原文明目张胆的摘录
1.对《水经注》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在引用《水经注》时，只摘出“涡水处其阳”、“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老子生于曲涡间”等几句，而对涡水过老子庙后须先经相县故城南、再经“谯县故城（今亳州城）北”等地方才能流入到涡阳城北
更为恶劣的是，对“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等记载更是讳莫如深，原因是天静宫之东自古就没有涡水流过，与郦道元所载明显不符。
2.对《老子铭》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引用边韶《老子铭》时，只摘出“老子，楚相县人也……涡水处其阳”一句，而把中间的“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16个字以省略号代替，目的是为了把苦县的前身——春秋楚国相县与淮北的战国相邑加以混淆，利用涡阳距后者相对较近的地理位置，依傍后者把涡阳假造为老子故里。
3.对《亳州志》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在引用乾隆《亳州志》卷三修志者按语时，只引用一句“西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
4.对《鹿邑县志》的悍然摘录。“谯城说”者在引用《鹿邑县志》对太清宫历史沿革的记载时，竟公然把原文“唐名紫极宫”中的“唐名”二字略去，目的就是在社会上制造混乱，为所谓的鹿邑“假造”老子出生地的谎言编织证据。
二、对史志本意肆无忌惮的歪曲
（一）对魏文帝诏书的歪曲
1.《老子故里考》的引用事件
公元190年，魏文帝回老家谯都前后，颁布了一个著名的诏令，即《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后孙以楷教授在《老子故里考》中对此进行了引用，但名称却谓《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此是佛教典籍中的标题，在道教典籍中的标题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在老子庙前的石阙上所刻标题也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不知以研究道学为长的教授偏以佛教名称引之？
孙以楷教授在《老子故里考》里对所谓老子故里进行“考证”时，公然对《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原意进行歪曲，他说：
“魏文帝曹丕曾到苦县赖乡察看。他并没有被赖乡的老子生地说吓倒，下令豫州刺史宣告吏民不得‘妄往祷祝，违犯常禁’。曹丕指出，‘此亭当路，往来者辄往瞻视’，道出了赖乡老子祠影响大的客观原因”。
没看过原文的人，很容易被孙教授的这段话误导，得出“苦县老子祠不是老子出生地”这一结论。但查阅魏文帝的原文，本义却与孙教授说的完全不同。原文如是说：
“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劈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安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
翻译成现代文，大意其实是说：老子是古代贤人，但不能位居孔子之上。不知鲁郡（曲阜）的孔子庙修好没？汉桓帝不以儒教冶天下，事事拜祠老子祈福，实在是笑话。（父亲）魏武帝（对祠老信鬼神这种风气本来是禁止的），但他又认为老子是贤人，就没有拆毁他的房屋。我（曹丕）也是这种观点，继续将老子庙保护起来，并进行了修缮，供路人来往休息并参观。前日我路过此地，发现一些问题，必须进行整顿，即： 对贤人可以尊重，但老子庙不准被小人利用，严禁当作“神”来立祠祷祝……
孙教授这种置事实而不顾，肆意断章取义的论述，很显然是想把人们引导到“苦县老子祠不是老子出生地”这一结论上来。（不知教授是否受命捉刀成文，但作为被世人尊重的资深专家真不该有此瑕疵）
2.《诏书》产生背景分析
自汉桓帝在苦县公开祠老子后，道教更为盛行，但道教太平道首领张角却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秘密活动，发动了黄巾大起义。曹操把黄巾起义镇压下去之后，曹氏政权已坐拥天下，但因害怕别人故技重施颠覆自己，所以，对神仙之事讳忌尤甚。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光和末，（曹操）迁为济南相，禁断淫祀，姦宄逃窜，郡界肃然。”注引《魏书》曰：“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淫祠由此遂绝。”
