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挪死,人挪活,穷则思变,改变人生从改变生存环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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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夏访粤东梅州侨乡随笔

曾祥裕 曾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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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改变人生从改变生存发展环境开始。

夏访粤东梅州,深入古乡镇,看到一幢幢中西合壁建筑风格豪宅。他们的主人大多为远走他乡奋斗成功的富商或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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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据史料记载,宋末时梅州先民就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成为早期的海外华侨。据上世纪末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梅州拥有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乡亲230多万人,归侨12万多人,侨眷170多万人。 自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代100年来,梅州的历史文化与华侨、华人密切联系着。

载入《梅州市志·人物篇》的100多人,其中侨界人物就有30多人,占四分之一多,也就是说,活跃在梅州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影响梅州社会发展的知名人士中,有四分之一多的人是华侨、华人或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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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穷则思变,走出山沟沟,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拼搏,书写了客家人迁徙海外艰苦奋斗的血泪史。在海外创业成功的客家人不忘初心,报答父母,往往将积攒的钱带回家建新房,因接受了西方建筑文化,又将之融入客家建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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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白宫镇新联村的联芳楼,其外表是西洋风格,在两层楼上建有三座穹顶的钟塔,正面30多根墙柱,20扇拱形窗户,以及墙面、墙角,都嵌饰着浮雕和绘画。穿过西式门进去,屋内却是“三堂四横”的殿堂式围龙屋,屋内的走廊柱子和楼梯地面的装饰,全是龙凤、牡丹等汉民族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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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建筑在梅州各地还有不少,如梅州大桥北端的万秋楼、梅城达夫楼、大埔的蓝森堂等等。

尤其进入“历史文化名镇”——百侯镇境内,更是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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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人眼球的是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被称为肇庆堂,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保存完好。

肇庆堂,也叫敬修衍庆,建于1910年,距今已有90余年历史,由杨荫恒斥资8万光洋兴建。肇庆堂是一座中西合璧式建筑,主体为“堂”、“横”组合的府第式客家围屋,平房为中式结构,紧挨中式平房的是一座西式回字结构的两层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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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既传承了客家民居的特色,又融入西方建筑的设计。屋内的梁柱、斗拱结构坚固精巧,装饰雕龙画凤、造型精致、栩栩如生,既是一座客家民居之典范,又如一件精雕细琢的立体画屏,可以说是百侯最美古建筑。

据介绍,肇庆堂由侯南村人杨敬修的三儿子杨荫垣兴建,建房时选取优质石材、木料,并从各地请来建筑、雕刻、绘画水平精湛的工匠,建造西式洋楼时还特地聘请外国人监工,先后共历时3年才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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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像肇庆堂这样中西合璧的建筑,在百侯镇上并不只一处。清末民初时期,百侯镇许多村民外出经商,后回乡建房,引进了不少独具外国风情的建筑。历经时光的洗礼,其中一部分仍然保存至今。

我们离开百候,来到大埔县西河镇车轮坪村。这里有张弼士的故居——光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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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禄第背靠雄浑的大山,但是遗憾的是身后隔条河,犯了背水一战大忌。不过左右护砂像两只宽大的手臂把光禄第揽在怀里。

光禄第设有三堂四横一围,共有18个厅、13个天井、99个房间,是罕见的大型客家围龙屋。其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建筑气派不亚于山西“乔家大院”。

光禄第中西合壁,正门前的两根柱子为花岗岩石柱,与传统的客家围屋为木柱不同,更为受力和耐久。壁上彩绘图案则兼具中西文化的色彩。

我对张弼士的了解,始于CCTV-12《见证》栏目曾播出了纪录片第5集——到海外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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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弼士(1841-1916年),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他被称为红顶商人,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和他相比,我们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只是二品大员。张弼士是那个时代的华人首富,财产比清政府国库都多,是同时代胡雪岩的4倍,可谓真正的富可敌国;他怀实业兴邦之志,一生先后在国内创办几十家企业,其中最负盛名的张裕酿酒公司辉煌至今;他做客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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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世人皆知:南有胡雪岩,北有张弼士。

有识之士认为,张弼士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又更多与自身的智慧与努力分不开。晚清“海禁初开”之时,他便跟随其他人远赴南洋,先是在当地一家华侨开办的温氏纸行打工,深受店主的赏识,不仅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还传授他经商之道。张弼士在岳父病故后,继承了其遗产,开始经营酒行,迈开了事业的第一步。这时恰逢清廷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开展了洋务运动,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号召海外侨商回国投资实业,张弼士便是第一批抓住机遇回国兴办实业的人。

