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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葉三形容過，姜文是個終身荷爾蒙過剩的人。她甚至無法想象後者不演直男，因為姜文看上去實在太雄偉，“想閹都無處下手”。
2010年的賀歲檔，《讓子彈飛》如猛虎下山一般席捲了票房與人心。那是土象星座厚積薄發、十年磨劍的勝利，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得以信賴與追隨的雄性荷爾蒙。
姜文拍的不是武俠片，更不是動作片，而是中國式的英雄電影。電影裡的英雄不僅三頭六臂，而且足智多謀，他們懂天文地理、曉風俗人事，要遵從道義，更要熟悉政治，有肝膽崑崙，又能引而不發。
人們知道這樣的英雄註定出現在姜文的下一部電影裡，所以無比期待。許知遠或許比大多數人更為期待，所以他攜《十三邀》團隊率先拜訪了這位隱俠。
有勁兒
大家熟悉姜文操刀劇作的秉性，往往改得像是原著之外的另一個故事，這實在是給人意外，也給人驚喜。就像《讓子彈飛》遠比《夜譚十記》精彩，《邪不壓正》預告片裡透出的那股壓不住的張力也一定來自於改編者本身，而非對改編者啟發頗多的著作。
正如許知遠說的那樣，姜文始終與“野性”與“叛逆意識”如影隨形，從《陽光燦爛的日子》到《一步之遙》，姜文對知識、思想以及視覺語言的權威系統更多持有的是質疑乃至顛覆的態度，而非效仿與順從。
這樣的一種異於常人的立場與他的太有主見和過早成熟相關，但換一種角度看，這樣一個不合時宜、難以歸類的姜文又顯得太沒章法、行事魯莽幼稚。一個成熟的人，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是有很大幾率被認為是幼稚的，如果想擺脫這樣的欲加之辭，就必須熟透了。但“熟透了”從來是一件難事，難度不亞於《讓子彈飛》裡張麻子形容過的“站著掙錢”。
姜文熟透了，所以當觀眾對《太陽照常升起》不買賬的時候，也至多是說一句“故弄玄虛”，很難批判到其他點上去。道理從來都是這樣：抹黑一個不成熟的人，只需要強調對方的不成熟就可以了；而嘲弄一個熟透了的人，則需要技術與專業性。
有譜兒
影評人梅雪風認為，“姜文是中國影壇一個特殊的存在，他和李安一樣，是被普通觀眾、影迷、知識分子還有官方四位一體熱愛的導演。”
普通觀眾熱愛姜文，是因為他們太過簡單，而姜文展示了複雜的可能性；影迷熱愛姜文，是因為姜文善於從汙泥濁水裡打撈經典，歷來將傳統和傳奇兩分處理；知識分子熱愛姜文，不僅在於他思辨與文字上的天賦，更是看重他“對酒當歌”的狂狷氣質；而官方熱愛姜文，則因作為“紅旗下的蛋”的姜文歷來有分寸、懂規矩、知進退，他明白霸氣外露是危險的，所以從不邁大步子行進。
在許知遠面前，姜文並不承認他創作時的“刻意為之”，這位精神貴族將其篤定的部分統統視為正常，他拒絕分析禮崩樂壞的步驟，也拒絕解釋自己匡扶的動作，他只做自己認為值得去做的事，這種風格孤獨、強悍且堅硬。
姜文習慣用平衡的處事邏輯去詮釋事物本身的不平衡，卻並不在意保持自我與世界連接的平衡。他時而鍛造出鋼鐵之軀與混沌世界碰撞，時而藏在鞘裡等待著抽刀斷水的動作。
姜文的表述方式是刁鑽和高高在上的，他智商和價值觀裡的優越也早已滲進電影的每一幀，但他又總是正確的。姜文是一個拔刀的俠客而非一個掌鞭的門吏，他具備尼采那種鞭策眾生的狂傲，也樂於迸發彼得·漢德克罵醒睡眾的激憤。
“好多人過分解讀的，我看著都吃驚——我說是嗎，怎麼成這樣了？說看不懂的，我也吃驚——這就看不懂了？”
許知遠提到，每個人都有主觀意識，但總有一些人的主觀比他人的主觀更接近現實，而姜文正是具備這種精確主觀的人。許知遠詢問這道秘訣，姜文卻暫時拋開“精確”，轉去強調自己的印象和感受。專注於細節的姜文告訴許知遠，印象不代表精確，它遠在精確之上，而只有足夠精確才可能建立起正確的主觀印象。缺乏上述這種精確，想象和感受便是毫無價值的。
