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十三邀》有點兒意思。許知遠還是那個許知遠，姜文卻不是想象中的姜文。兩個都很自我的人坐在一塊，沒有針鋒相對的火藥味兒，也沒有沉默尷尬的對峙，對話出乎意料的平順與柔和。
有生之年，居然看到姜文對著鏡頭誠懇地說，“我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人”，我心裡騰地冒出那句姜文慣用的口頭禪，“不能這樣吧”。這還是那個永遠牛逼永遠張狂永遠子彈滿膛的姜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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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許知遠在採訪姜文的時候，也是明顯帶著一些敬畏的。他對著直男姜文，露出了只有見著俞飛鴻才有的羞澀微笑，這完全不是當初採訪李誕那副嚴肅而又深刻的面孔嘛哈哈哈哈
許知遠對著姜文，問不出太尖銳太直接的問題，至多隻是反覆追問，你有自我懷疑的時刻嗎？你有過失敗嗎？這樣抽象的問題，對姜文這種聰明人來說，太簡陋太easy了，他只需要用及時的反問與篤定的否定，就可以輕易拆掉許知遠的心機，然後再用一種單刀直入的坦誠，消解掉許知遠給自己的預設。
比如許知遠問姜文，你把自己陷入過某種危險的狀態嗎？”
姜文答：“我每天都在危險當中。”
許知遠頗為驚喜地凝望：“那日常的危險是怎麼樣的？”
姜文答：“起床。”
這就是一個經典的姜文式回答。先拋一個誘餌，把你引入他的場景，然後再用他的邏輯把你揍得五體投地。
看姜文的電影，還沒有這樣直觀的感覺。看完採訪，我肯定他是個真漢子。與其說他是在接受許知遠的採訪，倒不如說是在玩俄羅斯轉盤。每次回答，他都特別真誠特別實在，就像拿槍指著自己的太陽穴。但你永遠猜不到哪一次他會射出真的子彈。
刺激，刺激，真刺激。如果你沒有袒胸露懷向著明刀子的勇氣，肯定也是不敢跟姜文真刀對真槍的。這也是許知遠註定要輸給姜文的原因。雖然兩個人都自我，都偏執，但只有姜文敢於把自己的弱點亮出來給敵人看。
《北京人在紐約》裡，姜文演的王啟明，就是一個懷著遠大夢想心裡充滿渴望但又嚴重缺乏安全感的紐漂男人。一邊叫囂著“我給別人送外賣，給別人洗碗，咱不怕，咱他媽的是藝術家！”但另一邊又幹起了卑劣無恥的買賣。
很經典的一幕就是，王啟明終於發了橫財，叫了一個洋妞到家裡，把她按在床上，用一張張美元鈔票打在她的身上，命令她，“說你愛我，要他媽有感情。”
多年後，甯浩的電影《心花路放》也用了這個橋段。黃渤也拿出一沓錢想要馬蘇演的陪酒小姐說“我愛你”，結果馬蘇一口氣把酒乾了，“哥，都在酒裡了啊。”
夢醒時分，現實總是戲謔而又殘酷。
姜文在與許知遠的對談裡，唯一一次扣動扳機，大概就是在談到他媽的時候。這是姜文從始至終的一塊心病，總是處理不好他跟媽媽的關係，老想好但老也不好，直到母親去世，也還是不好。
“電影裡如魚得水，不拍電影的時候，回到現實，面對的依然是跟十幾歲的時候一樣的困境。”
姜文本名叫姜小軍，而弟弟姜武本名叫姜小兵。
雖然哥倆長得很像，歲數也沒差多少，但性格迥異。小軍很調皮但也很直，幹了什麼都擺在明面上。而小兵看上去很乖巧，其實有點蔫兒淘，幹了壞事別人也看不出來是他乾的。
後來姥爺給這哥倆改了名字，想讓淘氣的小軍文一點，膽小的小兵武一點，補足哥倆性格中不足的部分。
結果姜文還是沒少挨母親的揍：
“有一次已經午夜12點了，我媽媽還把我叫起來，為的就是要打我，還問我，‘你知道你哪裡犯錯嗎？’老實說，我連自己做錯什麼事都不知道，但我媽媽打我，一定確實是我有犯錯。”
姜文長大後，還是很理解母親，“小時候媽媽對我很嚴厲，因為我是長子，她覺得把我管住了，餘下都好辦了。”
成年後的姜文不淘氣了，考了中戲，當了大導演，拿了國際大獎，還給母親買了房子，結果還是難以讓母親高興。
他在接受何偉採訪的時候說，有10多年的時間，他總是反覆地看《憤怒的公牛》。“它給我的感覺不是一部美國片，或者一部關於拳擊手的影片。我覺得它講的就是我的家。我也喜歡羅伯特·德尼羅，因為在那部電影裡，他讓我想起了我媽。他的態度讓我想起了我媽。”
片子裡，羅伯特德尼羅演的拳擊手，自卑、多疑而又充滿攻擊性。當憤怒衝上頭腦，他就無法控制自己的拳頭，會對妻子連抽耳光，衝到弟弟家大打出手，懷著傷痛的他製造了更多傷痛。
