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湖夜读 生徒济济

“十年课读冀成功,夜雨西窗烛影红。棫朴菁莪沾雅化,士林无地不春风。”清代乾隆《陵水县志》中,有好几组“八景诗”和“新八景诗”,这首《顺湖夜读》是“新八景诗”中的一首,作者是曾日景。乾隆戊子年(1768年),他参加顺天府(今北京)乡试中举,成为清代陵水县的第一位举人。曾日景可能是顺湖书院走出去的优秀学子。

知县顾芝建书院

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南长洲(江苏苏州)人氏顾芝赴任陵水知县,目睹当地未有一家书院,慨叹文教难兴,于是率领一众官吏捐款筹建“顺湖书院”,以便教授陵水学子,振兴当地教育。

从顾芝传世的《建立顺湖书院碑记》可知,他在来琼任职之前,曾在广东的雷州和封州为官达八年之久,每每想到进入清代以来琼州“甲第寥寥,而万、陵尤鄙陋”,心里很是不安,而前朝的丘濬和海瑞风度犹存,尚可追忆,何况陵水明代就有陈初(永乐九年举人)、曾忠(永乐十二年中举)之辈科甲题名,更有廖纪官至吏部尚书,为何至今不再有一人呢?心想“人才不择地而生,地运当有藉而灵”,迫切希望兴盛文教,但一直未能实现。

顾芝当时还兼任万州知州,1754年,他在今天的万宁扩建了万安书院,万州人士无不欢欣鼓舞,但是顾芝内心却很不安,对幕僚说他的实职是在陵水,“当必使之辉映左右而后快”。

于是,他和同僚率先捐出廉俸,发动绅士慷慨捐款,在县城东门内兴建顺湖书院。书院于1755年夏天动工,1756年春天落成,总共花费白银约二千两,有讲堂一间、上房五间、大门三间和南北书舍十八间,一切器用毕备。看见的人都说,规模宏大,学子们在里面读书完全足够了。顾芝却说,不是只图壮观,还要延请名师,召集生徒,早晚讲授经典,培养人才,让丘濬、海瑞等先贤的风范长存……

顾芝之所以将书院命名为“顺湖”,一是因循陵水的古称“顺潮县”(汉武帝时所设),二是想与内地著名的鹅湖书院和白鹿洞书院暗中攀比。尽管书院现已不存,甚至当年他让人镌刻的这座石碑业已无迹可寻,但是,作为地方官,顾芝的一片苦心,天地可鉴。

书院建成12年后,曾日景考中举人,倘若他曾在顺湖读书,应当是书院的第一位最大的受益者,且与顺湖书院共同成长。

瞿云魁清账捐钱

陵水历任知县对顺湖书院都倍加关注。

乾隆二十八年,即1763年,时任县令赵振铎牵头,发动县里的绅士捐银一千一百两,购置产业收租,以解决书院的日常开支经费。按当时陵水县的惯例,一两银钱折价七百文钱,也就是打了七折,因此,赵振铎等人所捐钱款实际超过了一千五百两。

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管理不善,有人侵吞了顺湖书院的资产。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广东保昌县丞瞿云魁升任陵水知县,次年,他便清理书院账务,发现每年收到的租金仅有“五十八千九百四十文”,相当于白银八十余两,而其余的园地也都荒芜。瞿云魁查看书院所有地契后,悉数封存在县衙,核计租金根本无法支付师生们的开支,便带头捐出廉俸,聘请名师前来上课,让学子们得以在书院完成学业,使得“生徒济济,诵读不辍”(《陵水县志·地舆志》瞿云魁《新增八景》)。

瞿云魁不但给顺湖书院清了账捐了款,还使书院成为陵水“新八景”之一。

原来,陵水此前的“八景”为“笔锋吐秀”“双女拱峙”“溟涛飞雪”“虚谷传声”“温泉云蒸”“清潭龙伏”“月中甘露”“木墩镇流”,瞿云魁重修《陵水县志》时,发现它们的踪迹大多无法考证,而传闻又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不足以采信,觉得可惜之余,深感陵水胜景随处可见,便选取了县城周边风景幽雅之处,新增了“八景”,分别是“北楼晓霁”“文塔晴晖”“古社春耕”“顺湖夜读”“山亭望海”“桐港渔灯”“南城晚市”“三昧晨钟”。