张弼士等梅州客家商人发迹史,雄辩地说明了,树挪死,人挪活,穷则思变。人要改变命运首先要从改变生存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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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末一代代客家后裔又远渡南洋、美洲劳工,尔后辐射到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繁衍了一亿多客家人及其后裔。

海外客家人多半是“扎条裤带出远门”,飘洋过海创业。马来西亚著名侨领叶亚莱是创办吉隆坡的开埠元勋。该国大埔籍华侨肖畹香先生,10多岁还在大埔山区放牛,尔后“一条裤带”闯南洋,白手起家,成为当地巨富。

无论是张弼士,还是叶亚莱或者肖畹香,他们的成功,说明人固守偏僻山沟,只能穷其一生。走出去,才有机会。敢闯敢干,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华侨,简直就象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哪里就在哪儿扎根茁壮。

华侨这种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之兴起与茁壮成长,都来自于环境的逼迫,当付诸于实践时,那是一种 "需要"的平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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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多半,出身贫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家乡,即已表现出为满足"生存需要"的行为,到了异地,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的情况下,一切只有靠自力,深植于心的紧张感、压迫感与危机感,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形势逼使他们只有不断地工作,来换取 "需要"的满足。"钱"是他们需要的,因为财富可以换得异族的尊敬: "创业"是他们需要的,因为自己的事业可以降低受环境左右的力量。他们深知只有这些在异地才是 "真实"的,所以他们可以忍受一切挫折屈辱,埋首向前。

 勤奋赚钱的毅力,做老板的决心,成为华侨独特的 "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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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州客家人穷则思变,漂洋过海创业历史,我们看到客家人迁徙轨迹的新变化。

客家人生活圈由"无客不山,无山不客"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勾勒了客家生存空间的拓展。

从住在山中山,过着穷中穷,到漂洋过海创业,说明了客家不是封闭的民系,从山区文化到接受海洋文化,人随着生存平台的变化,完成了文明进程大转折,也实现了人生舞台大腾跃。

而且不断寻找更好的生存发展平台。华侨决不会坐井观天或划地为牢。他们认为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日本不行,那就去美国;大阪不行,那就去旧金山。他们的观念无国境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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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条件更好、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距自己安身之地有十万八千里,他们也会毫不迟疑,打点行装,背起行囊便 "开步走"。

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业成功,有识之士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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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移居海外,碰到了与原乡迥异的环境,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征又有所表现。 主要是抛弃了自身的一些缺点,吸收了别人的一些优点,创造了在原乡创造不出的业绩,同时也和具有相同经历的其他客家人一道,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客家海洋文化。

何谓客家海洋文化?目前概念还不够明晰。大海是人类共有的生存环境,海洋文化具有对世界开放的含义,成熟海洋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客家人把生活圈扩展到了海洋,也就分享了这笔财富。

客家人在海洋环境中,固守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兼容了世界各国文化的诸多长处,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既铭刻着客家山区的文化记印,又在审美意识、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等方面与开放的海洋环境相协调,能为东、西方人所接受,这么一种文化就叫做“客家海洋文化”。

二是矫正了 人生坐标。 客家人的突出弱点是重功名轻工商,这要归咎于科举。科举制促进了文教发展,但却让人们背上了精神枷锁,扭曲了文化心理,妨碍了工商业发展。人要生存,第一需要是物质财富。读书是好事,但不应过分追逐功名。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也没得到功名,却荒废了功业。功名不能当饭吃,物质追求怎么也得排在功名之前。要克服这个缺陷,就得把人生坐标矫正一下,可是守在本士却已经难以做到。一部分客家人到了海外,换了个环境,才发觉原来功名并没那么重要,学习文化,掌握本领,还不如用在创业上好。丢弃了精神包袱,就能轻装前进了。可说这是文化心理上的重大转折。

三是转变了经营理念。随着西风东渐,粤商在大力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商业思想的影响。岭南地区粤商包容性强,容纳吸收了西方商业文明的结果。近现代香山地区(泛指珠海、中山、澳门等地)的粤商创办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成为了现代中国百货业和集团公司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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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张弼士、叶亚莱或者肖畹香,现当代的李嘉诚、郭炳湘兄弟、霍英东等著名粤商,成为中国企业家效仿的榜样。从学理背景看,粤商精神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突出特征,而岭南地区较好地保留和积淀了中国几千年的家文化和儒家伦理。

“敢为人先,和气生财,利己而不损人”的文化传统熏陶了一代代粤商,保障了粤商不断演绎历经磨难而不断代,游历海外而不衰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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