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5月1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道路：传承与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速记整理。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鄢一龙，以及参加会议的其他师友！）
首先要感谢一龙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一起讨论，我主要是向大家学习。既然让我先发言，我就抛砖引玉，先树一个靶子，让大家批评。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书，《大路朝天》，有些朋友看过，有些没有看过，里边主要讨论中国道路和中国革命。四篇文章之间看上去主题不太相关，第一篇是正面的讨论，第二篇是关于边疆治理的讨论，第三篇是关于甘老师的一个讨论，第四篇是对新儒家的讨论。这四篇文章里一以贯之的，都是讲中国传统和中国革命、中国道路的关系，这也是刚才一龙提到的“三统”，我理解，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三个传统的关系。
书名叫《大路朝天》，出来之后大家第一反应都说下半句是“各走一边”。这样理解没有问题，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各走一边。原来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自己走错路了，想跳到另外一条路。2008年金融危机那批发以后，发现另一条路出了问题，好像是一条没有未来的路，我们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所以有的人开始重新思考，我们当时转型，本来想着这这应该是一条越走越宽阔的路，但现在看，路越走越窄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大路朝天”的意思有两层，一层就是大路，什么是大路？我们走过的路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而是中国革命给我们奠定的道路；第二层，朝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着正确的发展方向，一条通往未来的路，有未来的路，一定是越走越宽的路，而不是越走越窄。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为什么今天要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国贡献？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从2004年就开始了，主要是针对华盛顿模式，但那时候并没有很热，关注的人不多。真正热起来是金融危机以后，先是中国模式，后来又改成了中国道路，但意思大体上没有变。到了2010年到2012年之间，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讨论中间出现最多两种解释，一种是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道路派”的解释，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源自于市场化改革，国家逐步退出，市场和私营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个解释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因为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国家干预的问题，也不存在国家退出与否的问题，都是市场经济，但却并不成功，为什么？这样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我说的“中国道路派”的解释，从上下五千年开始讲起，说我们农耕文明的传统形成的比较早，文明也比较早熟，比如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官僚主导下的强大国家机器等等。但两种解释里面都跳过了中国革命，后来也有一些人提出，包括像汪晖老师、温铁军老师等等都谈到过，中国改革能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市场化，而是因为中国经历了更为彻底的社会改革。2012年后，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慢慢就淡下去了，没有之前那么受关注了，逐渐变成了从研究解释中国道路，变成了宣传中国道路，味道就变了。2015年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主要一方面想回应一下这些讨论，把中国革命的贡献提出来，因为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现代中国这个基础上的，而现代中国是中国革命的成果。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现代中国，没有现代中国，就没有中国道路，应该是这样一个解释路径。
我在这里想用一个小例子来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大家都关注过郭德纲和曹云金的纷争，有很多社会名流都出来表态，比如马未都和高晓松都在视频节目里说，我们原来说的“师父”和现在说的师傅不是一个概念。过去用“师父”，就是师父不仅要教你手艺、技术、能耐，还要教你怎么做人，所以老话才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现在说的师傅就没有这个内涵了，只是承认你的技艺、能耐比我高明，所以我跟你学这些专业的东西，专业之外的事情，我是我，你是你，互不相干。比如说过去在国有企业里面，也有师傅带徒弟的，但没有哪个徒弟会说对自己在工厂里的师傅也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在曹云金反击的时候，曹云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很关键的理由，就是你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封建余孽，不要用那一套旧社会的规则来约束我，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新中国，是现代社会。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怎么界定曹云金和郭德纲的关系。
