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民國曆史，感受大師風範。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民國，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傅斯年卻在寫給老師胡適的信中陣前倒戈：“蔣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實則缺乏起碼的改革誠意。借重先生您，全為大糞堆上插朵花！”
參政而不從政的原因和理由：
他在擔任國民參政員時，曾經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汙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蔣介石為保護孔祥熙，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想為孔祥熙說情。二人有這樣一段著名的對話。
蔣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介石無奈，只得讓孔祥熙下臺。
1945年6月，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對宋子文的胡作非為進行了猛烈抨擊。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在社會上的一片反對聲中辭職。
五四運動領導
春天，北京爆發了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這就是“五四運動”。
早在1916年，傅斯年就考入北京大學讀書。三年後的1919年，風華正茂的傅斯年不僅參加了震驚中外、關乎中國未來命運的“五四運動”，而且他還被推舉為學生遊行總指揮。
巴黎和會上，中國在列強面前成為一隻待宰的羔羊。被日本割佔的山東，正是傅斯年的故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的這句名言激發出傅斯年強烈的愛國熱情。
“廢除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嚴懲賣國賊！”在遊行中，傅斯年與同學們揮臂高呼。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傅斯年帶領學生直奔趙家樓衚衕，控訴賣國賊曹汝霖出賣山東的真相。傅斯年帶領遊行學生衝進曹汝霖府邸，曹汝霖倉皇逃跑。憤怒的學生隨之火燒曹宅（趙家樓），把“五四運動”推向高潮。
傅斯年與北大和胡適先生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19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說：“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裡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彩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說：“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1917年9月，胡適被北大蔡元培校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他與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沒有從神話中的三皇五帝講起，徑直就講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這不僅讓原來的老先生連呼“胡鬧，胡鬧”，而且也讓聽慣了老講法的學生們大為驚異，認為胡適不講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學教授，有人甚至醞釀要將他趕出北大。
顧頡剛是哲學系的學生，他聽了胡適講課，卻從中聽出了門道。他認為胡適讀的書固然不如原來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聽說有人想要趕走胡適的事，就請好友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傅斯年聽後也感到確有新意，很佩服他對內容的把握和他講課的風格。於是就給哲學系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平時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話，就將這場醞釀的風波平息下去了。
備註：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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