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定宜莊主編的“口述歷史系列”第二輯（《八旗子弟的世界》《城牆之外》《府門兒·宅門兒》《衚衕裡的姑奶奶》《生在城南》）由北京出版集團出版發行。在總序中，定宜莊如此寫道，這套書“是我對曾給予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後一瞥”。
定宜莊是國內口述歷史實踐的先行者，她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陸續從事北京口述歷史的相關工作，迄今已有20餘年。2009年定宜莊出版了上、下兩冊的《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後來又主持北京出版集團的“北京口述歷史”項目。
地點：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訪談者：定宜莊
在場者：李寶臣、江橋
訪談者按：
只要對清朝歷史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八旗制度是由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三大部分構成的。在八旗建立初期，凡歸附於清的蒙古人、漢人都與滿洲人一起，合編於八旗之內，以後蒙、漢人口急劇增長，各種成分的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有的八旗（即後來的滿洲八旗）既不能容納眾多人口，也難以協調各人群之間的關係，於是到皇太極統治時期便有增旗之舉。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將蒙古左、右營析為兩旗，這是蒙古獨立編旗之始。翌年以察哈爾、內外喀喇沁部相繼歸附，又將原隸八旗滿洲的部分蒙古人丁析出，與舊蒙古兩旗和新附人丁重新編組，成立八旗蒙古，從此與八旗滿洲、八旗漢軍一道，構成了八旗制度的整體。
八旗蒙古雖然也稱蒙古，但與清政府以盟旗制度和軍府制度加以統治的漠南、漠北、漠西諸部蒙古已不屬同一概念。有清一代200餘年，他們與八旗滿洲共同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中，享有同樣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無論在生活方式還是思想意識甚至語言上，都已與八旗滿洲無甚差異，而與仍然生活在草原與大漠上的外藩蒙古迥然不同了。
但是儘管如此，如今在選擇民族成分的時候，絕大多數的八旗蒙古後裔，仍然像鄂女士一樣，雖然自謂已經既聽不懂蒙語也看不懂蒙文，“只是白應個名兒”，還是報了蒙古族而不是滿族或漢族，正如京旗內大多數的八旗漢軍旗人如今都已經“迴歸”到漢族一樣。
八旗蒙古這種非滿非蒙，或謂既滿既蒙的性質，造成滿族史、蒙古史研究“兩不收”的現象，使這個八旗制度中特殊的而又極為重要的群體，成為迄今為止滿族史、蒙古史和八旗制度史研究中難度最大也最為薄弱的內容之一，而清朝史料中有關材料的缺乏，更使這一問題變得令人望而生畏。
從擬定訪談計劃之初，我就決定尋找八旗蒙古的後裔，因為他們是八旗制度中不可分割的卻又常被人忽視的部分。今天的北京城人口已過千萬，但想從茫茫人海中選擇一個有著蒙古旗人背景並且適合作為訪談對象的老年婦女，卻好像大海撈針。感謝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李寶臣先生為我推薦了鄂女士，並且熱心地陪伴我進行了這次訪談。李先生與鄂女士為世交，其本人是漢軍旗人後裔，又是精通北京掌故的學者，能夠得到他的指點，至為幸事。