原来的师傅是父亲的父，这个师父既有技艺传承的功能，另外一方面也有伦理层面的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伦理关系是建立在解放前的旧社会的基础上。用郭德纲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把孩子送去学相声，或者送到其它曲艺班子，并不是为了当艺术家，要成名成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求个活命。所以那时候很多孩子被送到曲艺班子，包括相声班子的时候，事实上都要签卖身契，班主教你学艺，教你做人，管你吃穿住行，你就要给班主干活，先开始干一些家务杂活儿，一边干一边学手艺，等到能上台表演了，就开始给班主赚钱。所以，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很多孩子卖身给曲艺班子，其实跟卖身到妓院或者大户人家当丫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文化被定义为上层建筑，国家非常重视。所以原来的这些曲艺班子也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进行了改造，原来班主和其他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了，那些卖身契的契约也都被废弃。改造之后，就进入了后来国家统一组织和管理的文艺团体的状态，曲艺班子也一样，都是在国家统一管理之下，有行政管理，有党组织，党政管理干部和其他演员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同事关系，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哪怕这个团体里有比如说侯宝林、马三立这样的大师，他们带徒弟也只是团里交给他们的工作任务之一，只是技艺传承，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和前面提到的工厂里的师傅带徒弟本质上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原来的国营文艺团体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文艺团体都揭不开锅，连演职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也没有什么演出机会。演员没办法，只能自己谋出路，有出去摆地摊的，有做生意的，有剧团的演员改行去演电视剧的，干什么的都有，只要能挣钱，能养家糊口就行。这个困难时期差不多持续到进入21世纪之后，外部环境开始逐步好转，一些文艺团体的日子开始慢慢好过起来了。不仅是原来的国营文艺团体，而且也出现了一些私营的民间文艺团体，市场形势也好转了，德云社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步在国内曲艺市场里蓬勃发展起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国营文艺团体遭遇困境到形势逐步好转，其实和国企遭遇困境到形势好转基本同步，这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大环境变化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的功劳。
但是德云社在崛起的时候，和1980年代的民营企业一样，也是在摸索阶段，怎么界定郭德纲和他的搭档之间的关系，还有他手下越来越多的徒弟，这些关系应该怎么界定，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德纲和曹云金、何云伟这些徒弟们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在一种不太明确的状态，只能以人情和伦理来约束。而在这些早期的徒弟们纷纷出走之后，德云社内部也进行了公司化的改造，内部管理就比较规范了，和演员签订了劳动合同，现在的德云社就更像一个相声界的经纪公司，是一个相声演员的发展平台。需要注意的是，也是在这些制度逐步健全起来之后，郭德纲和曹云金的纷争还是在被炒作，德云社内部还特别制作了家谱，并把曹云金、何云伟等人除名，试图在资本主义化的契约关系之外，再加上一层伦理层面的保险。从这里我们大概也能看到一些传统文化复兴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苏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但是，反过来说，除了在媒体上骂一骂之外，德云社和郭德纲也不能把曹云金怎么样，曹云金也还是在娱乐圈自己发展。我们知道，韩国娱乐圈里的演艺公司对艺人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而且是人身控制，香港娱乐圈的娱乐公司则要用黑社会之类的非常规手段来控制艺人。而且，这种情况不只是韩国和香港才有，而是相当普遍的。相比之下，我们就和他们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历了革命，进行了社会改造，所以哪怕是娱乐圈，中国娱乐圈也是建立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也更现代。
类似的情况还有教育领域。教育改革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基础教育，到处都在提倡素质教育。到今天，我们应该都已经很清楚了，所谓素质教育其实完全是个骗局，只不过是要用市场化手段来分配教育资源。用市场的方式来分配教育资源，这在全世界其它地方其实都没什么问题，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唯独在中国，无论官方还是专家，都必须用一个大家都比较陌生的说法来欺骗、蒙蔽社会舆论，才能暗度陈仓。为什么呢？同样是因为我们经历了革命，平等作为革命的遗产仍然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政治正确之一，任何人都不能反对，如果反对就失去公信力了，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还存在，只是我们日用伦常而不知，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直到已经失去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非常重要，不该失去。所以我希望这样的遗产能够更多的被发掘出来，能够形成一种主动的保护意识，不要让这些遗产被偷偷的消灭，等到失去了才悔之莫及。我这本书想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也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请大家批评！
《大路朝天：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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