可见曹操对诱发黄巾起义的道教采取了强硬措施，所到之处，“皆毁坏祠屋”，若非老聃是贤人，苦县老子祠也难以幸免。
魏文帝与曹操观点类同，称帝后重视儒家礼教，认为老子只是古之贤人，位居圣人孔子之下，对贤人可以尊重，但不准当作“神”来立祠祷祝，禁止民众从事“奸邪鬼神”已成“常禁”。但因该老子祠位于官道旁边，行人总爱前往瞻视，而楼屋损坏严重，所以才令人修整。
但当他登基三年，再返谯都路过苦县时，看到这个幸存下来的老子祠经过修缮非常规整，不断有人瞻视，十分害怕这个老子庙会被小人利用，故下诏严加防范。黄初五年又下诏在魏国全境严禁民间祭祀活动，诏曰：
“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见《三国志 魏书二 文帝纪》）。
显而易见，魏文帝下诏禁止“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并非是针对苦县老子祠的，魏国全境莫不如此。从汉桓帝祠老至魏文帝时期，老子祠经受几十年的旺盛香火，声誉鹊起，附近修建官道乃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此亭当路”的原因。
3.《诏书》却旁证了时老子祠就是老子故里
魏文帝虽认为老子“未宜先孔子”，但一句“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道出了苦县老子祠的确就是老子出生地——因为“鲁郡”是孔子的故里，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壬午曾下令“鲁郡修起（孔子）旧庙”，把孔子与老子对比到一块，由孔子故里自然就联想到老子故里，这一句的潜台词很明显就是“陈郡老子庙已整修一新”。
此诏“不毁其屋”中的“其屋”二字也说明这个老子庙就是老子故宅。这些都说明今鹿邑太清宫在三国时仍被人们视为老子故里。而涡阳天静宫始建于北宋，北宋之前没有任何关于涡阳天静宫的记载，并非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因路途不便才被人遗忘。
天静宫所在的城父和临涣县（铚县）历史悠久，是安徽地区可考的早期县之一，历史上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天静宫临近的下城父与城父并称，也是个繁华的聚落，素有“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称誉，如果北宋之前那儿的确有天静宫存在的话，肯定是隐瞒不住的。
因此，三国时期涡阳县闸北镇、张老家乡一带绝对没有老子庙存在。但这也许正是天静宫所幸运的。以三国时的历史背景，以魏文帝这样的治国理念，如果天静宫在三国时就开始象北宋时那样自封为老子“感星之所”、象元代时那样假造老子生地，魏文帝就不仅是下诏禁止吏民前往祷祝了，肯定还会下令拆除庙宇、毁坏祠屋的。
（二）对张守节著作的歪曲
“涡阳说”在引用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对老子里籍的解释时，丝毫不提“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这句话，却紧紧抓住“相近”一词大作文章（年表云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歪曲作者本意，就是认为涡阳与西汉的诸侯方国楚国都城彭城相近，鹿邑相对较远，因此，苦县就是指涡阳。
众所周知，“远”和“近”只是相比较而言，在元代以前，老子故里尚未有任何争议，苦县的位置也未有任何争议，不存在真源与城父或临涣争老子故里的事情，所谓的“相近”，绝非是《史记正义》作者在比较真源、城父（或临涣）两地与彭城远近后得出的结论。当时《史记正义》作者心目中的苦县位置只有一个，在与全国总体情况作比较的情况下，今鹿邑完全可以称得上与彭城“相近”。
西汉郡国废设比较频繁，司马迁编修《史记》时，吴楚七国之乱已经平息，虽然当时楚国辖境已经缩小，但具体变化史书未载。
根据1986年湖北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竹简推测，《史记》成书前，直属汉廷的沛郡并未设立，沛郡可能仍是楚国的一个支郡，仍隶属楚国，而苦县就在沛郡与淮阳郡交界一带（《鹿邑县志》记载此时苦县隶属沛郡）。
《史记正义》的作者怀疑苦县这时隶属楚国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绝对没有排除今鹿邑一带就是苦县，也没有怀疑古代苦县在谯县以西，更没有认为城父一带就是苦县。
退一步来说，如果按“距离彭城远近”这一标准来确定古代苦县的方位，即使按今天的版图，再选10个县区也轮不到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