鄂女士終生未婚。從天津退休後，住在北京第一福利院。
又及，鄂女士所姓之“鄂”，凡作為姓，讀音都為“àｏ”，就像那桐的“那”讀“ｎā”、雙××的“雙”讀“ｓｈｕàｎɡ”一樣。
我孃家
鄂凌英（以下簡稱鄂）：我1916年出生，今年八十三。我們家有老姓，姓鄂，姓的是地名，內蒙古的鄂紐特，車臣汗裡頭的。個人是指名為姓，我叫什麼我就姓什麼，所以說一個人一個姓，越來越亂。我父親他們哥兒四個，就是一人一個姓，我大伯父姓舒，二伯父姓穆，我父親行三，姓圖，還有個叔叔姓崇。後來嫌太亂了，就“冠老姓”[訪談者注：滿族因姓名不連寫，姓如冠一樣，戴在上面，所以叫冠姓。而“冠老姓”中的老姓，指滿族的氏族（滿語讀作“哈拉”，姓氏）名，“冠老姓”就是取老姓的第一個字，如姓溫迪罕改為姓溫，完顏改為姓王，抹顏改為姓孟，等等。也有取滿姓的漢譯意義，或以祖輩居住地名為姓，此外還有賜姓，即由皇帝賜給的姓，等等。民國後因旗人在求學、就業等方面受歧視，北京旗人多將自己的滿人身份隱去，所以“冠漢姓”做法流行一時。鄂女士雖然屬八旗蒙古，但各種習慣和做法已與滿人無異，這裡提到的“冠老姓”做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就都姓鄂了。曾祖父過去做官，死得早。祖父唸書念得有點神經，不做官，總在家待著。
我祖父和祖母的死相隔五十幾天，我太太（即祖母）先死的。我太太死了之後沒入葬，說的是得等我父親回來，我父親沒在家，在外頭哪兒工作。花兒市有個法華寺，就停到那廟裡頭了，那會兒都有那陰陽先生呀，請的那人說我太太這是犯了重（重疊之意）喪，還真挺準，我太太接三（訪談者注：接三，是滿漢民族都有的一種治喪習俗，傳說人死後第三日必“回煞”，家屬這天要在屋前搭設靈棚、月臺，擺放靈桌及祭奠器具、酒餚接魂，親友多於此日前往弔唁，喪家要陪祀並備酒飯款待致謝。傍晚要請僧道、喇嘛誦經超度亡靈，然後舉行“送三”儀式。）那天，我祖父就病，說是穿的鞋不合適，腳磨了泡了。也沒躺下，就那麼坐著，後來腳就腫了，沒多少日子就病死了，挺快的。可能祖父死的第三天，正是我祖母死的第六十天，祖父死了也停在廟裡，過了一年辦週年，辦完週年一塊兒出殯。我還記著是民國十四年（1925年），那會兒我10歲了，一塊兒辦了兩回事。我家墳地就在沙窩門（廣渠門）外頭。
我父親他們哥兒四個，我就一個姑姑，是我叔叔的妹妹，最小的，她18歲生病死了。我大伯父叫舒子寬，是名票，自己好戲，天天請教戲的在家裡練，什麼全唱，也有嗓子，武生、小生、青衣，唱什麼全行。把家裡房子賣了買行頭，我家行頭多著呢，後來都賣了。他也有工作，在內務部。那時候上班不像咱們8小時，那會兒上午看不見人，都睡覺，到中午吃飯，吃完飯上班去了，可是晚上就沒日子回來了。晚上外邊吃飯，吃完飯滿世界玩兒去。我大伯母活得長，80多歲死的，她孃家姓張，是肅王府（訪談者注：肅王府即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後裔的府第，最初位於正義路東側，後遷到東城區東四十條西頭路北。）管事的，她沒有兒女。我大伯父又娶了個姨太太，生了一大堆，我們也不和她來往。
二伯母家幹嗎的我不知道。我先頭那個四嬸家也是做官的，姓松，松八舅，松十舅，也挺有名的，是滿族。她故去以後，續絃的這個四嬸是蒙古旗，鮑家，是成吉思汗之後，是西安還是哪兒的總兵，住羊尾巴衚衕，地名都特別。（訪談者注：羊尾巴衚衕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陽照衚衕，位於北京東城區今隆福大廈之東南。）我家那時候就不念經啦。非得死人時才念喇嘛經。
