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書畫”交易中，首先是談價問題：多少錢一尺？這種問題不論在先還是在後，最終都要落到“尺”上來。當然，這裡所說的“尺”即平方尺，是用來計算書畫大小面積的。這種論“尺”談價的方式，如同布店裡買布賣布一樣，讓人聽了很彆扭，也讓人覺得必然有其來歷。
尺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長度單位，直至今天還在沿用。其實，書畫作品以“尺”計價的交易方式，來自宣紙的成品尺寸。規格為：八尺、六尺、五尺、四尺、三尺，超過尺的叫一丈二尺、一丈六尺、一丈八尺；用途分：條、批、聯、斗方等等。
中國書畫作品以“尺”論價的歷史始於何時，恐怕已無從考證。唐人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法、孫尚子、閻立本、吳道子，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二僧、閻立德，一扇值金一萬，且舉俗諳悉者。”清中期，作為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他退休回鄉作畫，也曾列出自己的收費標準。即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是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好也。民國時期，齊白石、張大千、吳湖帆、馮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書畫家，他們也為自己制定了按“尺”的售價。
由此可見，中國書畫按畫面大小來買賣的歷史淵源流長。那麼，為什麼要按“尺”計價賣畫呢？有人說，這是一種確定書畫家身價的方法。這大概是來自買賣商品的通俗易懂的計價方式。顯然，如果論斤兩買賣是有難度的，肯定沒有按“尺”計價買賣的合理，否則也不會沿用至今。
隨著中國書畫藝術的市場活躍，市場規則也逐步走向按尺論價、按質講價、按境評價的交易時代。
一，按尺論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對廣大的書畫投資者來說，這是對預期升值可能性的投資。如同散戶炒股看的是大氣候一樣，與機構資本運作的關係不大。其實，中國書畫藝術品不能按標準化來評定，畢竟藝術家不是標準化工廠裡的產業工人。一般地講，按尺論價投資中國書畫需要很長的回報時間，而且對藝術家的未來成長難以把握，畢竟成大器的藝術家只是鳳毛麟角。通常的按尺論價僅僅是市場的需要，也是眾多買書畫的人對“書畫”作品用途的需要。直白地說，中國人買書畫，需要的是物美價廉的儒雅商品。
不過，中國書畫作品的按尺論價，或多或少的造成了一些書畫家不出精品，一味地追求“尺”價，以求多賣幾個碎銀子。因而，小品大寫，小畫大作的“手法”驟然興起，把中國書畫藝術簡化成純粹商品化的儒雅禮品。當然，中國書畫進入商品市場流通，就不可避免的產出藝術垃圾，這是商品經濟給藝術家帶來的刺激，難免一些藝術家唯利是圖。
二，按質講價有助於激勵中國書畫藝術家進入市場交流。這是需要投資者具有藝術的眼光和運氣。所謂“質”無非是內在的，它與量相對。任何事物都是質與量的統一，沒有無量之質，也沒有無質之量，二者是相互並存的。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他們一般不會注重作品的大小，而是看作品的構思、立意、神韻、筆墨功力是否發揮得好。其實，大作品不一定難作，小作品也不一定易作。大作品需要書畫傢俱備出色的構圖，駕馭筆墨的能力和心性的豁達。而小作品需要作出大氣象和深邃的精神氣，這一點不是善畫之人就能做到的。這需要書畫傢俱有高深的筆墨功力和學識修養。
眾所周知，齊白石一生作品浩瀚，存世有萬件之多。據說，白石老人曾精心創作過一幅《蒼蠅圖》，而且整個畫面只有巴掌大小，該作品在拍賣中竟以20多萬元成交。可以想象，依據白石先生的繪畫功力，這隻蒼蠅畫得肯定是栩栩如生。然而，就巴掌大小的畫作，若要按尺論價，恐怕是白石先生的作品中最貴的一張畫了。
有趣的是，齊白石賣畫除了按尺銷售，此後也按所畫內容出售。他在77歲時，重新修訂了自己的畫作售價：“花卉加蟲鳥每一隻加十元，藤蘿加蜜蜂每隻加二十元。減價者虧人利己，餘不樂見。”由此可見，齊白石具有“不許討價還價”規範市場的意識。
三，按境評價蘊藏著中國書畫藝術價值的提升。這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標準。所謂境，是指人的精神所達到的萬物歸一的無我之境。如20世紀60年代初，李可染先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到半斤故宮內府硃砂，開始嘗試用硃砂寫積墨山水。在痛苦的選題中，李先生思量了許久。最終以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詞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為情境，創作了多幅《萬山紅遍》題材的作品。由此，這批畫作日後成為李先生的代表作。
誠然，每個集大成的中國書畫家，都走過以尺叫價的過程。這是不得不為的、約定俗成的市場規則，否則，藝術家的藝術勞動就無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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