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初期，来先生就致力于清人年谱和时宪书的搜集，这两个门类的前者使他有了《清人年谱知见录》的著述。而对于时宪书却因为所藏之本全被烧毁，故未曾见到他写出相应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其所记可以了解到，他也曾对时宪书十分看重，并且他对自己的所藏也颇为得意，曾有一度他还想把自己的书斋改名。来先生在《旧书店》一文中写道：
我经常到旧墙子河边的废品堆上去闲逛，在一捆捆废书本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藏。有一次，我花费三块多钱买了好几捆废书本，从中捡出了十几本清朝乾嘉同光时的皇历，虽然有些残破陈旧，仍然使我大喜过望，以后由于加倍留心，又陆续收集到一些，加上我原藏部分，断断续续地有百多年，心想如能把清朝皇历收齐，那不是很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吗?我一度还想模仿傅增湘先生因有两部善本《资治通鉴》而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双鉴楼”那样，把我的书斋题名为“清历楼”，后因积累不足而未果。即就这百多年来说也颇自珍惜，不幸在文革“扫四旧”时，理所当然地被付之一炬。
地震后加固之楼
对于时宪书的收藏，来先生竟然有一百多个年号，这个成绩确实不俗。因为我恰好也有此好，三十年的搜集，至今也不过一百多个品种，因为时宪书属于实用品，故保留的概率不高。而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曾专藏明代的大统历，后来这些藏本都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然而，清代的时宪书却未见有专藏之人，来先生提到的傅增湘，其实也有藏历之好，只是这位大藏书家仅藏一些特殊的稀见年号，比如乾隆六十一年到六十四年等等。而来先生则是想把清代的时宪书按照年代一一排列下来，搞成一个大全集。虽然因为文革的原因，使得他的这个志向未果，但他系统地收藏清代时宪书，则是我所知道的当代学者中的第一人。
楼号
仅有一棵枣树
来先生的邃谷楼位于南开大学一个独立的区域内，这个院落面积较大，里面主要是三层到四层小楼，这些楼房的外观都有着横竖的加固梁，显然这是唐山地震后的产物。而邃谷楼所在的一排房则是南大北村10号楼，其楼门前有一棵颇为粗壮的枣树，而我遗憾于其不是两棵。而后我跟随焦老师登上了三楼，这种老楼没有电梯，真不知晚年的来先生是如何上下楼。
堂号
境由心造
焦老师的用心
进入屋中，眼前所见是窄长的一条走廊，走廊的两侧各有几间房。因我在萧山图书馆已经参观过来先生所捐之书，因此我觉得（以为）邃谷楼已经不会看到满壁皆书的景况。然我在走廊内依然看到两侧墙壁上的书橱里放满了书，而几个房间参观下来，里面依然凡墙皆书。真不能想象，当年那些数量巨大的书堆放在哪里。
音容宛在
文革期间，虽然来先生所藏之书基本上被烧掉了，但是他在文革之后又开始故态萌生，他在《散书之痛》一文中写道：“‘文革’过后，我又重整旗鼓再建藏书。当时，一方面社会上流散的图书量大，便于淘书，可谓网网不空；另一方面许多旧雨新知多投入著述，赠书日多。没过几年，我的藏书又恢复旧观，几间住房，都堆置了书。我还因此在天津评选藏书家活动中获荣誉奖。”
整洁的书橱
摆件
可惜的是，我今日走进邃谷已经无法看到这样的现况，因为他的书已经捐出去了很多。对于捐书之地及其所捐的数量，来先生在《散书之痛》一文中写道：“十来年前，我已超过八十岁，不免考虑身后问题。想到这些藏书的去处。晚辈既不从事同一专业，可留的书不多。与其空占活人空间，不如早作安排。我也想到藏书聚散的道理，我同意藏书‘聚久必散’的规律，但也想为书谋得个好的‘安身立命’之所。2007年2月，我终于决心向家乡散书，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和支持。他们建立了‘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和‘来新夏方志馆’，我还支持绍兴一农民创办‘民众读书室’，一共捐赠了万余册图书。”
