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在世界範圍內發生了一場嚴重的大流感，導致的死亡人數甚至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之和。和人類歷史上每次傳染病大爆發一樣，大流感中的故事關於謊言、真相、恐懼、勇氣。
1918年流感期間，美國密蘇里州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抬著擔架
並不小的“插曲”
格里斯特（Roy Grist）是“一戰”期間美國德文斯軍營中的一名軍醫。1918年9月，他和同事們不得不面對從未有過的挑戰。流感在軍營中爆發了，到月末至少五分之一的士兵被感染，並且出現大量死亡病例。
恐怖的是患者的死狀。格里斯特記錄了患者們的症狀，他們最開始表現為普通感冒或流感（influenza），但往往病情迅速惡化。“入院兩個小時後，他們的顴骨上開始出現褐紅色斑點，幾個小時後，病人顯著出現發紺現象，症狀從他們的耳朵一直擴散到整個面部，以至於都分不清到底是白人還是黑人。”
這些病人臨死前全身紫黑色的皮膚讓謠言四起，人們口耳相傳這不是流感，而是曾經使歐洲減少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的又一次到來。不過這確實是一次流感。流感引發了肺炎在內的一系列肺部疾病，因為動脈中攜氧血液是鮮紅色的、靜脈中不攜氧血液是藍紫色的，患者的肺臟一旦無法再為血液交換氧氣，膚色就會變青，這便是格里斯特形容的“發紺”現象。只不過，這一波病情的嚴重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
1918年，美國波士頓一位醫生為流感患者注射藥品
在20世紀這個“極端的世紀”，這場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流感似乎成為近代史上的一個插曲，但它造成的死亡人數卻很可能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之和。世界人口的5%，很可能就是因為這種看似平常的疾病在1918年秋冬的四個月之內消失。
第一波攻勢
美國曆史學家約翰·巴里（John M. Barry）認為，上述過程就是1918大流感的最初發端。他通過郵件告訴本刊，“流感起源於美國，具體來講就是堪薩斯州的哈斯克爾縣”。至於更進一步病毒“誕生”的過程，則沒有材料可供追查。巴里曾對1918大流感做過專門研究，著有《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The Great Influenza：The Story of the Deadlist Pandemic in History）。這本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一種說法是美國總統小布什任內的全國流感防控計劃正是他在看過此書後決定實施的。復旦大學著名教授鍾揚、金力等人將此書翻譯為了中文。
1918大流感又被稱作“西班牙大流感”（Spanish Flu），很多人以為流感由西班牙起源，這已經被證明是誤傳。流感爆發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法、德、英等參戰國實施言論封鎖，限制發佈不利於士氣的消息。西班牙是中立國，新聞不受審查，傳媒正常報道流感疫情，造成流感在西班牙最嚴重的錯覺，尤其是在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Alphonse ⅩⅢ）也患上流感之後。事實上，在西班牙國內這場流感當時被稱作“法國流行感冒”。
1918年流感期間，美國軍隊的軍醫對士兵進行檢查
流感進入美軍軍營之後很快變得不可收拾。4月10日，法國軍隊中報告了第一例病例，出現在佈雷斯特，那正是美軍登陸的地點。4月結束前，英國、意大利、德國的軍隊中都發現了流感病例，隨著部隊的遷移，5、6月之中英國本土和德國相繼爆發疫情，隨後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臘。7月丹麥和挪威，8月荷蘭和瑞典爆發疫情。海運和鐵路也將病毒帶去了更遠的地方，孟買、卡拉奇、上海相繼報告流感疫情。到9月份，流感已經到達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1918年春季間的流感感染範圍很廣，但死亡率很低，和慣常的流感沒有什麼區別。英國艦隊中超過一萬名士兵出現流感症狀，但僅有4人死亡。科學界也沒有對此加以特別注意，重心仍然在更為棘手的麻疹和其他戰時衛生課題上。在1918年7月出版的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上，幾位英國醫生將疫情形容為“持續期很短並且迄今為止沒有出現復發或者併發症”，他們還猜測這種流行病不一定是流感，因為其症狀儘管與流感相似但十分輕微。其他一些報告則認為流感疫情已經結束。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1918大流感和歷史上其他數次流感大流行一樣，是一波一波襲來的。1918年3月開始的第一波並不致命，要直到9月開始的第二波才真正嚴重。巴里告訴本刊，有多種解釋這一現象的假說。一種假說認為溫和型和致死型流感完全由兩種不同病毒引起。“但是這不太可能，因為第二波流感來襲時，許多第一波流感患者顯示出了顯著抵抗力，這證明第二波病毒由第一波病毒演變而來。”巴里說。
