肢體導演張藝謀
從來沒有說過電影方面的事，因為是外行；更沒有議論過張藝謀，因為他是大人物。但最近，張藝謀自己為他的《三槍拍案驚奇》實在鬧的動靜太大，佔住電視屏幕，總在你眼前晃，晃得頭暈。就想說幾句，並不全關電影，也不關他個人。
為了給《三槍拍案驚奇》做廣告，張藝謀表揚他的演員，特別是小瀋陽。說他們的長處是肢體表演，比如要表現“恐怖”，一般電影演員是用面部的心理表情，十幾秒鐘，而小瀋陽他們能用全身的肢體，摔倒、爬滾、哆嗦、抽搐、歪眉斜眼、屁滾尿流，10秒的表演可以擴到10分鐘。他自以為這種表演和導演手法是新的藝術高峰，其實是掉進了黑洞，張的這段自白可以看作是解讀他的電影新作的鑰匙。這幾天電視上不斷展覽《三槍拍案驚奇》的拍攝花絮，張親自演示怎樣踢屁股，要求像足球射門那樣踢，把腿掄圓，一次不行，兩次，直踢了七次。於是，銀幕上就滿是橫飛的肢體，鼻涕眼淚的臉、忽斜忽圓的眼、黑白的陰陽頭、變形的胳膊腿……猛看就像畢加索的那幅《格爾尼卡》的扭曲畫面。
張藝謀說拍這個戲是為搞笑。搞笑是藝術嗎？就算是，也是藝術中很小的一塊皮毛。說到底，藝術要給人以美感。人除了物質需求之外，其精神文化需求有六個檔次，由低到高分別是：刺激、休閒、信息、知識、思想、審美。搞笑屬於刺激這一檔，是最低檔。刺激是一個巨大的精神需求黑洞，它甚至超過了其他五個檔次，因為人由動物變來，有原始性、粗野性。如果不加限制，刺激性的精神產品就有無邊的、可怕的市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在掃黃，卻不可能完全掃淨，但又還得不停地掃。在《三槍拍案驚奇》的宣傳推介中，出品人居然在電視上大聲喊，不管評價多麼不同，只要有人看，能賣錢就行。我們關於精神產品的管理不是一直堅持“兩個效果”的標準嗎？即市場效果和社會效果。現在怎麼自打嘴巴了？這時就不講政治了?如果要更刺激、更賺錢、更市場一點，把賭場和妓院也開放了豈不痛快？
黑格爾的《美學》，比較艱深難讀，但他說出一個簡單的道理：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有兩種，一種是為狹窄的庸俗的興趣所束縛的慾望關係，另一種是對藝術品的審美關係，“人們常愛說，人應與自然契合為一體。但是就它的抽象意義來說，這種契合一體只是粗野性和野蠻性，而藝術替人把這契合一體拆開，這樣，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解去自然的束縛。”社會為什麼敬重藝術家？是因為他們那雙慈祥的手。張藝謀的手似乎並不慈祥，他的作品中總是留戀原始、粗野和野蠻，樂此不疲，總喜歡把戲往下半身導。在高粱地裡做愛，往燒酒鍋裡尿尿，打架鬥毆踢屁股，就是秋菊男人被村長一腳踢傷，踢的部位也必須是生殖器。這些當然刺激，如黑格爾說的也能“起慾望”，也搞笑。但作為一種藝術方向，總這樣搞笑下去，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如果當初我們的唐詩、宋詞、元曲也這樣一路搞笑過來，現在我們的文化會是什麼樣子？不是說藝術不能搞笑，但藝術的方向和本質不是搞笑，尤其它的代表人物不能以搞笑為旗、為業。我們所有的作家、音樂家、畫家、演員、導演等藝術家，都應該有一雙仁慈的手，為社會、為觀眾慈航普度，而不是玩弄和褻瀆他們。藝術家啊，聽聽黑格爾老人的勸告吧，看看你的手，是仁慈的？無力的？抑或是罪惡的？
一個有修養的藝術家惜名如金，珍惜自己的藝術生命，絕不推出水準線以下的作品。米開朗琪羅從不讓人看他還沒有成功的作品，一次朋友來訪，只看了一眼旁邊正創作中的雕塑，他就假裝失手，油燈落地，周圍一片黑暗。吳冠中怕自己不滿意的作品流傳於世，竟自己點火燒了一大批畫。孫紅雷剛在《潛伏》中有了一點好名聲，竟去接這樣的爛片。童子無知，導演欺人。看來一個演員要修到不讓導演誤導，不被人倒著演，還真不容易。社會捧紅了一個大導演，他卻不知自愛，對自己不負責，對演員不負責，對觀眾不負責，怎能叫人不傷心。或者他原來就沒有讀幾本書，現在又忙於搞笑，不讀書，認識水平實在上不去，但文藝研究部門、宣傳管理部門哪裡去了？誰來導一導這個導演？不是剛換了教育部長嗎？快到電影學院去看一看，除了“形體表演”，有沒有開《美學》課、《政治》課？文化部除了講產業發展，下面不是還有一個藝術研究院嗎？電影藝術在不在研究之列？我奇怪，每年賀歲片一出，總是異口同聲地說“票房、票房”，“當日票房”，卻沒有人出來講一點藝術的規矩。也許是因為出不起廣告錢，媒體不給他們話語權。於是只剩下寫博客了。儘管電視上不斷地老王賣瓜，網上一位八○後作家還是說他只能給《三槍拍案驚奇》打一分。這一點認識倒是“老少鹹一”，看來藝術還不會絕種。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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