未整理的书稿
其实他的所捐不仅如此，因为此后不久，天津图书馆的善本部主任李国庆先生又找到他。李主任跟来先生说，天津图书馆建了新馆，李主任特意在新馆内辟出一块地方建起了“来新夏书房”，故其希望来先生将自己剩余的藏本捐到那个书房里面去。其实，在此之前，来先生将书捐给萧山之后就有了一些悔意，他的后悔并不是因为心疼这些书的离去，更为重要者是他在捐书之后仍然在治学，而当年他所买之书乃是他研究学问的资料参考，而在捐书之后，当他突然用到某书而不见的时候，当然会带来些许的不便：“当时心情是激动的，‘不亦善乎’的感情亦是真实的，‘聚终有散’的理念一直是坚定的，对藏书做这样的安置也是妥善的。以后又继续捐赠了一些书，心情也很平静。但是过了一年多，由于若干尚需查阅和翻检的书被捐掉而感到不便时，就有一丝悔意，埋怨自己的草率。”
橱中之物
理智的决定与感性上的难以割舍，这当然都是人之常情。其实，来先生在捐书给萧山之前，曾跟我在电话中商量过这件事。他向我详细讲述了捐书的心态，而我也直率地告诉他自己的意见。他说已经把藏书视为自己的孩子，当他们离去之时当然有许多的不舍，但是他还是捐出了自己的珍爱之物。捐书后的数年，当李主任再次提出让他捐书之时，他说自己确实有了心理障碍，但他觉得自己曾写过一篇名为《藏书的聚散》，此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该文列举了不少历代藏书聚散的故事，而后他得出聚必有散的结论，而李主任找到他也肯定跟那篇文章有一定的关系，这让来先生觉得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总要捐出一些书给天津图书馆。
走廊也成了书房
可是，当他整理自己所余之书时，感觉哪一本书都不舍得捐出去，以他的话来说：“这次散书比前次障碍较大，因为留存的书，有的是朋友签名本，有的是难以断定何时要用，有的是与我共经‘文革’灾难的残留本。拿起放下，好像是要把自家子弟驱赶出家门那样的痛惜。我实在下不去手，只好委托妻子焦静宜办理，规定了三不捐，一是朋友的签名本，二是近几年尚需不时翻检的工具书和专业书，三是枕边的消闲书。一切由静宜决定，我则置身事外，不加闻问。经过几天辛劳，终于选出千余册图书，分装十余纸箱。”
虽然有着这样的不能割舍，他还是假妻子之手捐出了上千册书给天津图书馆。这样加起来，他的捐书数量确实不小。而今我走入邃谷依然看到仍有如此数量不小的藏书，这也足见来先生对藏书有着怎样的挚爱。
《来新夏文集》校样
床上的整齐排列
到如今，来先生的书房仍然是原有的式样，焦老师告诉我，这间书房内的格局完全没有变动，包括桌上的一些陈设她也未曾移动位置。只是来先生在书房内的床上摆放着一些书箱和资料，她正在整理校对《来新夏文集》，故需要把这些材料找出来。即使如此，这些书的摆放也十分齐整。由此可见，焦老师对来先生的深情以及她做事的谨严。
书房之一
来先生的书桌
橱中满满
参观完邃谷，我请焦老师坐下来给我讲述一些不曾了解到的故事。焦静宜从她何以认识来先生讲起，她说自己1975年进南开读书，当时学的是中国史专业。焦静宜说她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先生是在1970年和74年被下放到郊区），所以进入南开乃（时）是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所幸入学一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了，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学校决定给工农兵学员强化补课，而当时来先生给他们这一届学生讲古典目录学。
焦老师说，这是来先生离开讲坛多年后第一次恢复上课，而那时焦静宜是班长。但她刚走入校园后不久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图书馆被封闭了起来，学生们无法借书看，所以来先生在讲课时提到的很多书他们都没看到过。这样的课其实也听得半懂不懂，虽然说来先生很会讲课，因为他的表述清晰明了，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些学生对这门课不感兴趣，但也有少数的学生却很喜欢目录版本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门课能讲得如此生动。