我父親在部隊上，在西陵當兵，後來不當兵了就上中東路，鐵路（訪談者注：中東路，即中東鐵路，亦作“東清鐵路”“東省鐵路”。），一直不在家。
我母親也是旗人，是蒙古人吧。我母親家姐兒仨，大姨嫁到陶家，北京的陶家是蒙古族，都是蒙古旗。大姨有個男孩，是齊燕銘[訪談者注：齊燕銘（1907—1978），蒙古旗人，姓齊利特氏。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總理辦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長等職。]的表弟。三姨她們家姓胡，是南邊人，可能不是旗人。
我還有一個舅舅在交通部，舅母也是旗人，他們家是開洋行的。那會兒得門當戶對，蒙古族跟滿族（通婚）沒關係。旗人跟漢人可做不了親，漢人嫌我們旗人禮節太多，太拘束，人家不願意。漢人有漢人的禮節，到這家裡他受不了，再說什麼都不懂，都合不來，說話也說不到一塊。我舅舅早死了，是亂的時候死的，我也忘了是哪次了。我這80多年遇上亂的時候好多次啊，一次一次的，好在那時候亂都沒多大影響，跟咱老百姓也沒什麼關係，你亂你的，亂我就不出去。我舅舅他們家住朝陽門老君堂的東口兒，我常去，有時候早有時候晚，晚的時候多，就去看關城門去，一拐彎兒就到大街上，在大街上站著。北京不是有“九門八點一口鐘”麼，北京就崇文門是鍾，別的門都是點（訪談者注：清朝實行嚴格的城禁制度，城門均於每日天明開啟，傍晚下鎖，唯正陽門於三更時開啟一次，以便外城官員入早朝。有些到外城遊宴的內城人，也趁這一開城門的機會回到內城中來，但只准進不準出，以防賊盜宵遁。各城門下鎖時都要敲擊一種叫“點”的樂器，只有崇文門敲鐘。點是銅質，扁平形似朵雲，因此稱為“雲牌”，俗稱“點”。故老北京有“內九外七皇城四，九門八點一口鐘”之諺。），到關城門的時候兒，就且鑿那個呢，兩邊兒你聽吧，就喊“等會兒等會兒”，你看吧，來回跑噢，又喊又跑的，趕城門快出去，到點兒準關。
我家大排行8個，4個男孩4個女孩，大排行我排三。大姐是二大爺屋的，嫁的人家是葉赫那拉氏，懷塔布是他家的祖爺爺，也是蒙古族，那是西太后的時候了，她公公可能做過總督吧，蒙古八旗，跟外藩蒙古沒什麼來往。
二姐是我親姐。她家姓齊，整齊的齊，是奉天府尹（訪談者注：奉天即今遼寧省的舊稱），又叫東邊道[訪談者注：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設置的道，屬奉天省（今遼寧省），治安東縣。1915年轄20餘縣。1928年撤。奉天府尹與東邊道並不是一個機構和官名，鄂女士只是記得一些名詞而不確切。]，我這都是聽說。他們家就在這兒，誰也沒出去，老年間那人誰也不跟著滿世界跑，都在家，沒事就回家。旗人做官卸了任都得回旗，想在外邊待著也不行。我姐姐17歲結婚，18歲她愛人就死了，也沒孩子。她又在他們家活了11年，完了她也死了，她死的第二年她婆婆死了，解放後她公公死，都死絕了，一大家子人說沒也快，這家整個兒沒有了。四妹是叔叔的，她死得晚，1989年她死的。我們都是內蒙古的，跟內蒙古都有聯繫，都是親屬關係來回做親那麼認識的。
我的生活
鄂：那時候不就是大家庭麼，那時我也小，糧店到時候給送米送面，我也不知道誰付錢。祖母過日子，早晨不管，一天就吃兩頓飯，大鍋飯。一屋有一個老媽子，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子，做飯也是一個老媽子，外邊還有掃院子的。