更可靠的解釋涉及病毒對人體的適應。法國科學家達韋納（C. J. Davaine）在1872年的實驗第一次揭示了微生物“傳代”的現象，該現象反映了微生物改變自身以適應環境的能力。達韋納的實驗是測定一個含有炭疽桿菌的血樣的致死劑量。他將血樣注射給兔子，發現10滴血能令兔子死亡。隨後，他直接抽取這隻死亡兔子的血液注射進第二隻兔子，再由第二隻兔子的血液注射進第三隻，以此類推重複下去，致死劑量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變化。經歷5只兔子以後，致死劑量變為0.01滴血，15只後，降至四萬分之一滴，25只後，百萬分之一滴血液即可使兔子死亡。炭疽桿菌在不同兔子之間轉移時，它自身發生了變化，在這一案例中體現為毒性加強（有的案例中則體現為毒性減弱）。“形象地說，微生物在扮演殺手角色時，是有可能逐漸精於此道的。”巴里說。
科學家們推測，流感病毒在1918年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流感病毒因結構特殊，尤其容易發生快速突變，所以直至今日科學家仍需預測每年可能流行的流感病毒種類並推出相應疫苗，而天花等抗原穩定的病毒可用一劑疫苗一勞永逸預防。正是特殊結構帶來的頻繁突變，為強致死性基因片段的出現提供了可能。
1918年的春天，病毒看似浮現又消失了。如同森林中的一場火災，明火撲滅了。但冒煙的枯葉和野草卻埋伏起來，並且迅速蔓延，一旦時機來臨，再度燃起的熊熊大火將絕非第一次可以比擬。第二波流感爆發時，人們將見識到它的威力。
1918年10月29日，美國加州的居民在聖瑪麗大教堂門口祈禱流感快點結束
黎明前最後的時刻
1918年是風雲激盪的一年。在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最後一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隨著這次戰爭的結束而解體；在俄羅斯，剛剛完成十月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在這一年處決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時遷都莫斯科；在中國，第一篇用現代白話文寫成的小說《狂人日記》在這一年發表，作者魯迅和他在北京大學的同事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正在掀起一場思想革命。1918年，世界處在新舊秩序轉換的節點上。
醫學也同樣經歷著變革。20世紀初，醫學面臨的主要挑戰和今天大不相同。“今天的人主要因為非傳染病原因死亡，比如癌症、心臟病等。20世紀早期的人主要死於傳染病，尤其是霍亂、天花一類的烈性傳染病。這種從傳染病到慢性病的轉變在西方發生在‘二戰’以後，在中國發生在70年代以後。”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兼醫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張大慶向本刊介紹。傳染病的肆虐催生了一些基本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比如對傳染病患者的隔離、上報制度，以及城市中對飲用水和生活垃圾的管理。只不過，這些公共衛生系統在全世界不同國家的發展程度極不均衡，也十分脆弱。
北京大學醫學部張大慶教授（黃宇 攝）
何況科學界這些最前沿的探索已經把臨床醫生們遠遠甩在了身後。在1918年的美國和歐洲，仍然有醫生使用著中世紀流傳下來的放血和砒霜療法。在更廣闊的非西方世界，現代醫學的到來就要更遲一步。1917年，洛克菲勒家族資助的協和醫學院剛剛在北京破土動工。“現代醫學從清末新政開始出現在中國。但是到1918年，現代醫學影響還非常有限，重視程度、資金都很少，而且只是侷限於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剛起步而已。”張大慶介紹。
1918年，距離現代醫學有能力大量挽救生命只有咫尺之遙了。就在這黎明前最後的時刻，大流感到來了。
1920年2月17日，流感爆發期，日本女孩戴著口罩出行
大爆發
1918年9月，高致死率的第二波流感終於爆發。當時被稱作“美國管理最混亂的城市”的費城所發生的一切成為後世人們研究大流感時的典型。
9月28日，為籌集戰爭公債的自由公債遊行在費城舉行，這是費城歷史上最大的遊行，一共有幾十萬人參與。28日之前，海軍士兵從軍營中帶來的第二波流感病毒已經在費城登陸並引起了人們注意，許多人呼籲取消遊行同時採取更極端的措施關閉公共場所。費城的公共衛生和慈善部門負責人克魯森（Wilmer Krusen）出於政治考慮拒絕了這一提議，並且通過媒體一再向市民保證流感不會造成嚴重威脅。
有人死去的人家會在門上掛一塊綢布。於是費城到處都飄滿了綢布。由於死去的人過多過快，加之部分市政人員因害怕被傳染而拒絕處理流感病人屍體，許多人只好把屍體暫時留在家中，和死去的親人一同生活。有的人甚至因為自己也已染病、虛弱得無法將死者搬下床，只好和死去的丈夫或妻子繼續睡在同一張床上。