焦老师找来一包书
里面是来先生的批注本
来新夏会讲课的名声很快在学校内传播开来，后来旁听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他们的教室站满了旁听者，这让正式的学生很有意见。这个意见反映到相关部门，于是学校给来先生调了个大教室，这个教室能坐八十多人。但很快又满了，为此，校方（系里）又将来先生的课调到了历史系阶梯教室，但同样有很多人来听讲，这些听众不仅是本系的学生，其他专业的人也来听这门课，甚至社科院和天津图书馆的人也来旁听。由此可见，来先生在古典目录学方面是何等之稔熟。
松鹤延年
另一间书室
依然很满
绿色
来先生的著作
焦老师的书房
出自来先生之手
除了治学之外，来先生把很多精力用在了行政方面，比如他利用国际银行贷款建起了出版大楼。后来又利用邵逸夫基金盖起了学校的第二个图书馆，而这都是来先生对本校的贡献。
对于来先生的晚年捐书之举，焦老师说，她也没有完全理解来先生为什么对故乡萧山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感。因为他在7岁时就离开了萧山，自此之后，再没有在那里长期生活过。而来先生原本应允把自己的藏书捐给萧山方志办，然而萧山市政府认为，来先生的这些书若捐给萧山图书馆会更有影响力。但来先生认为，既允诺在先，不能因此而失言，于是他就将自己的藏书分捐两处，而这两个地方都建起了来新夏藏书专室。
另一间书房
焦静宜告诉我，来先生的遗嘱中提到他的剩余之书还是要捐出，但他要求不能分散。其实此前也有其他地方来谈过，希望得到来先生的所藏之书。其中，包括私人提出要给来先生建独立的藏书馆，但来先生不想让自己的藏书分散多地。
虽然来先生出版了那么多著作，然焦静宜说来先生从不计较稿费，即使稿酬不高，他还要掏钱买一百册。来先生有一个名单，每出新书都让焦老师按名单寄出，除此之外，来先生平时也愿意赠书给喜欢自己著述的朋友。前几年国家图书馆的李际宁先生向来先生要他的稿本，来先生将自己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林则徐年谱》两部手稿捐给了国图。
来先生去世于2014年3月，在此前他的学生徐建华教授提出要给来先生编全集，但来先生不主张出这样的著作，他谦称自己没资格。后来徐建华又带领他的学生编了《来新夏文集》，遗憾的是，《文集》还没有编好，来先生就去世了。因此，焦老师近年的工作就是协助校勘《文集》。
聘书
对于来先生的藏书，焦老师说，还有一些来先生批校之本未曾捐出，而后她给我打开了一个纸包，此书乃民国石印本，里面有不少来先生的眉批。看到先生所批之书，我多少有些激动。虽然说来先生赠送给我不少他的大作，上面也都有他的字迹，但我还未曾得到过他的批校之本。焦老师也明确地告诉我，来先生不希望自己的书分散，故我努力忍住了自己的欲得之念未再张口。
大概十年前，来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在早年就开始收集《书目答问》的名家标注，已经收集了多家，而今他请天图的李国庆主任整理成文稿准备出版。来先生希望我能将此稿校对一过，而我则跟来先生说，这些年来自己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来先生闻言，问我是否愿意将自己的标注汇入该书之中。能如此附骥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立即将自己的电子稿发给了来先生。他收到后，却跟我说：原来你的标注已经有了四十多万字，完全可以独立成书，汇入他的书中有些可惜了。故他建议我独自出版，然我却坦陈地跟来先生说，自己并不介意这件事，能给来先生作出些许贡献，也是我的荣誉所在。然来先生说自己绝不会掠美，于是他提出这部书由他和李国庆与我共同署名。
与来先生、李国庆先生合著的《书目答问汇补》
