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先生在《筆禍史談叢》 中曾揭示說：“清代諸帝總是對漢人的知識階層不放心，對結黨深惡痛絕，對有名望的儒臣懷疑，對草野遺民更是念念不忘，交互使用懷柔與鎮壓的兩手，使之服服帖帖不再生事。這一政策，在乾隆時是大體得到了成功的。”
清最高統治者使用懷柔與鎮壓兩手策略，固然是出於對漢人的疑懼，但另一方面，也有著治理國家長遠利益的考慮。早在順治朝時，君臣即已注意到“寬嚴相濟”問題。順治十三年（1656 年）順治帝對大學士、尚書們說：“朕自親政以來，以寬為治，恆謂洪武誅戮大臣為太過。由今以觀，太寬亦不可也。”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魏裔介回應說：“自古寬嚴相濟，過寬而生玩，即用嚴亦宜。”
康熙南巡圖 清 王翬
關外時期，清政權雖然已對中原漢族文化有所接觸和學習，但奉行的主要還是滿洲傳統的風俗習慣。定鼎中原之後，由於面對的治理對象、控制地域範圍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及鑑於政權合法性的考慮，清廷在統治思路和主導思想上，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調整。
經過一番艱難抉擇，清廷接受了被中原歷代王朝奉為正統的儒家思想，以之作為立國的根本、治國的大法。“崇儒重道”基本文化國策的確立，就是清廷艱難抉擇的集中體現。
順治九年（1652 年）九月二十二日，順治帝在太學舉行了隆重的“釋奠先師孔子”典禮，他勉勵太學師生要篤守“聖人之道”，“講究服膺，用資治理”。這一舉動，
拉開了清王朝重視文治的序幕。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楊豔秋
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由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建立的一個統一的政權，它的建立對明清之際的士大夫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樣要面臨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之外，清王朝還面臨著很大的民族問題。在建立之初，它吸取了蒙元王朝排斥漢文化遭到滅亡的教訓，所以，從順治朝就制定了“興文教、崇經術、開太平”這樣一個文化策略。
康熙手書“萬世師表”
親政之初，康熙帝便在太學舉行了釋奠孔子之禮。二十三年（1684 年）十一月十八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帝親臨曲阜孔廟，舉行了隆重的謁孔活動。他不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禮，還手書“萬世師表”匾額，以示“尊聖之意”。推尊孔子的同時，康熙帝還大力表彰朱熹,頒諭將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廟東廡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祖武
對清初統治者來說，要表彰理學，就面臨一個究竟是尊朱還是尊王的問題。
尋求較之科舉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為必須完成的歷史選擇。順應這樣一個客觀的歷史需要，經歷較長時間的鑑別、比較，清廷最終摒棄王守仁心學，選擇了獨尊朱熹學說的道路。康熙帝不僅在主導思想上實現了由尊孔到尊朱的轉型，樹立起理學，特別是朱子理學的大旗，而且還於康熙九年（1670 年）十月將順治帝確立的“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國策，具體化為“十六條”綱領，即“聖諭十六條”。
康熙帝認為：“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捨本而務也。”基於這一認識，以及對當時社會風俗弊端的考慮，所以他在“聖諭十六條”中，對敦孝悌、篤宗族、和鄉黨、重農桑、尚節儉、隆學校、黜異端、講法律、明禮讓、務本業、訓子弟、息誣告、誡匿逃、完錢糧、聯保甲、解仇忿等做了著重強調，希望藉此達到“尚德緩刑，化民成俗 ”的目的。
康熙聖諭十六條
康熙十七年（1678 年），鑑於“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康熙帝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員薦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送至京師候試。
陳祖武先生在《清初學術思辨錄》中指出：
“博學鴻儒”科的舉行，其意義遠遠超出五十名入選者個人的升沉本身。它的成功首先在於顯示清廷崇獎儒學格局已定，這就為而後學術文化事業的繁榮做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其次，由於對有代表性的漢族知識界中人的成功籠絡，其結果，不僅標誌著廣大知識界與清廷全面合作的實現，而且還在更廣闊的意義上對滿漢文化的合流產生深遠影響，從而為鞏固清廷的統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無形保證。清廷還對搜訪、纂修圖書給予很大關注，以顯示“稽古右文”。順治十四年（1657 年）三月，順治帝令各省學臣“購求遺書”。以此為開端，康熙、乾隆年間，搜訪遺書的活動愈加推進。同時，編纂圖書工作也越來越活躍。經史、政典之外，性理、詩文、音韻、曆法、數學、地理、名物彙編等，無不涉及，編纂的重要典籍如雨後春筍般，紛然而出。
《清宮藏書· 前言》中指出：“僅以清宮藏書來看，其藏書量之大，藏書地之多，內容之博，校勘之精，書品之佳，雕版技術之高，裝潢之美，利用之廣，都超過了歷朝各代，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榮，政治、經濟的昌盛。……據統計，僅臺北及北京兩個故宮博物院遺存即有五十多萬冊，其中十五萬餘冊收藏於臺北，另三十餘萬冊存貯於北京故宮圖書館。”《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兩部大型圖書，就是當時書籍編纂的代表性之作。
中國人民大學黃愛平教授在《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評價纂修《四庫全書》之意義，稱：《四庫全書》的纂修，不僅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了系統整理，對傳統文化做了全面總結，而且還推動了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促進了各門專科學術的興盛。