疫情的快速傳播在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恐慌。黑死病再次到來的說法是常見謠言之一，另一個廣為流傳的謠言是這場疫情是由敵國發動的細菌戰。因為是在戰時，美國執法部門亦不敢掉以輕心，他們逮捕了一些特定的德裔美國人進行審訊，不過最終沒有找到他們是來美國散佈病菌的德國間諜的證據。
因為記錄的完整性和話語權的優勢，人們對這次大流感中許多西方國家的遭遇有詳細瞭解。但應注意的是，此次大流感中對許多欠發達和生活方式較為原始的地區更是巨大災難。與西方社會面臨的社會混亂不同，他們遭遇的是滅頂之災。因為與世界其他地區較為隔絕，他們對流感病毒的抵抗力尤其差。即使1918大流感的死亡率遠超過一般流感，但以美國本土為例，最終有1%左右的人口因此次流感喪生，而這一數字對太平洋上的部分島嶼是25%以上，對北極地區一些因紐特人村落則是80%以上。
美國軍隊傳染性疾病委員會負責人沃恩（Victor Vaughan）在大流感期間所做的疫情監控工作使他目睹了全球相繼被病毒入侵的過程。他當時曾評論道：“如果這場流行病繼續以這種速度蔓延，短短几個星期內……文明將輕易地在地球上湮滅。”
病原體是什麼？
李文凱是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駐華首席代表，他此前在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任公共衛生信息學專家，對中美兩國的疾控體系有深刻了解。他告訴本刊，2003年SARS疫情過後，中國的疾控體系有了極大提升，但和國際上的差距依然存在。他與現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及美國疾控中心官員瓦爾馬（Jay K. Varma）等合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中美在應對新發傳染病疫情時一項主要差距是“基於病原學檢測的監測系統”。
病原體是什麼？這同樣是1918年的科學家們最想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如此基本又如此關鍵，對它的回答將關係到整場戰役的成敗。
科學家們一度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1918年9月27日，韋爾奇等三位頂級科學家聯名致電美國公共衛生部部長：“已經確定德文斯軍營的流感由菲佛氏桿菌引發。”同期《科學》（Science）上也刊載報道：“病原體被認為是菲佛氏桿菌。”所謂“菲佛氏桿菌”，又被命名為“流感桿菌”，由菲佛（Richard Pfeiffer）首次分離，直到大流感結束時被科學界普遍認為是引發流感的罪魁禍首。儘管有大量實驗室報告無法在流感病人身上找到菲佛氏桿菌，但這些報告被認為是實驗室分離細菌技術上的侷限造成的誤差，畢竟菲佛氏桿菌是一種極難培養的微生物。基於此結論和其他工作，10月中旬時科學家宣佈製備出了流感及肺炎疫苗，美國政府據此生產了高達200萬份疫苗下發至部隊。
然而我們今天都已知道，1918年的科學家們搞錯了。流感的病原體是RNA病毒，而非細菌，自然也就不可能是“菲佛氏桿菌”。細菌自身為完整的細胞，病毒則僅由遺傳物質（DNA或RNA）和蛋白質組成，二者在生物學分類上完全不同，這項已經寫進今天中學生物課本里的基本知識，科學家們要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能瞭解。對病原體的判斷錯誤，導致大流感期間科學家們未能對控制疫情起到實質性幫助。根據軍方隨後出具的報告，此前匆忙研製和下發的“流感疫苗”也是無效的。
隨著1919年的到來，巨大壓力之下的科學家們愈發焦急，尤其是在初期研製的疫苗被證明無效之後。然而流感卻變得溫和了，雖然仍在傳播，但致死率已經大大下降。很快，經歷了短暫的第三波疫情，流感戛然而止了。在快速變異的過程中，流感病毒又將致死的基因片段丟掉了。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的流感讓人類彷彿捱了一記隱形的拳頭。
不過後世的科學家們始終沒有忘記1918年中的這場“失敗”，他們希望在掌握了新知識和工具後重新回到這一問題。大流感過後，流感病毒又已變異了無數次，去哪裡再找回1918年的罪魁禍首？科學家們想起了那些不幸的因紐特人。因為遭遇整村的死絕，他們的聚居區長久以來不再有人類活動的干擾，北極地區又是一個天然的大冰箱，許多死於大流感的因紐特人的屍體完好地冷凍在這裡，其組織樣本中還可能提取出流感病毒毒株。
“二戰”以後不時有科學團隊去北極挖掘屍體以研究1918大流感中的病毒。目前達成共識的是，1918年的流感是由某種類型的甲型H1N1（H、N及數字分別代表病毒中血凝素和神經氨酸酶的種類）病毒引起，但發生了一些特殊的變異。這導致了此次流感的許多異常，例如年輕人中的高致死率。相關研究直到目前仍然十分活躍，《大流感》作者巴里向本刊簡明總結了這些研究目前的進展：“科學家已經測出了1918年病毒的基因組序列並且以此為基礎繼續向前有所推進，但我們仍然不能具體地回答為何這種病毒有如此高的致死率。”
餘波
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召開。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英國首相勞萊·喬治（Lloyd George）、法國總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其他幾十個國家的數千代表在巴黎一起決定戰後新秩序劃分。這次和會將會深遠影響20世紀世界歷史的走向。