之后，为了编此书，我们三人有了很多细节上的商议。而后李国庆排好了版式，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该书细校一遍。因为我校对水平有限，故书中还是有些错误。而本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后，我看到这上下两册的一百多万字，还是感念来先生的提携。此后，中华书局还特意为该书举办了学术研读会，在会上我听到许多专家对该书的首肯。虽然有溢美之辞，但跟着来先生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还是令我有些小得意。
我未曾听闻到这部书也获了一等奖
此后，这部书在业界有着不小的影响。焦老师说，这部书的出版令来先生也很高兴，尤其后来此书获了奖。然我对获奖之事却未曾听闻过，于是焦老师起身到书房内去翻找，而后拿出了几本证书。其中之一乃是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获奖证书，此证书中写明《书目答问汇补》荣获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这部书能够得到业界的首肯，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而我却未曾听到来先生提起过。他到了晚年真可谓淡泊名利，而焦老师也奇怪我不知此事。虽然这是迟来的荣誉，但至少我觉得我是本书的作者之一，总还有着与有荣焉的愉悦，而这也更加让我感念来先生的无私。
获奖证书
关于来先生何以要汇编《书目答问》的批注本，他在所写的《我与古旧书》一文中提及到他跟古旧书业行家的交往，此文中提到了天津古籍书店的张振铎、王振永和刘锡刚，而来先生搞书目答问汇补竟然也与书界的这些行家有关系。他在我《与古旧书》一文中写道：
振永和锡刚主要跑南开图书馆，振永和我有更多的私交，所以经常到我家来聊天，有时拿些好版本书给我看。有一次送来两种《书目答问》批注本：一是天津藏书家刘明阳的批注本，一是邵次公的批注本。我连夜过录，数日后始归还。这一过录引起我广搜《书目答问》批注的兴趣。历时半世纪，终于完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利人使用。
既然有这样的批注本在，我问焦老师是否原书还在，她帮我翻找一番却未曾找到，这样的本子当真令我神往。
关于来先生书斋名称邃谷楼的来由，我在此前并未留意，2005年南京的董宁文先生编了一本《我的书房》，其中收有来先生所写《我的书斋——邃谷楼》。我从此文中得知，来先生最早的斋号是蜗居，直到他18岁时才有了独立的书房，虽然这个书房面积很小，乃是楼梯下面的“簃”。但来先生却将他改造成了书房，对于堂号的来由，来先生在此文中写道：“有了独有的书斋，自然应该有个能登大雅的斋名。我从昏沉的楼梯底下苦思冥想到幽暗的深谷，又把平淡的深字换成比较深奥的邃字，而且这间黑屋是占有从楼下到楼上的空间，至少有点楼味，于是便果断地定名为‘邃谷楼’。”
当年的邃谷楼其实面积仅8平方大小，但来先生却十分喜爱，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邃谷楼记》。来先生自称，此记乃是他用文言文来写作的处女作。《邃谷楼记》颇长，我摘引前面一段如下：
非谷而曰谷，何也?惟其深也。无楼而曰楼，何也?惟其高也。惟高与深，斯学者所止焉尔。邃谷楼者，余读书所也。沉酣潜研，钻坚仰高，得乎书而体乎道，邃然而自适焉。晦翁朱氏诗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朱氏之为是诗也，时方与象山辨致知格物之同异，称商量且以邃密为言，喻其深也。今余以邃名谷，又以邃谷名楼，盖亦示志学端倪而专攻史学之志略尔!
这段话解释了他何以以邃谷名斋的缘由，同时也可窥来先生在治学方面有着宏大的愿想。难怪他在时间允许之时，能够在三个学科迸发出异彩。这样的先生我却跟他有着时间不短的交往，而这也正是我的幸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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