当然,瞿云魁也做了一组“新八景诗”,其中的《顺湖夜读》这般吟咏:“为效鹅湖训,因悬绛帐高。诸生勤讲学,午夜尽焚膏。片刻还宜惜,三余敢惮劳?芸窗期努力,伫看凤池毛。”可以想见当年顺湖书院勤奋向学,珍惜光阴,深夜苦读的场景。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位于陵水城内路的顺湖书院旧址,因院舍几乎坍塌,如今已全部拆除,周边以居民楼为主,道路较为窄小。据了解,解放后顺湖书院原址曾是陵城镇城中中学的校区,现作为陵城镇某幼儿园园区。几经变化,被挤在居民生活区中的顺湖书院遗址,依旧保留着书香的气息,仍然是教学用地。

曾家三代美名留

本文开头提到的曾日景,1768年中举后,当过咸安宫教习,任过河北保定县知县。按照封建社会的惯例,曾日景的祖父曾允俊和父亲曾书因此被“貤赠”为“文林郎”。祖孙三代都是有故事的人,在县志中均有传略。

曾家祖孙的老家在陵水亮一图,今万宁礼纪镇贡举村一带,后世将村名改为“贡举”,望文生义,先世定是出过贡生和举人。史实正是如此。

贡生曾允俊天性纯和,一门和睦,其文章人品,更是备受当地读书人推崇,可惜十年寒窗,三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但是科场失意并未让曾允俊心灰意冷,而是一如既往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乾隆元年(1736年),曾允俊被荐举为“孝廉方正”,《琼州府志》对此也有记载。

“孝廉方正科”是清朝特设的科举科目,依据汉代的“孝廉”“贤良方正”科目,合为一科。雍正元年(1723年),颁诏直隶省各府、州、县、卫,荐举孝廉方正之士,赐六品章服,以备召用;随后浙江、直隶、福建、广西各荐举二人,用为知县,年五十五以上者用为知州,并规定以后每逢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

曾允俊的长子曾书,自幼就颖异过人,其父便请名师教子。曾书也很勤勉,“文日以进”。乾隆辛酉年(1741年)就成为拔贡,参加过廷试,然后在太学读书,深得时任国子监大司成孙嘉淦(山西进士,1683—1753)所器重。

然而,曾书与父亲曾允俊一样,科考之路充满坎坷——每次考试都是冠军,但是每三年一次的乡试都折戟沉沙,几番下来,曾书便无意科场,返乡建起一座“私立学校”——清源亭,以教书为业。曾书门下生徒众多,参加各类考试皆名列前茅。他教书讲究先敦睦人伦,后讲解经典含义。

曾书还曾经在顺湖书院掌教长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其长子曾日景极有可能也在顺湖读书。

曾书后来还出任了广东肇庆府开建县教谕,鉴于他勤于教书,奖罚分明,颇有政绩,广东学使翁方纲和肇庆知府戴汝槐打算极力向上级举荐他,曾书却以病乞归,无心仕途。

乾隆《陵水县志》收录了曾书的一首长诗《劝顺湖诸生勤学》,如今读来,其谆谆教导之心尚能体察:“青铜本非镜,冶铸须磨莹。荡尽云间黑,皎皎似日明。邪正俱可见,妍媸无弗呈。苟不勤拂拭,尘垢已微生。而况人之性,智愚无定言。学焉乃知道,不学心自盲。嘉肴虽在列,咀嚼识和羹。高山切仰止,阶级以渐嵘。岂是圣贤业,卤莽可有成?功期十年足,读须万卷经。凡事皆忌满,腹笥独喜盈。上下千百载,庶几或令名。谓尔如不信,何以镜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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