廣為人知的史實是，會前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些關鍵議題上與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等人有嚴重衝突。威爾遜主張安撫德國，因為他害怕過於嚴厲的處罰會激起德國國內的反彈繼而引發又一次世界大戰，而自認為法國受難最深的克列孟梭則主張嚴懲德國。另一個受到史學界公認的事實是，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中途生了重病。這場病十分嚴重，使他一度不能會客並影響到他的判斷能力。英國首相勞萊·喬治曾評價威爾遜，“神經和精神在會議中崩潰了”。
最終的結果是，威爾遜妥協了。巴黎和會前，陳獨秀曾盛讚提出十四點建議的威爾遜是“天底下第一大好人”，和會後則表示看清了這個“騙子”。威爾遜的反常甚至導致美國外交部門的不解以及數位外交官的辭職抗議。巴黎和會達成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德國國內也果然遭遇了一系列經濟困境、政治混亂及民族主義與納粹勢力的興起。而和會上將德國在中國特權轉讓給日本的決定則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圍繞威爾遜的病情歷史學家一直有討論，小中風即血管梗死是一種常見說法，被看作是和會後四個月威爾遜大中風的前兆。《大流感》的作者巴里告訴本刊，通過對當時威爾遜私人醫生格雷森的往來電報、記錄和其他檔案的研究，他確信這一切的起因是威爾遜在巴黎感染了流感。“威爾遜得了流感，這種病毒可能導致了中風。1918年的屍檢報告中經常能看到有關腦部血管損傷的記錄。流行病學研究也支持流感和中風之間的關係。”巴里還指出，巴黎和會召開期間巴黎仍處在流感肆虐之下，1919年3月份內與威爾遜同去歐洲的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秘書及其他部分代表團成員感染流感，其中美國和平使團的25歲助理弗雷裡（Donald Frary）因流感在巴黎去世。
巴里對此評論：“威爾遜在和會期間患了流感，這很清楚地對他造成了負面影響（it clearly disoriented him）。也許最終糟糕的條約的出臺與他的健康狀況有關，也許威爾遜為了保全國聯無論如何都會做出讓步。不過巴黎和會條約直接導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張大慶認為，人們在研究歷史時往往忽視了疾病的作用。“歷史上羅馬帝國的崩潰、中世紀的結束都和疾病的大爆發有非常直接的關係。不僅是人口和經濟結構受到影響，短時間內大量死亡的發生——對當時的人而言是短時間內大量不明原因死亡的發生，對社會人心產生的動盪是極大的，其破壞力甚至超過戰爭。”
然而大流感也帶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遺產。除了各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完善，以及國際間公共衛生合作的開展——由此產生了世界衛生組織，更重要的是那些科學家們的“失敗”工作結下的碩果。
在此項研究以前，諾貝爾獎委員會已經因為埃弗裡一生對免疫化學知識的貢獻而慎重考慮授予其諾貝爾獎。但此篇橫空出世的論文實在意義過於重大且太過於革命性，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暫緩授獎，讓時間來檢驗他的這項研究。1953年，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埃弗裡工作的基礎上，對DNA做了進一步研究並闡明其雙螺旋結構。生物學的新紀元由此開始。
除此而外，還有太多的重要成果都和大流感期間的研究有著直接關係。人們都知道1928年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是因為忘了給一個培養葡萄球菌的培養皿加蓋而偶然發現了抑制細菌生長的物質，也就是青黴素。而他之所以在製作那個培養皿，是為了能開發一種使“流感桿菌”更好生長的培養基，他還在延續大流感時期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青黴素挽救了數千萬人的生命。
被問及今天的我們能從大流感中學到什麼，巴里如此回答：“下一次大流感的爆發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的問題。所有的國家都將休慼與共。比如中國，一定會在未來的全球疫情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大流感給了我們很多教訓。如果說哪一條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在危機來臨時，人們要勇於面對真相，而不是迴避或隱瞞，尤其是掌握有權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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