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十二個皇帝中，要說誰文治武功最突出，那非康熙莫屬；要說誰最勤政，那非雍正莫屬；要說誰主政時期的國力最強盛；那非乾隆莫屬。然而要論誰最能忍辱負重，最有王者之氣，除皇太極無他人矣。
皇太極是大清承前啟後的一個關鍵人物，也是名副其實的大清皇帝第一，他是個天生的征服者，上天賦予他帝王的霸氣，果斷的作風、聰慧的頭腦，他做的兩件大事影響千古，彪炳史冊。其一是改民族女真為滿洲，另一件是改國號為大清。我們僅僅從皇太極搬掉三大貝勒一事上就足見他的高明之處。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去世。他身後並未留下遺詔確立繼位人，反而留下了“八王共治”的這一天大隱患。儘管皇太極在最終的角逐中接管了兩黃旗並繼承了汗位，可是他的這個汗王當的確實窩囊。
在登基大典上，皇太極首先帶領四小貝勒及其兄弟子侄，向代善、莽古爾泰、阿敏行大禮，而這三位大貝勒安然端坐，接受叩拜。根據努爾哈赤留下的“八王共治”的國策，皇太極雖然登上汗位，但從登基那天開始，便一直實行四大貝勒並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賀的形式，而且還要按月分值，國中一切政務，都有值月貝勒掌管，此時的後金在事實上形成了四個皇帝輪流當國的局面。
對於皇太極來說，這是痛苦的磨礪、意志的考驗。論實力，當時的皇太極連代善都比不上，莽古爾泰和阿敏也與之勢力相當，想要搬掉任何一個絕非易事。況且，三大貝勒以汗兄自居、擁功自傲，在皇太極即位後，都或多或少地有謀逆及藐視汗王的表現，皇太極看在心裡，雖然隱忍不發，但卻使他非常難受。
1629年（天聰三年），皇太極率兵第一次進攻明朝內地的時候，軍隊已經到達蒙古喀喇沁部的青城（今赤峰南），代善和蒙古爾泰卻極力反對，堅決要求退兵。皇太極儘管不同意，卻也無可奈何，不敢斷然發佈進軍的命令。
皇太極認為，如果此次出征半途而廢，那將在士氣上給八旗官兵帶來消極影響，倒不如冒險進兵，打個大勝仗，徹底扭轉軍事上的被動局面。後來因為其他將領都一致主張出兵，大家一起說服代善和莽古爾泰，徵得他們的同意後，皇太極這才敢發佈進軍的命令。
經過幾年的經營，皇太極和三大貝勒的勢力此消彼長，他越來越覺得不應該再與三大貝勒平起平坐了。他必須出手，無論對國家還是對他本人，結束四大貝勒共治國政的局面是必須要解決了，皇太極要加強專制，要一人面南稱尊。
為此，皇太極決定從基礎做起，從削弱三大貝勒的權利入手。他極力籠絡四小貝勒，尤其是擁有兩白旗的多爾袞、多鐸兄弟，以增強與三大貝勒抗衡的力量。
儘管皇太極長期保持著對三位兄長的謙恭和禮敬，但是在他即位後的第二個月便向每旗派設了一名掌旗務大臣，有參與事務的權力，直接向他本人負責。不久，皇太極又擴大了議政會議的範圍，所有貝勒都可參與議政，另外每旗還增派三名議政大臣，八旗旗主對國政的控制權被打破了。
天聰三年（1629年），皇太極以政事煩雜，不應使兄長過於勞累為由，免去了三大貝勒按月分掌國政的舊例，而以諸小貝勒代理值月當班的事務。皇太極沉著冷靜，聰睿而又堅韌，他善於等待時機，他在等待三大貝勒暴露把柄的時機，一旦時機出現，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出手。
其後，三大貝勒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犯上之舉，皇太極正是抓住了這些把柄，將三大貝勒掀翻在地，將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上。不過，這才只是解決了內部問題，而在後金外部，還有更大的難題。
當時，軍事上袁崇煥在遼東蓄勢待發，後金八旗卻屢屢受挫，士氣低落；蒙古因大明拉攏與後金關係出現裂縫，隨時都有可能倒戈；還有朝鮮，在邊境擺下重兵，形成合圍之勢；最為關鍵的是因為努爾哈赤採取了錯誤的國策，對歸附的漢人實行了殘酷的統治，這引起了大批漢人倒向大明，人口也急劇減少，生產力受到嚴重影響，國內物資匱乏。
在這樣的環境下，皇太極還是挺了過來，他首先解決的是“八王共治”這一最棘手內部問題，然後才騰出手來解決外部問題。單憑這些政績，說皇太極是大清第一皇帝一點也不為過，比起他的父親努爾哈赤應該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閱讀更多 左都御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