《古今圖書集成》啟動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原為陳夢雷想報答康熙帝，特別是皇三子胤祉的知遇之恩而作。
與注重文治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清廷為消弭廣大漢族臣民尤其是知識人的反清、牴觸、不合作舉動或情緒，又利用種種手段，實行高壓統治。
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大典，和廣大讀書人施展抱負的進身之階，科舉取士制度相沿已久。順治十四年（1657 年），一場幾乎蔓延全國的科場案卻爆發了。牽連所及，不少主考官及其家人、中式（科舉時代稱考試合格）士子等，或被處以極刑，或被流放，或被取消中式資格。
科場舞弊並非罕見，清廷何以用如此嚴酷的手段加以處理？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這樣揭示道：“至清代乃興科場大案，
草菅人命，甚至兄弟叔侄連坐而同科，罪有甚於大逆。無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顯然，清廷的用意在於借科場案來震懾、打壓廣大讀書人，以收“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之效。清廷不僅對讀書人不放心，對漢族臣僚也心存疑忌。清最高統治者對官員、士人的思想動向是非常關注的。官員結黨，是令皇帝深感不安的一塊大心病。
對此，雍正頗費了一番心思。雍正四年（1726 年），江南武進人錢名世作詩贈年羹堯，中有“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據錢名世自注，意思是年羹堯率兵平西藏，應該刻一座碑，立在康熙帝平藏碑之後。
這下惹怒了雍正，他認為錢名世“
鑽營不悛”“悖逆已極”。實際上，他擔心的是錢名世與年羹堯結黨。於是，為懲戒錢名世，並藉此警示其他官員，雍正做了特別處理。他將錢名世革職後發回原籍，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令錢名世懸掛在大門上；還命令科舉出身的在京大小官員，作詩譏刺錢名世的罪惡。
《大義覺迷錄》，雍正編纂，主張清朝的正統性和“華夷一家”，以期消 弭 漢 人 的 夷 夏 之防。寫作起因是漢人學者曾靜、張熙受呂留良“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遊說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失敗被捕。書中包括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並附曾靜《歸仁說》一篇。
雍正還曾專門寫了一篇《朋黨論》，表達了他對朋黨問題的態度。與宋代歐陽修的看法完全相反，雍正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他所期望於臣僚的是“惟知有君”，這樣的話，“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從而達到“一德一心，而上下交”。說白了，雍正希望看到的是，臣僚絕對效忠、俯首聽命於他，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
更為惡劣的是，為高度強化統治，清廷還製造了許許多多的
文字獄。清代文字獄，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時為最。據不完全統計，康熙時不超過十起，雍正時近二十起，乾隆時則多達一百三十餘起，平均一年兩起還多。文字獄的發生，雖然有的緣於詩文、著作表現出對清廷的不滿或譏諷，但更多的是因清統治者過於敏感，或者刻意引申而導致的。像“一把心腹論濁清”，“莫教行化烏腸國”，“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詩句，都被認定為心懷叵測。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私書，指摘字句”，更助長了文字獄的泛濫。
魯迅先生曾反思清代的文字獄說：“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 。而命運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如此氛圍，無怪乎龔自珍發出“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慨嘆了！
與文字獄相伴行的，是清廷掀起禁書、毀書狂潮，尤以乾隆時修《四庫全書》
“寓禁於征”最為肆無忌憚。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八月乾隆明令查繳禁書，一直到五十八年（1793 年），近二十年間，歷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毀，或遭抽毀，遂釀成前所未有的圖書浩劫。孟森先生曾沉痛地感慨：“檢清代禁書，不但明清之間著述，幾遭盡毀，乃至自宋以來，皆有指摘，史乘而外，並及詩文，充其自諱為夷狄之一念，不難舉全國之紀載而盡淆亂之，始皇當日焚書之厄，決不至離奇若此。蓋一面毀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偽撰以補充之，直是萬古所無之文字劫也！”
章太炎先生論清儒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實在發人深思！
民族狹隘心理的作怪，使清統治者無端猜忌；帝王獨尊的虛幻光環，令清朝有些皇帝忘乎所以。
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訓，又豈可忘記？寬、嚴如何相濟，並非僅靠說說而已。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的吶喊，表明清朝的統治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時代在變，國際形勢也在變，如何應對，決定了清王朝的未來命運。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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