我家裡沒有店鋪，在城外也沒有田產，就是有房子，兩所大的，我們自己住的一所是大的，大房子有五間北屋，三東三西，南房不夠十間也差不多，還單有一個院子，大伯父住的院子，有北房，東邊有個大院子，差不多有十間北房。旁邊還有一所，那所更大，前邊通到後邊，那所就租給日本人，進點房租。還有四所小房子，也都是收房租，也不知道夠吃飯不夠吃飯。
那時候在家上學，家裡有老師，我還有個哥哥，就是二伯父的，還有四妹，還有弟弟，四個在家唸書。後來一分家就沒法上學了，老師也走了。
祖父去世，大家庭就各過各的，誰也不管誰。後來這家就沒法過了。得有人拿錢呀，慢慢地也沒人拿錢了，我祖父祖母的喪事就差倆月，也花了不少錢哪。乾脆賣房吧，就把住房賣了，我們住的大房子賣給慕貞小學（訪談者注：慕貞學校，由美國基督教衛理公會婦女海外傳道協會創立，位於崇文門內孝順衚衕。），那個大院子就當了操場了。
大房賣了，在小房子又住了些日子，小房子又賣了，賣了就分家吧，就在外邊租房住。我們解放後才搬到這邊來的，這東西廂那時就等於城根兒了，不是便宜嗎，正趕上我姨他們也要買房，說一塊兒買了吧，他們拿了一部分錢，就買了五間房，那邊兩間算他們的，這邊三間算我們的，房現在還有，我弟弟住著。
我大伯母沒生過孩子，從小就喜歡我，由小時候就帶著，我一直跟著大伯母，分家以後也就跟她出來了。
我跟著大伯母住東四頭條，上學也近。伯母一直就一人過，沒工作，伯父每月給寄五十塊錢來。我在那兒唸書，是大伯母給錢，我們孃兒倆再吃飯都夠。我說想上貝滿[訪談者注：貝滿，即貝滿女子學校，由美國公理教會於1864年設立，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改建。創始人是美國艾莉莎貝滿夫人，課程有普通課程和宗教，當時有學生80人。地址在東城區燈市口。]，那時候家裡也有電話，就打電話聯繫，人家說報名末一天了，我就跑到東四，有個天順什麼順的照相館，照了相趕緊報名去，一下子就考上了，就上了貝滿中學。那時上學沒錢可不行，提摟著口袋交學費去，我記得每次都交三四十塊錢，真是大洋錢哪。我還在那兒吃飯，中午就不回來了。那時也不會走，都講究坐車。我30年代在貝滿上了六年，上到高中畢業。
我伯母一直在家，家務事也不少。她不會買東西，買菜什麼都得求人買去，不習慣，沒買過。你要買回來讓她做行，會做飯，大家庭時候也是她炒菜，大鐵鍋那麼老高。過去真有這樣的人，她真不會，保姆也不會幹活兒，歲數大了，就只能收拾收拾屋子。伯母的老禮兒倒是有，也得分跟誰，跟我就沒那些禮兒啦，我怎麼著都行。
後來我伯父老了，退休回北京了。伯父不是在東北做北鎮縣長嗎，做了幾年。那會兒的老人一人在外頭，弄了好些個姨太太也都在外邊，可是回來的時候一般都是老人一人回來，那些姨太太在那邊就都打發了，該幹嗎幹嗎去，到家裡也沒辦法，再說家裡也夠亂的。可我伯父的那個好像是他內務部的同事吧，湖北人，是他在北京娶完帶走的，不是外地的。她生了五個還是幾個孩子，他一回來，他這姨太太帶著一堆也都來了，我就不跟他們一塊兒了，回家去了。我伯母也沒辦法，就跟他們在一塊兒過唄，她還有個妹妹，有時就到妹妹那兒住些日子再回來。她八十多過世，一直跟他們在一塊兒。一家子要是一鬧這事就好不了，和不了，反正跟姨太太怎麼也到不了一塊兒，不打架，誰跟誰心裡也彆扭，面子事。
我父親不常回來，寄錢不多，我家那時候也夠困難。我母親就供我弟弟一人上學。我弟弟在匯文上學，後來考上航空學校了，上高一時走的。中國支援緬甸一百架飛機，他開飛機支援人家作戰去，結果死在加爾各答了，那是多少年啊都忘了，是抗日戰爭的時候吧。
