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在《煮雪》中写道：传说北极的人们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
故事美得动人心魄，《红楼梦》中煮雪烹茶大抵也是如此吧。
炉上的沸水噗噗作响，茶叶上下翻卷，便听见壶口飘荡出的词句。
那是茶人酝酿了一个冬天的独白，文火一烧，就烧出了下一个春天。
饮茶的人，大多熟悉四季变迁对茶性的影响。
倘若说茶是益友，那么茶器就是邻人了，品茶则是与善人交游。
茶席之上，壶为主人，杯为宾客，宾主酬唱次第有序。
四时茶饮，亦各有不同。
春采明媚之茶，夏取静心之茶，秋日最宜淡泊之茶，冬天煮一壶温厚的老树茶，执一卷书，便可与夕阳安然相望到暮色沉沉。
明代人将在花园中品茶列为十大最煞风景的事之一，《瓶史》的作者袁宏道却说花下品茗是大雅之事。
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品茶实际上是一件私人化的事吧。
日本的仓则行洋在《艺道的哲学》中说，“茶道是茶至心之路”，“茶是宗教的一种存在方式”。
仓则行洋的话不无道理。茶道与宗教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心灵之道。
茶道这门生活艺术承载了宗教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文人僧侣创立和发展了茶道，并将茶道与佛教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心灵的宗教。
中国的茶文化诞生于“泛神论”的文明之中，因而具有宗教文化的基因。
对于农耕时期的茶农来说，陆羽是他们的职业神，茶树是自然崇拜物，茶寮、茶室、茶肆在功能上近似宗教场所，茶客与茶师则仿佛宗教徒与教职人员。
这样的类比或许不太恰当，但毋庸置疑的是，茶道内含了宗教文化的基因。
日本茶道宗师千休利发展了日本的“草庵茶”，他在“禅茶一味”的基础上，将茶道还原于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
千休利告诉弟子，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当弟子问及“茶道的秘诀”，千休利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温暖，炭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秘诀。
千休利作为一代宗师，对于茶的体悟，竟然只是平平常常的“可口”二字。
近日，茶人之间逐渐流行“素茶席”的布置。茶席上摒弃一切庞杂之物，一切以最舒适为准，不加任何多余的器具，越简单越优雅。茶席随心性而置，省下了繁杂的器物，茶道本身回归到对茶的品味，这时候的“可口”才显得有滋有味。
对于嗜茶之人来说，唯有“可口”之茶，方有“可心”之味。
当茶客喝下一泡好茶而留下难忘的印象时，他会久久回味那隽永的味道，并不厌其烦地烹茗煎茶，企图一次次找回那“可口”、“可心”的感觉。
但敏锐的茶人很快会发现，每一个茶芽、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绒毛都有不同的重量和触感。
即使是同一种茶叶，在烘培、发酵等方面也会有着微妙差别，泡茶时水温、时间的差异，也使每一口茶都有着决然不同的香气和色泽。
于是，茶人恍然大悟，过去的“可口”已然逝去，把握手中这一杯茶的滋味，以及此时喝茶的心境，才能品出“可心”的茶之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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