在《十三邀》裡，姜文指著一張日本人繪製的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北平地圖，告訴許知遠當時北平的常住人口與人均密度，再具體到電影取景點涉及的那些街巷。他的意思是，《邪不壓正》裡不會出現過於熙攘的人流，走街串巷的手藝人也不會吆喝得那麼頻繁，因為那樣拍只符合了當代人無來由的想象，既不符合歷史真實，也不符合生活真實。而生活真實從來是嵌在歷史裡的，它會變化，你明白它時刻處於變化之中，併為之刨根問底，才能拍出逝去年代的味道。
姜文寫意嗎？實際上恰恰是他最靠譜。
有料兒
《俠隱》的原著背景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電影乾脆直接拍出李小龍潛進卡薩布蘭卡的意味，間諜之城、戰亂之秋、習武之人、不測之禍，如此繁複燒腦的戲劇設置不僅不令人生厭，反倒是吊足了觀眾胃口。考慮到《鬼子來了》更像一場對於烏合之眾苟且短視的尖刻嘲諷，眼下的這部《邪不壓正》很可能是姜文鏡頭中最接近大歷史的一個瞬間。
可是什麼是歷史？屢屢在回答時使用第二人稱的姜文形容道：“歷史對你來說是一個可藉助的東西，但是你表達的一定不是歷史本身。”至於歷史本身，則很可能就是姜文電影裡若隱若現的那份戲謔。它不僅不虛構，反而是一種嚴肅。如果歷史本身就是戲謔的，如果已經發生的事情充滿了不嚴肅，那麼最嚴肅的表達方式就是把它們用戲謔的方式真實記錄下來。所以姜文說他從沒有諷刺和誇張現實，他對生活也沒有任何惡意。
但生活本身可能是有惡意的，比如電影的名字本來就叫《俠隱》，但周圍人要麼把“俠隱”聽成“瞎眼”，認為那是一個與阿炳有關的故事，要麼認定這只是一場與武俠有關的故弄玄虛。姜文懶得理睬這些，只因他從來陷入更深刻、更窘迫的困境。比如電影裡提到的復仇與愛情，比如對人生、人性、人心等複雜問題的思索與分析，這些都是費心費力又極可能使人徒勞無功的活計。大多數人稀裡糊塗來稀裡糊塗走，可他們定義並把握了歷史；先知不稀裡糊塗，他嘗試著改變一切，然後不可避免地落入陷阱。
一個俠客“隱身”、“沒拔刀”乃至“沒刀拔”的時候是在想什麼？這個問題姜文肯定最明白。他告訴許知遠，只有當自己的生命進入以年為單位的拍攝週期時，他才能如魚得水，獲得滿足感與存在感。沒電影拍了，曲終人散了，他則要面對自己十幾歲時需要面對的困境——關於如何“正確”處理那些意識到的、同時也改變不了的悲劇：
初出茅廬會壞事，羽翼漸豐也會壞事；激憤急躁會壞事，保守遲鈍也會壞事。只有在電影裡，歷史才能改變，改變才會發生，因為“正確”與否的考慮從不是過程，而是結果。現實中多的是糟糕的、不可逆的過程，夢裡才有轉危為安、才有柳暗花明、才有苦盡甘來。
姜文是一個有料兒的人，所有有料兒的人都和世俗生活沒關係，世俗卻從來不明白這一點，他們只是以為俗到巔峰便自然有了料兒。如果有料兒的人把養料兒的時間弄去琢磨世俗，他們要麼早夭，要麼成為龍鳳，但世上自此便無料可取，便萬古如長夜。所以姜文不怕告訴許知遠，他不知道今天哪個隊跟哪個隊比賽，甚至也不知道票房分賬具體怎麼分，他有理由坦承自己的“不知道”——“曹雪芹要是生活弄得倍麻利、混得特好，他就不用寫《紅樓夢》了”。
一個人可以暫時搞不明白生活，但是一定得儘早搞明白自己。姜文在採訪中提到了自己很喜歡的一部電影，馬丁·斯科塞斯的《禁閉島》：“就是開始那個警察帶著槍、坐著船到那個島上去，他要判一個案子，演了很久了，發現其實他是那個被他抓的那個人。”
在許知遠陷入沉默的時候，姜文幽幽地說道：“我覺得我的生活中充滿了這個。不容易，分析自己真是挺難的，所以我乾脆就假裝我能分析他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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