我父親後來退休回來，在家沒待多少日子又走了。因為我弟弟軍訓時的領導跟我父親是老同學，知道他在家待著呢，就讓他上那兒幫忙，當翻譯。我父親不是在哈爾濱、滿洲里和俄國人待了不少日子麼，他就這麼著又上南邊去了。他一直跟我弟弟通信，我弟弟死的事他都知道，可那時我父親和我們連信都不通，他也寄不來錢，這邊就我和我母親在家。
別看老人在家，在家不閒著，一人都好幾個孩子，自己家裡的活兒還做不了呢。我母親做活兒可好，我大姐二姐結婚的衣裳都是她自己做，那時衣裳也好做，長旗袍不用上袖子。我母親沒事就納底子，做鞋，我弟弟的鞋費著呢。上學一個月倆月就一雙鞋，自己納的底子厚著呢。我母親後來一直在家，1956年故去的。我父親死得晚，他不是又娶了一個嗎，後來弄回來了，她是再嫁的。家裡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我在家待了好多年，那時候沒法找工作去，也不認識人。我有個街坊是日本人，在日本報館，我說你給我找個工作吧，家裡就我跟我母親，我們孃兒倆，怎麼辦呢，他還老封建，說女孩子就跟家待著吧，別出去工作，工作沒好處，他就不給找。
解放以後1950年我才出來，在天津找了個工作。也是同學介紹的，要不我們家認識誰呀。我母親不認字，沒工作，伯母也不認字。那時一人去天津，什麼也不怕，你不去活不了啊，家裡沒有生活來源，怎麼辦呢。解放前親戚還支援點，說你家沒人，解放後就不行了。到那兒人家問我學過什麼，我說學過會計，學過打字，他們說銀行新成立一個辦事處，正好沒有打字員，你打字去吧。中文打字，在字盤找字，忙的時候黑間白夜的都連著幹，打完了還得印，完了裝訂好了，明早開會就發下去。我就一直打字。
後來就幹後勤這些事，亂七八糟什麼全乾，最後服務員都沒有了，退休就完了，新來的小年輕的誰也不幹這個，都在業務上了，就剩了我們兩人。我又賣飯票管食堂，在傳達室還帶收發，那男同志出去採購時，我就在家盯門兒，一直幹了這麼多年，1977年退休的。
1950年定級的時候給我定得挺高的，等於二十級，七十塊，一般人都是六十幾塊，我也不知為什麼。我等於兩份家，我在天津，我父親、母親在北京，都得寄錢，我就自己留四十，給家寄三十。母親、父親有病就得回來，多的時候一年回來七次，來回跑都是我的錢。這麼些年也夠受，別打算做衣服，就穿那點舊衣服。吃飯都是大問題。
我的民族
定：您後來覺得不覺得自己是蒙古族啊?
鄂：嗨，那管什麼用啊，你愛什麼族什麼族，我也不注意這事，到單位也沒人問。有一次主任問我，我說我已經漢化了，他說你可不能那麼說。
定：您還報著蒙古族？
鄂：就沒改，我連蒙字蒙文都不認得，那也得寫蒙古族，他說你是蒙古族的人哪，我說我這是白應個名兒，什麼也不會。
旗人家的事特多，要教也教不到，常在他們家就看出來了，雖說什麼規矩到自己孩子這兒也就都沒有了，也就不往心裡去了，看著不順眼說兩句就完了。聽就聽，不聽就不聽。可是出去就得像個樣兒，來人也得像個樣兒。後來雖然沒有規矩，也不能出圈兒。從小看著長大了，腦子裡就有印象，有點拘束，越大的官家裡事兒越多，要是當媳婦兒可了不得，一天三遍安，吃飯也得請安，晚上睡覺也得去，滿世界請安去，有句話叫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嘛，我家不在一塊兒住就好多了，要在一塊兒住，拘著這勁兒呀，你就得按著這禮節走。
過去滿族人中有表兄妹結婚的，姑做婆婆，姨做婆婆，可是舅母不能做婆婆，舅母做婆婆那叫骨肉還家。
（本文摘自北京出版社2017年2月版《衚衕裡的姑奶奶》，部分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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