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的春天，思宗朱由检几乎每天都寝食不安，绞尽脑汁地想着各种挽回败局的办法；下罪已诏、下勤王诏、调兵筹饷、封官许愿、招抚诱降、每一种办法似乎都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但江南还有数十万兵马，崇祯为什么没有南迁呢？这其中有什么内情呢？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思宗在德政殿召见左中允李明睿，就迁都南京一事进行了几乎长达一天一夜的谈话。对话显得极其紧张，不仅屏去左右近侍，还不时的向周围张望。《明季北略》与《平寇志》对此有记载如下：
思宗：请陈述“御寇之策”李明睿：“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
思宗：此事重大，未可易言，未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惟合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几乎微，人定则胜天。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势至此，不可因循守旧，致有危亡之忧，望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若筑舍道旁，后虽欲为，有不及者矣。
思宗：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不从，奈何？此事重大，而宜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将坐汝。
通过上面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崇祯不是不想跑，而是在积极的找人想办法，但他又非常担心此事泄露，所以一再叮嘱李明睿要保密。
第二天，崇祯又在文昭阁赐宴，招待李明睿，又和他谈起南迁之事。整整一天的密谈，让崇祯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李明睿夜请求南迁，正中下怀；害怕的是自己没有的率兵亲征就有南逃之议，万一泄露消息或暴露真相，万一皇后反对或大臣抗议，不仅不失体面而且威信扫地。
在此之前，他曾同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之事，但事情没有结论，消息便不知如何传到懿安皇后（天启张皇后）和周皇后（崇祯皇后）处，懿安皇后对思宗有抚养之恩，便拿出了皇太后的架子，大骂周延儒误导皇上，责问：宗庙陵寝在此，迁都何去？周皇后将这话转告崇祯，崇祯既生气又害臊，却不敢发作。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大臣支持南迁，他是既高兴又害怕。
李明睿出了个主意，把”南迁”说成“亲征”，说出来也好听，国家危难，皇帝亲征，这样就名正言顺了。崇祯听后非常高兴，马上亲自写了一份诏书：“罪废武职及草泽义勇，有能励志杀贼，固守城池者，奏与上赏”。这份诏书的意思是：“不管你是犯罪被革职的武将，还是绿林好汉，只要能为国杀敌，守城抗敌，我都会重用并赏赐”。从诏书的表面上来看崇祯是要“国君死社稷”，坚决守城，决不退缩，但他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南迁作舆论上的准备。
凭心而论，崇祯的南迁计划是对的，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等人都是通晓军务，能谋大事之人，而且在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几十万大军，凭借江南发达的经济、长江的天险，退，可保半壁江山，进，整军励马，收复北方，使明朝中兴。
但这事要想付诸实施，还有一个重要的难关，就是朝廷的公议，遗憾的是崇祯自己不能公开下令放弃北京，这事得有内阁大臣奏请，其它大臣一起唱和，他来个一再推辞仍难排众议的程序，如此假戏真做一场，南迁就能由”逃命“美化为”亲征“，而各部大臣辅佐太子留守北京也自然水到渠成。无奈众臣之中，看透皇帝心理的没有几人，他们决不会干那倡言南逃而遭人非议的蠢事，还难逃留守京师当替死鬼的厄运；大部分迂腐之臣只认那“坚守社稷”的死理。
这事没人说，李明睿一看，还得自己说，他上了个奏折：
“伏乞调试诸将，从皇陵山外，绕巩华城俱宿重兵，命东宫居守，入则监国，出则抚军，此皇太子之职。皇上启行，留魏藻德、方岳贡辅助东宫，料理兵事，皇上自为督率，御驾亲征，百姓雷动，兵士气鼓，真定以东，顺天以西可无虑”。
意思是，让太子留在北京镇守，崇祯御驾亲征，这样天下可定。
崇祯一看，当然高兴，立即命令内阁大臣讨论通过，可谁逞想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指责李明睿是一派“邪说”，并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这下，可把崇祯气坏了，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儿没憋死了。李明睿马上上奏折反驳：我劝皇帝征，不是胡说八道，自古来圣明帝王都不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御驾亲征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说，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那一个不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也都是亲历战场，冲锋陷阵，皇上效仿祖宗为何不可？皇上南迁，这是救时的急着，唐室再迁，江山得以再复；宋室南渡，得以传国一百五十年，唐、宋不南迁，岂不早以覆亡？
崇祯看到这份奏折，这口气才算缓了过来，马上大骂光时亨：“你攻击李明睿是什么用心？你阻止朕南迁，本应处斩，念时事紧迫，姑且饶你”。
皇上的旨意忆已决，群臣应该顺水推舟，支持南迁了吧，在这节骨眼上，偏偏又有人站出来了，都察院御史李邦华上奏折，提出新的方案：让太子去南京，让崇祯留守北京。崇祯刚缓过来的这口气，又让李邦华给顶回去了，崇祯死的心都有了，你们这帮东东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跟我作对，是吗？
崇祯想南迁，但一直担心舆论的指责，所以他盼望着有内阁重臣能支持他，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这让崇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围绕着南迁的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三派，一派以李明睿为代表，坚决主张崇祯亲自南迁；一派以光时亨为代表，坚决反对南迁；最后是以李邦华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太子代替崇祯南迁，大学士范景文明确支持李邦华的意见，一时间内阁中都赞同此议，但是以太子代替崇祯南迁，实际上变相地否定了崇祯自己南迁的愿意，为了扭转局面，崇祯玩起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以“国君死社稷”的言论显示自己决意固守北京，借此否定太子替他南迁的主张。
时间到了二月二十五日，驸马都尉巩永固上朝劝说崇祯早日南迁，并愿意亲片招募数万义兵护驾南下，崇祯问他：从哪招来这么多的兵？巩永固说：别说几万，你要听我的，几十万也能招来，但北京是难以守住了。这可以说是南迁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崇祯却犹豫不决，没有付诸行动。直到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围攻北京城时，崇祯又想起了巩永固的话，忙把他找来，
崇祯问：你说南迁，能招募到数万人马，现在还行吗？
巩永固答道：现在不行了。
崇祯急了：你前几天说能招到数十万，怎么这又没了？
巩永固答道：我和你说的时候，情况还没这么紧急，是可以招募到人的，现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尽乱，是无法再招募到人了。
崇祯又问道：那你率领家丁护送我南迁，可不可以？
巩永固答道：家丁能抵挡住闯贼的兵马？再说，我一向谨慎，不敢私蓄家丁。
巩永固走后，北京城很快被李自成攻破，崇祯万般无奈，只好登上煤山去见列祖列宗去了。
崇祯一直到死还认为自己不是亡国之君，还骂“诸臣误我”，崇祯这个人偏执倔强，刚愎自用，所以才有这样的结局，大明二百七十多年的江山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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