姜文生於1963年，那是一個充滿創痛的年代，每個人都難免帶著傷痕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緊繃到極點。聰明的姜文找到了一個讓自己完全隔離的辦法。
70年代，他跟父親的部隊駐紮在貴州一個鐵路沿線的小鎮裡，他們住的房子外有個廣場，每週有兩晚會放露天電影。姜文躺在床上，從窗戶看出去，就能看到電影。
“那些電影讓我著迷，因為它們來自那麼遠的地方——像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不過，最主要的還是我記得這些電影裡出現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們穿得不多：她們的短褲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間緊緊地彆著一條武裝皮帶，手裡握著槍站在那兒。天啊，她們真美。”
後來姜文開始自己拍電影，每一部電影雖然年代不同故事不同，但其實都是在講他自己。許知遠問姜文，你不怕陷入自我沉溺嗎？姜文很無畏，“人生就是建立在誤讀之上，人只能表達自己，每個人都在表達自己。”
姜文的電影大多從原著翻拍，但總能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親媽都不認識。《陽光燦爛的日子》講的是姜文自己的少年時光，《鬼子來了》源於中戲那幫日本留學生帶給姜文的反思，《太陽照常升起》是姜文自己在七零年代做的綺夢，《讓子彈飛》與《一步之遙》是他自個兒感興趣的故事。
這次拍《俠隱》，他也很直接地說，“我對俠一點兒興趣都沒有。”打動的他，是文本里那個30年代的老北京，主人公住的內務部街離他家特近。拍著拍著就偏題了，片名都改成了《邪不壓正》。好在作者張北海也懶得管，“應由他放手去拍”
電影裡的姜文，是霸道的，獨裁的，說一不二的。
以前我很不喜歡那感覺，現在理解了，這裡是姜文的避風港，也是他的隱樂所，他的地盤他做主。拍《陽光燦爛的日子》明明是冬天，他愣是把街上的冰全都噴化了，把落葉掃得乾乾淨淨，因為他記憶裡的北京是這樣，那就必須是這樣。
拍《鬼子來了》的時候，姜文拒絕對影片進行剪輯。如果他覺得某個場景中有一處小地方無法接受，就會堅持把整個場景從頭拍一遍。導致最後預算多了兩倍，時長一共兩小時四十分鐘。
拍《太陽照常升起》，姜文找久石讓做配樂，但又附上了莫扎特的音樂給久石讓參考，讓他務必做出莫扎特的感覺。久石讓直接哭了，我怎麼能做出比莫扎特更好的音樂啊？！你讓導演直接把莫扎特的音樂貼上去就行啦，還來找我幹嘛？”
有朋友曾經親眼目睹葛優跟姜文在錄音棚裡配《讓子彈飛》，裡面兩人騎著馬去鵝城上任那段。就是葛優從鼻孔裡“嗯？”那一聲，反反覆覆配了大概有半小時。葛大爺也是沒脾氣，任由姜文拿捏，直到這一聲“嗯”，終於嗯進了姜文心裡才罷休。
馮小剛很不好意思拿自己跟姜文比。他覺得自己就是個靠電影吃飯的人，而姜文才是那個真正愛電影的人，愛得單純，愛得不顧一切。而姜文自己說，我是對生活沒招，才去（電影裡）假設一個生活。
出了電影的姜文，還帶著慣性，底氣卻是虛的。眼尖的人，時常能瞅出他在各種場合裡的緊張。有一次竇文濤請來姜文跟洪晃上鏘鏘三人行，姜文不停地喝紅酒，有點手腳不知道往哪放的感覺，一問他話先愣兩秒，神情靦腆。
老友廖一梅這樣評價姜文，“他是我見過的導演中最為羞澀的一個。這種羞澀深藏於霸道中，會讓察覺到的人動容。”“任何人面對媒體都是表演，他其實是羞於表演的，他非得說，就給你講一個故事。”
年紀大了再看姜文的電影，終於明白廖一梅說的姜文那種“內心隱隱的傷心”，這個人把他的內心他的一生都放進電影裡了，他渴求更多人能夠來讀，但能讀到他心裡去的人卻很少。（據說姜文曾經半夜發一首詩給別人，希望對方當場和出……）
許知遠形容姜文是一座孤島，但又與大陸相連。這個比喻倒是很絕妙。姜文在電影裡做出的那種虛張聲勢，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出於為更多人著想。他在鏘鏘裡說，片場的霸道是假裝出來的，為的是儘快做決定。“這個時候你如果是假裝做一個好人，大家會陷在那兒，無休止的，這件事是很可怕的。”
反正姜文也習慣被誤讀了，“如果對於一件事情的迷戀也叫張狂的話，那我就要這倆字了，那就叫張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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